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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因山多地少，又地處南海之濱，香山人很早就有人被迫出洋謀生。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就有香山人沿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洋船出洋謀生僑居。據清朝光緒年間的《香山縣誌》載，宋、元之間的那場著名的崖山海戰之後，不少香山鄉民為躲避戰亂而大量逃亡海外。明朝以及清初，朝廷都實行海禁，規定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片帆寸板不許下海”；不得與外國通商，“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東南沿海人民，包括香山人民，由於海禁而斷絕了生計，反而迫使他們冒險出洋謀生，漸成習慣。清嘉慶五年，香山居民程世帝等十多人，乘帆船從澳門駛出，“望無涯際之海洋，與洶湧波濤奮鬥”，船行月余，歷盡驚濤駭浪，來到了只有20來間“亞達屋”的檳榔嶼，在這個荒涼的島上，拖着長辮子的香山人居留墾田，建造着自己的異國家園。

在近代以前，華僑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一帶。不過，這些背井離鄉到海外謀生的華人，卻一直被視為“天朝棄民”，“祖國”不僅不關心他們在海外的生死存亡，反而認為他們死了活該，是罪有應得。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爪哇屠殺逾萬華人，即歷史上著名之“紅河（溪）慘案”，消息傳到國內，乾隆說：“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

華工的出現

鴉片戰爭以後，國門被列強打開。隨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列強也迫使清政府開放人力市場，允許華人出洋做工。19世紀，由於美洲的開發，以及澳洲發現金礦，需要大量的工人，於是，列強以契約受僱形式，到我國招募工人，這樣，我國東南沿海人民有了合法出洋打工的途徑。

外國來華招工者，當然會將工作的地方以及工資待遇說得不錯，以吸引華人。我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中，看到一則資料，大概可以窺見當時的契約的基本內容。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日本駐華大臣丁美霞在給清廷一份照會中說：“……華人作工最為勤敏，耕種甚為得力，故有招工之舉。唯出洋時必須定明年限，並言明每日作工不越九點半鐘，每月應領洋銀四元，每禮拜日止工。該工人是日倘欲作工，得利應歸己用。至工人之衣食與往來船費，招工者均應一併發給。若工人在外偶得疾病，招工者必須延醫調治，以昭公平。以上數節，須於合同內詳細註明，以為憑據。……”平心而論。上述數節，即使放在今天，也比某些無視《勞動法》的黑心老闆更體現出人性。但是，說得好聽，合同上寫得清楚，到了異國他鄉，華工們能否享受到如此的待遇嗎？

也有許多人，即使窮困無比，也不願離鄉背井，到萬里之外“淘金”。有一個詞叫“賣豬仔”，如何得來？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美國駐華全權大臣鏤斐迪在給恭親王奕訢的照會中說：“……招工出洋一節中有若許恥辱可惡之事，據本大臣所聞，如果不誣其錯誤之處，大概皆由貴國官員所致。此事固有不以愛憐居心之洋人將招工出洋一事日漸廣大，然非中國奸巧之員與各處不義小人為之幫助，該洋人亦未能自成其事。溯查招工出洋一事，向來多系從澳門將該不幸之工人載於船中，運往（外國）……至於由澳門口運往外國之工人，多被中國人在各地以虛妄之言欺哄，或用力勉強送至澳門。……如此是使販賣人口之徒可以隨意而成其事……”美國大臣所說的，並非是誣陷，美國剛結束南北戰爭，宣布解放“黑奴”，不願蒙上販賣“奴隸”的罪名，倒是我們自己人，某些官員，以及惡霸、土匪，勾結某些無良之洋人，以招工出洋為名，或欺哄，或強搶，將無辜的同胞賣到外國，獲大部之利。這種“賣豬仔”的行為，當時在澳門，在廈門最烈，如英國商人在廈門開辦的和記洋行，就常派人用一種印有“和記”字樣的大米袋將某些路上的青壯年出奇不意地罩住，強裝上船運走。

華工在北美

19世紀40年代，美國三藩市發現金礦，以及修築橫貫美國東西部的大鐵路。以契約受僱形式大量招募華工。廣東沿海的人，尤其是鄰近澳門、見慣洋人的香山人，則懷着夢想，不畏波濤，來到美洲大陸。善於吃苦耐勞的香山華工讓美國人驚喜不已，於是多方招募，開礦修路。作為苦力，大量華工從19世紀中葉進入美國，充當金礦礦工，充當鐵路勞工。1865年，華人移民的人數激增至5萬人，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青年男子。同年，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招收了第一批50名中國勞工。看到中國人能吃苦、工資要求低，又十分順從，這家公司便開始大量招收華人，總共有10多萬華工參加了美國鐵路的修築。

在修完鐵路以後，美國人擔心中國勞工搶了他們飯碗，美國開始排華。1882年通過了停止華工入美20年的排華法案，將華人趕出美國。在此，很應該提到香山籍晚清外交官鄭藻如。當時，鄭藻如以三品官銜大臣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鄭向美國總統提出抗議，要求否決排華法案。後雖改為10年，但他繼續交涉，結果使美國政府同意：經過中國領事館簽發證明的華工，仍可回美。已故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在她的《美國華裔史錄》一書中，就寫到150年前在美國的那群無聲的同胞的辛勤與血淚。香港大導演吳宇森也想拍一部《華工血淚史》，描寫中國人在美國修鐵路的故事。

19世紀末，加拿大要修築一條橫貫東西的鐵路，主要依靠人力，羅渣士峽谷，兩面都是高聳的雪山，工程風險極高，是制約東西鐵路的咽喉工程。當鐵路修到這裡，工程停滯不前，嚴寒的天氣，沉重的體力勞動，危險的工作條件，令勞工十分缺乏。加拿大鐵路公司決定大量聘請華工。工人主要是來自廣東台山一帶。中國工人辛勤刻苦，付出不但是汗水，還有生命。那些爆破的工作，極其危險，當地的工人都不願意做，公司為了吸引華工干，特別規定，誰願意引爆一次，可以申請家人來加。因而也造成華工大量死亡。但華人對修鐵路的貢獻，並沒有得到主流社會的承認。羅渣士紀念碑，也只是記載了探險家羅渣士，如何找到鐵路通過山隘的決口，使鐵路能順利修通，一點也沒有提到中國工人對鐵路修成的貢獻。鐵路修完後，加國政府還將40名患麻瘋病的華工遺棄在一個叫“達斯島”的荒島上，任他們自生自滅。

華工在南美

華工在北美的事，早有所聞，想不到在清代，華工也大量到了南美，尤其是秘魯與古巴。

19世紀時，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秘魯剛於1821年脫離西班牙而獨立。中國人為何要到萬里之遙、環境遠不及北美的秘魯與古巴去做工？對於歐美殖民主義者來說，19世紀時，南美洲、大洋洲以及太平諸島嶼，都尚待開發，需要大量勞工，勤懇馴服又能幹的中國農民，對那裡的環境和氣候都容易適應，正是他們需要的勞力。於是，一批批華工便被招到了南美，在秘魯，在古巴的土地種植咖啡、可可、甘蔗、橡膠等。當然，這當中，有不少華工就是在澳門等地被“賣豬仔”而到了南美的，相信也不乏香山縣的先民。如果華工能夠得到較合理的待遇，遠赴南美墾殖也不失為一條謀生之路。但是，在秘魯，在古巴，華工受到殘酷迫害與壓榨，成為變相的奴隸，許多人死於非命！

秘魯剛脫離西班牙獨立不久，何以如此虐待我華工？這事我未得深究。至於在秘魯、古巴的華工的悲慘遭遇是由誰揭露的？《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恰好有記載。光緒四年（1877年）正月十二日，總理衙門奏請獎勵在香港新聞紙撰文之英國人德尼客二等功牌。原來，英國人德尼客最先在香港報紙“將華工受害之烈屢次設詞撰文”，使外界得知其事。光緒的硃批是“知道了。欽此”。至於清廷最後有沒有給德尼客獎勵二等功牌，便不得而知。

除了德尼客，秘魯華工也向美國求助。60年代，清朝的總理衙門先後接到由美國公使轉來的秘魯華工求援稟文，曾有要施以援手的表示，對此，清廷已不能不重視，覺得非整頓招工市場不可。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一書中，就可以看到這一史實：同治年間，清廷議就招工出洋章程二十二款，並不准在澳門招工。對此，美國公使、俄國公使、葡國公使等都表示理解，惟獨日本駐華大臣，認為不要“相信新聞紙之訛言”，對清政府的做法，“不勝惋惜之至”。

1873年10月，秘魯代表葛爾西耶來華商定兩國通商條約事宜，李鴻章與葛爾西耶談判，提出秘魯虐待華工事，並斥責秘魯為“無教化、無禮儀”之國，不改變現狀，不與秘魯立約。葛爾西耶開始還狡辯，最後也只得讓步，雙方於1874年5月在天津簽訂了《中秘查辦華工專條》與《中秘友好通商條約》。這兩個條約雙方各有讓步：秘魯要求的與西方列強“一體均沾”被寫入條款，但在中方堅持下，秘魯原來不同意的一系列保護華工的措施也寫入條款。

事情還未了結。1875年7月，秘魯派遣特使愛勒謨來華換約。由於李鴻章事前就派已在美國的陳蘭彬、容閎到古巴、秘魯秘密調查，得知中、秘條約簽訂後華工依然受殘酷迫害，非常氣憤。他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怒不可竭地寫道：“自陳、容二員節次分往詳查，始悉該國虐待華工甚於犬馬，受虐者自盡者不知凡幾。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切齒。”所以他提出如果含混與之換約，“則是從前既往之華工不能使生，而隨後之復往之華工又將就死，而十數萬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無來蘇之望矣。”因此，他提出保護華工的換約附加條件，然後再與以前簽訂的條約一併互換。經過近一個月的反覆爭辯，終於迫使愛勒謨以過照會的形式保證秘魯切實保護華工。

到了1884年，在秘魯的華工已多達20萬，工作和生活條件仍然十分惡劣。又是鄭藻如，與秘魯官方交涉改善，並在利馬創辦通惠局，在夏威夷創建中華會館，以解決華工的各種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