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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古代邊城的才俊
亞歷山大·費多羅維奇·克倫斯基於1881年5月4日（俄歷4月22日）出生於俄國伏爾加河畔的辛比爾斯克。這一年是俄國歷史劇烈變動之年，就在克倫斯基出生五十二天（3月13日）前，因簽署“廢除農奴製法令”而獲得“解放者沙皇”之稱的亞歷山大二世倒在了民意黨人刺客的炸彈聲中，其子新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甫一登基就展開瘋狂報復，而革命派則還以更激進的政治恐怖。

亞歷山大是克倫斯基家族的長子，中國人已經習慣的《列寧在十月》中的稱呼“克倫斯基”，在俄國人中幾乎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特殊姓氏。克倫斯基的祖父早年曾在奔薩省的克倫基村做東正教教士，後來就將村名作為自己家族的姓氏——克倫斯基。

辛比爾斯克是俄羅斯帝國歐洲地區偏中南部的一座古代邊城。在金帳汗國瓦解之後，此地成為俄羅斯人、楚瓦什人、烏克蘭人、莫爾多瓦人、韃靼人和哥薩克人的雜居地。早在1648年，羅曼諾夫家族的第二位沙皇、彼得大帝的父親阿列克謝下令，在伏爾加河西岸的山頂上建造了一座名為辛比爾斯克的堡壘，目的在於抵禦屢犯沙皇俄國東部邊境的游牧民族，到了彼得大帝時代（1682-1725年），這座堡壘自然就成了俄國向東部擴張的一個立足點。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末年（1796年）下令建制辛比爾斯克省，首府即設在辛比爾斯克。極為有趣的是，根據俄國語言學家的研究，“辛比爾斯克”在當地的楚瓦什語裡意為“白色的山”，在莫爾多瓦語中意為“綠色的山”，在突厥語中卻是“一座墳墓”之意。

抱貓的列寧
這座古老的城市，還誕生了另一位影響俄國歷史進程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比克倫斯基大十一歲的列寧（1870年4月22日，俄歷4月10日）。弗拉基米爾是列寧的名字，“列寧”則是他成為職業革命家後用的姓氏，據說來自於北方大河——勒拿河，烏里揚諾夫才是列寧真實的姓氏，1924年列寧病逝後，辛比爾斯克改名為烏里揚諾夫斯克，作為對他的紀念。

克倫斯基與列寧是一對不共戴天的政治死敵，但這兩位鄉黨在當年卻有着極其特殊的關係。列寧的父親伊利亞曾身居高位，是辛比爾斯克省的教育督學，而克倫斯基的父親費多爾曾擔任辛比爾斯克男子貴族中學的校長。因此，費多爾是伊利亞的部下，但伊利亞的兒子弗拉基米爾（列寧）卻是費多爾最喜愛的學生。自列寧與克倫斯基的童年開始，兩個家庭就結下了親密的友誼。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也曾是辛比爾斯克中學的優等生。1887年，亞歷山大因為參與民意黨人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行動而被處決，列寧的父親伊利亞被免除職務，但費多爾·克倫斯基校長一家仍然對烏里揚諾夫一家以友情相待。列寧的父親伊利亞1886年去世之後，克倫斯基的父親費多爾就扮演起了烏里揚諾夫家族子女的監護人的角色。

克倫斯基的父親費多爾校長

烏里揚諾夫家族被政府和世人視為戴罪之家，但費多爾仍然不離不棄，以自己的人格和榮譽擔保，給中學畢業成績優秀的列寧頒發了金質獎章。費多爾校長在列寧的畢業操行鑑定上寫着：“他的舉止非常出色，聽課和準備功課都沒有缺點，書面作業完成得也很優秀。學習刻苦，對各門課程都很好學，特別喜歡拉丁語和數學。”繼而列寧以優異成績考入喀山大學法律系，而費多爾對他的專業選擇卻非常失望，他原來極力推薦愛徒備考喀山大學歷史-語言系，因為他本人就畢業於這所大學的這個專業，他更希望列寧像他一樣成為一個拉丁語文學家。克倫斯基曾表示，列寧去喀山大學上學的路費也是他父親所贈。列寧本人後來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還是對克倫斯基的父親費多爾充滿感激的。然而，入學僅僅三個月，列寧就因參與“民意黨”組織被喀山大學開除，而列寧的擔保人費多爾自然受到了牽連。1889年，費多爾被派到中亞的塔什干貴族中學做校長，後來還獲得了世襲貴族的頭銜。
少年體弱多病的克倫斯基，隨父遷居中亞，進入塔什干貴族中學讀書。中學時代的克倫斯基以勤奮好學而聞名，並且擅長舞蹈和演講。他熱衷於戲劇表演，在果戈里的戲劇《欽差大臣》中成功地扮演了紈絝子弟赫列斯塔科夫一角。1899年，克倫斯基以優異成績從中學畢業，奉父命考入彼得堡大學歷史-語言系，但因興趣原因最終轉到法律系。大學時代的克倫斯基身材高大，黑髮鷹鼻，引人注目。但是，列寧在回憶中談到克倫斯基時，對他的印象並不好，稱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克倫斯基是“小拿破崙”、“小牛皮大王”。但奇異的命運總將兩人聯繫在一起，列寧因參加政治活動被喀山大學開除學籍後，雖然身為職業革命家，但仍難以忘情於就學，後來以編外學生身份參加彼得堡大學法律系的考試並獲得畢業證書。於是，兩個鄉黨再次成了校友兼系友。

眾多的西方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都困惑於一個問題：列寧與克倫斯基自童年及青少年，生活的人文地理和社會環境完全相同，家庭環境和所受教育均極其相似，但為何孕育了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運呢？一個果斷剛毅且審時度勢，一個優柔寡斷且虛榮善變，並且這些性格上的差異最終影響了他們的政治之路。

曾同情工人農民
1904年12月，克倫斯基以優異成績獲得大學畢業證書，被聘為彼得堡著名律師奧貝爾的助理律師。1905年1月9日（公曆1月22日）抗議沙皇政府政治迫害、呼籲結束日俄戰爭的“流血星期日”事件爆發了。充滿工作熱情和正義感的克倫斯基參加了律師團，為這一事件的受害者辯護。這也是他接手的第一個案子。克倫斯基撰寫了社會主義革命公告《海燕》，稱讚“流血星期日”犧牲的工農群眾是“革命的海燕”，將之發布在《武裝起義的組織》傳單上。值得一提的是，高爾基也是在得知“流血星期日”事件真相後，在同一時間裡寫下了同名長詩《海燕之歌》，他也因此被列寧稱為“俄國革命的海燕”。克倫斯基激進的政治主張立即引來沙皇政府秘密警察的注意。同年12月23日，克倫斯基被逮捕，警察在他彼得堡的寓所里搜查出左輪手槍和《武裝起義的組織》傳單。1906年4月，克倫斯基因證據不足被釋放，克倫斯基全家被流放到塔什干，同年8月驅逐令解除後，他才得以返回彼得堡。

克倫斯基積極參與維護工人和農民權益的政治案件的辯護。1909年12月，克倫斯基晉升為大律師。1910年，他成為土爾克斯坦社會革命黨案件的主辯律師，他以充足證據和雄辯之才強調社會革命黨人反政府的武裝活動是正當行為，最終使社會革命黨人免於死刑。

此時的克倫斯基，在工人農民等普通百姓，以及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等激進政治組織當中，已榮獲“革命之子”大名。

1912年的克倫斯基
1912年初，克倫斯基參與了為“亞美尼亞革命聯盟”暗殺團成員進行無罪辯護的活動。同年，克倫斯基還加入了為著名的西伯利亞連那金礦“連那慘案”辯護的公共律師團，抗議沙皇政府軍警射殺罷工工人的暴行。有趣的是，列寧這個革命姓氏的來源之一，據說也是為了紀念“連那慘案”。隨後，克倫斯基被基輔高等法院以藐視法庭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的監禁。1913年6月，克倫斯基以其政治威望當選為第四屆貿易和工業者全俄代表大會主席。1914年，克倫斯基被薩拉托夫省沃里斯卡市推舉為第四屆國家杜馬議員。也正是在這一年，克倫斯基正式加入了社會革命黨。

成立於1902年的俄國社會革命黨是一個比布爾什維克資格還要老的左派政黨，其社會基礎與布爾什維克相同，因此在工人、農民和士兵中間極有政治影響，從二十世紀初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和1917年10月）直至1920年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克倫斯基加入社會革命黨，實際上反映了最下層工農百姓群眾的政治呼聲，從1915年起，他就成了國家杜馬中左翼“勞動派”的黨團領袖。

到1916年，克倫斯基已經成為國家杜馬中左翼黨團當仁不讓的領袖和代言人。他屢屢在國家杜馬講壇上激烈批評深陷戰爭危機的沙皇政府，指責軍隊和官場上的貪污腐化和宮廷黑幕。在1916年12月的講話中，他直接呼籲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因此，皇后亞歷山德拉曾用法語憤憤不平地表示：“這個克倫斯基是最討厭的和最不可信任的。”其實，這位來自德國黑森的公主，雖然面容靚麗端莊，卻屢屢挾夫干政，甚至與來自西伯利亞的神人拉斯普京關係曖昧，被世人嫌惡地稱為“黑森的蒼蠅”！

克倫斯基1916年9月發表在《北方札記》雜誌上的文章《第四次會議總結》
俄國革命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蘇漢諾夫在《革命札記》中曾提及，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克倫斯基已成為沙皇政府的眼中釘，為躲避秘密警察的監視，他在大街上時而跳上開動的電車，時而快速地奔跑，時而換上另一輛出租汽車，一副時刻警惕着的樣子。曾在美國採訪過克倫斯基的歷史學家烏傑辛筆下的克倫斯基卻是另一個形象：“1916年他不得不摘除一個腎。而1917年，他大部分時間都處在病痛折磨之中。你還記得，他的歇斯底里和突然昏倒，他經歷着幾乎無法忍受的痛苦。”

至此，一直站在俄國政治前台的克倫斯基顯示於人的形象，仍然是業務嫻熟和頗具正義感的大律師，是思想激進和為民請命的知識精英。

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和總理
1917年2月，震撼世界的革命似乎突然之間就到來了，統治俄國三百零四年之久的羅曼諾夫王朝和專制制度隨即灰飛煙滅。而克倫斯基的個人道路和人生命運也隨着這場革命發生了巨變：個人身份上，從知識分子變成了政治家；與列寧的關繫上，由曾經的同道戰友變成了死敵；人生際遇上，由俄國命運的執掌者，淪為命運被他人所掌握。

1917年2月27日（俄歷2月14日），是二月革命爆發的前夜。克倫斯基在國家杜馬發表的演講中強調，“俄國人民此刻的歷史任務是立即不惜一切代價推翻中世紀制度”。他善於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與工人士兵交流，在眾多的政治活動家中脫穎而出。克倫斯基是最早領導起義士兵的人之一，由此形成了一個被稱為“克倫斯基司令部”的非正式指揮機構，擔負起了領導起義士兵和工人同舊政權軍警作鬥爭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克倫斯基累積了大量的政治資本。

工作時的克倫斯基，列賓畫於1917

二月革命之後，在短時間內，俄國國內出現了政治真空狀態。革命爆發時，布爾什維克僅有兩萬餘人，而且列寧和他的戰友們，或流亡國外，或流放西伯利亞，或被關進監獄。反觀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他們控制了原國家杜馬席位，並且得到了歐美國家的承認。因此，在1917年3月15日（俄歷3月2日）成立的臨時政府中，代表資產階級的十月黨和立憲民主黨人占據了絕對上風，擁有大多數席位，唯一代表中下階層的就是來自社會革命黨的克倫斯基，他擔任了新政府的司法部長。法國駐俄大使莫里斯·帕列羅格在同日凌晨寫下的日記中如是說：“這位年輕的議員克倫斯基，他自己創造了自己，他作為一名律師，帶着政治進程中所獲榮譽，已經成為新政權中最活躍的和最堅決的組織者中的一員了。”

也正是在3月15日晚二十一時，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蘇維埃第一次會議在塔夫利達宮開幕，孟什維克代表齊赫澤被選為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社會革命黨代表克倫斯基當選為副主席。戰鬥在另一條戰線上的列寧把這種特殊的政治格局稱為“兩個政權並存”。

列寧是這樣看待這一政治局面的：“一個是主要的、真正的、實際的、掌握全部政權機關的資產階級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臨時政府’；另一個是‘監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它沒有掌握國家政權機關。但是它直接依靠顯然是絕大多數的人民，依靠武裝的工人和士兵。”而克倫斯基則成為兩個權力中心的唯一中間人與溝通者。

1917年4月17日（俄歷4月4日），列寧從芬蘭歸來，隨即在《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的演講中宣布將革命進行到底，即推翻資臨時政府和“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臨時政府宣布列寧為“德國間諜”，身為司法部長的克倫斯基就此開始對“童年摯友”的追捕。

列寧被迫秘密轉移到靠近芬蘭的拉茲里夫湖畔，居住在一間用樹枝架起來的草棚里。他曾幽默地把這個草棚稱為“我的綠色辦公室”。在那裡，他寫成了極其重要的著作《國家與革命》，闡明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主張無產階級只有通過武裝鬥爭才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

克倫斯基在陸海軍部，1917年

1917年5月18日（俄歷5月5日），臨時政府發生信任危機，克倫斯基出任改組後的陸海軍部部長。自此，克倫斯基經常身着軍服，頭理標誌式的盈寸短髮（這個“海狸”式髮型是他第一任妻子奧麗嘉設計的，他一直將此髮型保持到死），面容嚴肅地出入公開場合，儘管他從來沒有在軍隊服役過，也沒有任何軍職軍銜。當克倫斯基的汽車行駛在彼得堡涅瓦大街上，蜂擁上來的婦女把手中的百合花和玫瑰花撒到他的身上。臨時政府控制的報紙力圖將克倫斯基塑造成“救世主”的形象，稱他為“革命的騎士”、“獅子雄心”、“革命的初戀”、“人民的代言人”、“俄羅斯自由的天才”、“俄羅斯自由的太陽”、“人民領袖”、“祖國拯救者”、“革命的先知和英雄”、 “人民的第一總司令”，有人提議設立“克倫斯基人道主義之友基金”。甚至連宣布退位而命運未卜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7月的日記中也寫道：“這個人在當前時刻在自己的位置干的不錯，算是他的政權中最精明能幹的一個了。”

克倫斯基堅持把戰爭打下去，他親赴前線，勸說士兵不要放下武器，士兵們譏笑他是“勸說部長”。7月22日（俄歷7月7日），臨時政府進行第二次改組，三十六歲的克倫斯基被推上了總理寶座，同時兼任陸海軍部部長。俄國報刊鼓吹的“克倫斯基攻勢”在德軍的反擊下大敗，這不僅耗盡了前線士兵最後一絲士氣，也敗壞了克倫斯基“救世主”的形象，人們開始貶稱他為“沙皇亞歷山大四世”，因為他的名字也是“亞歷山大”。

在前線的陸海軍部長克倫斯基，1917年7月

共濟會的“總書記”
從1915至1917年，克倫斯基還一直擔任一個特殊職務——俄國共濟會“俄羅斯人民大東方”最高委員會的“總書記”。

共濟會是典型的十八世紀俄國歐化的舶來品，甚至有人認為彼得大帝就是被國外共濟會吸收入會的第一個俄國人。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等西歐國家，共濟會原是由“自由石匠”等社會中下層建立的，可是一入俄國，它就改走“高大上”路線：俄國共濟會主要在上流社會和貴族階層中發展成員，如作家普希金、十二月黨人等，其中甚至包括許多皇室成員，如沙皇彼得三世。因此，俄國共濟會在十八世紀以來的俄國政治和社會變遷中扮演了一個極其特殊的角色。

克倫斯基喜歡的肖像照，上有他的簽名，時間約在1917年8月

克倫斯基在回憶錄《歷史轉折中的俄國》中談到：“1912年我加入了共濟會。後來我被選進國家杜馬。再後來經過認真考慮後，我得出結論：我個人的目標與共濟會的目標是一致的，因此就接受了共濟會的邀請。這不是一個平常意義上的共濟會，它斷絕與外國組織的一切聯繫，並允許婦女加入。此外，複雜的共濟會儀式、等級制度已被淘汰。保留的僅僅是不可或缺的內部紀律，對會員的崇高道德素質的要求，以及嚴守秘密的能力。” 該組織的最高理事會成員還包括另一個陣營——蘇維埃政權的領袖齊赫澤、蘇漢諾夫等人。

當代俄羅斯學者佩爾武申在所著《1906-1918年的俄國政治共濟會》中指出：“如果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1917年2月到8月間臨時政府的所有成員，那麼就會發現，克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捷列先科這三個共濟會員在其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1917年7月3日爆發了人民群眾的遊行示威事件，彼得格勒工兵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齊赫澤宣布兩周后召開全俄工兵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討論是否將所有權力收歸蘇維埃。然而到了7月8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卻宣布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是革命政府，並將所有權力移交給臨時政府。列寧視齊赫澤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為“叛賣”行為，給予了嚴厲的批判。7月22日，克倫斯基順利組建第二屆聯合臨時政府，並如願登上總理寶座。同一天，克倫斯基以總理名義簽署逮捕令，宣布列寧、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等人為“德國間諜”。

已經成為臨時政府總理的克倫斯基，1917年8月

在相當長時間內，同時代人和歷史學家都無法解釋齊赫澤為何“叛賣”。而最新公布的檔案文獻足以說明一切：儘管在公開場合，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與蘇維埃政權主席齊赫澤是政治對手，但暗地裡他們卻是俄國共濟會的“親兄弟”。臨時政府部長辦公廳主任加林別林是克倫斯基的密友，身兼俄國共濟會最高委員會成員，他後來回憶：“齊赫澤是共濟會員這一事實，大大減輕了我遇到的難題，我可以很直率地和他說：還固執什麼？因為我們所有人都認為這是錯誤的，應該改正它並按照我們的方案做。”

直到十月革命前，俄國共濟會最高委員會在政壇上的活動仍然十分活躍。加利別林回憶：“最高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是在9月末或者10月初舉行的，這是整個革命期間唯一一次這樣的會議，在其它會議上都沒有基輔會員參加，齊赫澤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之後不久就發生了布爾什維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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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革命失敗而後出逃
然而，俄國共濟會和共濟會內的“兄弟之情”無法拯救臨時政府和克倫斯基的命運。克倫斯基在回憶錄中和晚年接受採訪時多次談到，他任政府總理期間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任命科爾尼洛夫將軍為俄軍最高統帥。1917年9月7日，科爾尼洛夫以軍事政變和率領精銳哥薩克騎兵師進軍彼得格勒來回報克倫斯基的“知遇之恩”。驚慌失措的臨時政府和克倫斯基被迫向彼得格勒蘇維埃求援，與之結成反對科爾尼洛夫的聯盟，五天后才平息了這場叛亂。

科爾尼洛夫將軍（左）與克倫斯基（右）

多年後克倫斯基在採訪時承認：“五十年來，我對這個問題曾經反覆思考過許多次。我發覺在處理科爾尼洛夫叛變案中鑄下了大錯。科爾尼洛夫事件也許是我的政府的致命傷。……科爾尼洛夫事件對士兵們、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會黨的領袖們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響，他們對臨時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為削弱。”

當時的政治漫畫《克倫斯基，把俄國帶入深淵的司機》，1917年8月

這次政治事件充分顯示了蘇維埃政權的力量，也從側面展現了臨時政府和克倫斯基的無能與軟弱。臨時政府的統治危機越來越深，克倫斯基於9月12日（俄歷8月30日）宣布自任最高總司令，又於9月14日（俄歷9月1日）宣布成立以他為首的五人執政內閣。同一天，俄國宣布改制為共和國。

10月20日（俄歷10月7日），列寧由布爾什維克交通員拉海亞護送，經過化裝，戴着假髮，乘着一輛煤水車，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0月23日（俄歷10月10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最後以絕對多數票（十票贊成，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票反對）通過了列寧起草的決議，並且成立了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10月29日（俄歷10月16日），布爾什維克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

與此同時，克倫斯基和他的政府正手忙腳亂地籌劃着鎮壓即將到來的革命運動。

1917年11月6日（俄歷10月24日）黎明，根據列寧的指示，兩千名左右的工人赤衛隊向革命軍事委員所在地斯莫爾尼宮集結。

親身經歷了十月革命的美國記者約翰·里德（John Reed）在著名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中記載：“在斯莫爾尼學院，門口和里門上都站着嚴密的崗哨，要求每一個人出示通行證。那些委員會的辦公室里整日整夜都發出嗡嗡營營的嘈雜聲，成百上千的士兵和工人只要能找到空地方，隨即躺在地板上睡覺。樓上那間宏偉的大廳里擠滿上千的人，在參加那個喧聲震天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大會。”

11月6日晚二十三時，列寧來到斯莫爾尼官，親自指揮起義。斯莫爾尼宮徹夜不眠，彼得格勒通宵戰鬥。自11月6日深夜到11月7日早八點，塔夫利達宮、郵電總局、電話總局、尼古拉耶夫車站、波羅的海車站、華沙車站、發電站、米海洛夫練馬場、卡拉瓦軍事技術學校、阿斯托里亞軍人旅館以及許多重要的戰略據點、國家機關和重要企業，均被起義隊伍占領。到11月7日早晨，彼得格勒已經基本上掌握在起義隊伍手中。

蘇聯電影中的克倫斯基形象

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上午十時左右，看到大勢已去的克倫斯基匆忙登上“雷諾牌”汽車，跟隨插着美國國旗的美國大使館汽車躲進美國大使館，而後逃出彼得格勒。電影《列寧在十月》和許多蘇聯的十月革命史著作都強調當時克倫斯基見勢不妙，向臨時政府部長們撒謊說“決定親自去迎接開來的增援部隊”，隨即溜之大吉，而且還打扮成女護士（一說女傭人）的樣子，身着女裙，頭戴假髮，十分狼狽。為此，克倫斯基晚年數次接受歐美記者採訪，每次都堅決否認了這一點，強調他是正常地穿着自己的衣服離開的，他的汽車沿途還遇到了一個起義士兵，這位士兵認出了他，並向他敬禮放行，在《1917年俄國革命》一書中，克倫斯基如此記載：“或許，在我離開的一秒鐘後，他也無法解釋這是怎麼回事，他不僅放過了這個‘反革命’、‘人民的敵人’，而且也給了他誇耀的資本。”克倫斯基表示，所謂男扮女裝的說法完全是為了敗壞他的名聲，而這也使他終生對女性的裙子懷有恐懼和厭惡之感。

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晚二十一時四十分，與冬宮隔涅瓦河相望的彼得-保羅要塞的大炮開始向冬宮開炮，“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也響起了大炮的轟鳴。從要塞打來的炮彈中有一顆擊中了臨時政府大員們的隔壁房間，嚇得他們魂不附體。赤衛隊員和革命士兵英勇地發起進攻，深夜一時，起義隊伍攻破冬官大門，高呼“烏拉”，如排山倒海般地沖入冬宮。工人赤衛隊負責人安東諾夫-奧弗申柯站在驚慌失措的臨時政府的部長們面前宣布：“我以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名義宣布臨時政府被推翻了。”

11月8日（俄歷10月26日）清晨，當人們醒來，驚訝地在街頭看到這樣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布告：“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國家政權已經轉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機關，即領導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衛戍部隊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約，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成立蘇維埃政府，所有這一切人民為之奮鬥的事業都有了保證。工人、士兵、農民的革命萬歲！”

11月8日，克倫斯基在普斯科夫的北方戰線司令部發布命令，調集支持他的克拉斯諾夫將軍的約五千騎兵軍，向彼得格勒發動進攻，並誇口要在11月11日（俄歷10月30日）攻下首都。11月10日（俄歷10月29日），克拉斯諾夫將軍的部隊到達距彼得格勒僅二十公里的皇村。布爾什維克政權動員革命士兵和赤衛隊，全力組織反擊。11月12日（俄歷10月31日），克倫斯基向蘇維埃政權提出談判的要求，卻遭到列寧的嚴詞拒絕。克倫斯基眼看大勢已去，在11月14日（俄歷11月1日）下午，以政府總理和最高統帥的名義從距彼得堡西南二十五公里的加特契納宮給杜鶴寧將軍發出了最後一封電報：“因本人起程赴彼得格勒去，特要閣下代行最高總司令職務。”當天，克倫斯基化裝成水兵，搭上開往摩爾曼斯克的塞爾維亞軍用列車，逃出了加特奇納。在蘇聯時代的相關歷史著作中，再一次強調克倫斯基是男扮女裝鑽進加特奇納宮殿的密道逃走的，當然，克倫斯基後來接受採訪時，對此依然堅決地予以否認。

漂泊他鄉的孤寂晚年
人生滄桑，命運撥弄。一場大革命讓克倫斯基褪去俄國權力主宰者的輝煌，瞬間變成漂泊他鄉的兩百萬俄國僑民中的一員，也脫下政治家的耀眼新裝。

1918年初，為了參加蘇維埃政權承諾的1月5日召開的立憲會議，克倫斯基冒險回到彼得格勒。但社會革命黨領導層拒絕了他的想法，他不得不連夜轉移到芬蘭。1月底，克倫斯基再次秘密返回彼得格勒，5月初又去了莫斯科，目的在於聯繫反蘇的“俄國復興聯盟”。當捷克斯洛伐克的戰俘軍團發生叛亂之後，“俄國復興聯盟”邀請他進行秘密談判，試圖組織外國干涉蘇俄軍事行動。

克倫斯基與勞合·喬治，1918年

1918年6月，克倫斯基假扮塞爾維亞軍官，在英國外交部的幫助下，由活躍於俄國、德國、法國、瑞典和土耳其之間的英國著名特工西德尼·喬治·瑞利（英文為Sidney George Reilly，在英國情報局的編號是 S.T.-1.）保護，穿越俄國北部，抵達摩爾曼斯克，從那裡乘船到蘇格蘭，再轉倫敦。正忙於英國大選的首相勞合·喬治抽空接見了他，克倫斯基受邀在工黨大會上發表演講，但此時的勞合·喬治領導的自由黨和在野的工黨正高呼“把英國變成一個無愧於戰場歸來的英雄們的國家”，對克倫斯基幹涉蘇俄的建議毫無興趣。之後，克倫斯基去了巴黎，在那裡待了幾個星期，試圖爭取協約國對社會革命黨暫時控制的烏法省的支持，但同樣沒有成功。1918年11月，高爾察克在外國武裝的支持下於鄂木斯克發動政變，宣布成立“西伯利亞政府”，自封“俄國的最高執政者”和俄國陸海軍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克倫斯基在倫敦和巴黎宣布不承認“高爾察克政府”，他的口號是“不要列寧，不要高爾察克”。

1920年代的克倫斯基

1922年至1932年間，克倫斯基一直在巴黎居住。他編輯出版報紙《時代》，出席各種反蘇講座，呼籲西方發起反對蘇俄的“新十字軍東征”。1935年蘇聯出版的著名語言學家烏沙科夫主編的《俄語大辭典》中列出一個新的名詞“克倫斯基主義”，解釋是：“專指小資產階級革命政權的政治家，他用空洞的口號偷偷地與大資產階級勾結。”

1936年的克倫斯基

克倫斯基1938年在巴黎國立新聞俱樂部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西方急需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克倫斯基不僅曾經擔任臨時政府總理，並且精通英語、法語等歐洲語言，因而多次受邀為美國和歐洲大型政治報刊寫文章，到各國各地做報告。

1939年，在原配妻子奧麗嘉去世後，克倫斯基與為巴黎和倫敦報紙工作的澳大利亞記者麗迪婭結婚。在她的幫助下，克倫斯基在法國出版《新俄羅斯》雜誌。1940年德國納粹軍隊占領法國之後，克倫斯基逃到了美國。在1941年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時，克倫斯基希望借希特勒之手消滅蘇維埃制度，但到了1942年，他認識到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本質，認為希特勒不可能成為“俄國的拯救者”，隨即轉變觀點，寫文章支持紅軍戰勝納粹德國和保衛蘇聯。

克倫斯基和新婚妻子麗迪婭以及英文報紙上的報道

1945年，克倫斯基前往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看望病入膏肓的妻子麗迪婭，直至1946年2月她去世。之後他回到美國，並在紐約定居。1949年春，克倫斯基和友人在紐約建立了“為人民自由而鬥爭聯盟”，試圖更為廣泛地聯合反蘇力量。1951年，克倫斯基因政見分歧退出該組織。這是克倫斯基最後的政治表演，此後，他徹底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克倫斯基的兩個兒子格列勃和奧列格住在倫敦，並且與他基本斷絕往來。他初到美國後，沒有住房，不得不借住在朋友西普遜夫人家裡。昔日的俄國政治明星現在成了被全世界遺忘的人，他沒有可以推心置腹或一吐政治訴求的朋友，唯一的安慰是他的女秘書埃倫。埃倫的俄文名字是伊萬諾娃，出生於中國漢口的中俄混血家庭，並在中國長大，父親是在中俄之間從事茶葉貿易的俄籍商人，因此她難得地通曉俄文、英文、法文和中文。1953年，斯坦福大學聘請克倫斯基到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工作，特意招聘埃倫為年邁而視力嚴重減退的克倫斯基做助理秘書。在這之後，埃倫一直伴隨克倫斯基到他辭世。克倫斯基親切地稱她為“總書記”，因為在俄文中“秘書長”（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ль）和“總書記”是同一寫法。
這期間，克倫斯基在美國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州的斯坦福大學工作了很長時間。他從事課堂教學、指導大學生，此外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整理俄國臨時政府的檔案，後來結集為三卷本《俄國臨時政府》（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出版。這是他作為知識分子和大學教師所做的巨大貢獻，這些檔案現在仍然保存在斯坦福大學的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供全世界的研究者使用。

1965年的克倫斯基
1967年11月，克倫斯基被發現患

有胃癌，手術後回到西普遜夫人家裡。此時的他幾乎身無分文，歐美政府與媒體報刊也不再需要他的演講和文字。克倫斯基再度陷入極度窘迫之中。僑居倫敦的俄僑伊琳斯卡婭公爵小姐是他的追隨者和崇拜者，把他介紹到倫敦的一家為窮人提供免費醫療的醫院。克倫斯基來到倫敦住院後，情緒一落千丈，經常處在昏厥之中，醒來便呼喚埃倫的名字。埃倫得知這一消息後，馬上從紐約飛往倫敦。在她的親自料理下，克倫斯基的心情才逐漸有所好轉。但無人為克倫斯基提供返回紐約的機票以及以後的生活費用，埃倫自身也幾乎一貧如洗。苦苦尋求擺脫困境的出路的她，想到了克倫斯基存放在紐約西普遜夫人家中的個人檔案文獻，希望有人出高價收買這批資料。

埃倫先打電話給克倫斯基曾經工作過的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遭到拒絕。但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投來了橄欖枝，表示有興趣收藏克倫斯基最後的個人檔案文獻。1968年12月，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人文研究中心通過檔案擁有人——克倫斯基的兒子奧列格和秘書埃倫收購克倫斯基檔案，估價十萬美元，五年付清，每年支付兩萬美元。後來以這批檔案為基礎建立了德克薩斯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克倫斯基檔案館。這部分檔案是他1917-1969年的有關文獻，共計兩百五十八個文件。文獻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克倫斯基的著作，包括書稿、文章、為寫文章準備的材料、文件、詩作和日記；第二部分是克倫斯基的信件、演講稿和世界各地名義的通信；第三部分是克倫斯基移民時期的政治活動材料和自傳性文件，有一部分特別標有“M“字母，裡面裝的是克倫斯基與共濟會的通信，這部分卷宗上寫着“絕密，只有在克倫斯基死後五年才能啟封”。自1995年起，該中心的克倫斯基文獻對研究者公開。後來，1982年和1988年埃倫又贈送給中心三十五份文件，主要是克倫斯基的個人書信。

埃倫在拿到第一筆款項之後，立即趕到倫敦把克倫斯基接回紐約，並在市長官邸附近租下一套條件不錯的住宅，又為克倫斯基制定了詳細的財政支出計劃，為的是讓有限的資金達到細水長流的作用。

著書立說
克倫斯基最為潦倒和身心疲憊之時，曾在1968年通過特殊渠道向蘇聯政府提出回國申請。蘇聯官方表示歡迎，但提出一個條件：克倫斯基必須發表擁護蘇聯的政治聲明。1968年8月13日一份提交蘇共中央委員會的絕密文件中記載：“......得到他（克倫斯基）的聲明：承認社會主義革命的規律，承認蘇聯政府政策的正確性，承認蘇聯人民在蘇維埃國家領導下的五十年中取得的成就。”這一絕密文件現收藏於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中心”。駐倫敦的俄羅斯東正教主教堂神父別列科夫承認克倫斯基與蘇聯方面的談判是通過他進行的，神父回憶說：“克倫斯基承認，1917年10月事件是合乎俄國社會發展邏輯的。他不後悔發生的事情，儘管過了五十年，他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1917年事件。”（謝爾科夫：《俄國共濟會史1845-1945》，聖彼得堡1997年版，第115頁）但是，克倫斯基隨後又突然收回了回國申請，可能的原因，是1968年8月21日發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晚年克倫斯基，1968年

1970年4月的一天，克倫斯基在家裡跌了一跤，折斷了股骨，隨即住進醫院。念及自己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他的精神完全垮了，決定不再給任何人帶來負擔，只希望早些死去。他開始絕食。紐約診所的醫生不得不通過靜脈點滴給克倫斯基強行注入營養液，他卻總是拔出針頭。去意已決的克倫斯基以這種方式與醫生和護士整整鬥爭了兩個半月。為了早日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甚至懇求埃倫去給他弄來毒藥。1970年6月11日，剛剛度過八十九歲生日（5月4日）的克倫斯基在自己位於紐約的家中去世。2008年3月6日，英國BBC報道了俄文記者阿爾德·克列切特尼科夫的廣播稿《微笑的俄國革命英雄》，他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克倫斯基的死亡可以被認為是自殺（www.bbcrussain.com.28 March.2008)。

克倫斯基的墓穴和墓碑

克倫斯基雖然始終堅持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但他也一直是東正教教徒。他曾在1915年11月出席彼得格勒宗教哲學協會，在演講中強調東正教應該改革，因為“不僅基督教思想家，而且社會主義思想家也講平等，自由和博愛”（索科洛夫：《1917年2月至1918年1月的國家與俄國東正教會》，聖彼得堡2014年版，第434頁）。克倫斯基從此就遭到了東正教的反對和敵視。他去世後，紐約當地的俄羅斯和塞爾維亞東正教會都拒絕將他葬入東正教墓地，認為他是俄羅斯衰落的罪魁禍首。克倫斯基的遺體被輾轉運到倫敦，因為他的兒子奧列格住在那裡，最後葬於倫敦西南郊帕特尼谷（Putney Vale）的公墓里，克倫斯基的墓穴和墓碑沒有任何宗教色彩。這個公墓有一個英國國教教堂，但同時也接受非宗教的殯葬服務，這裡也曾收留普法戰爭後被迫亡命天涯的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的孤魂。

1917年7月，三十六歲的克倫斯基擔任俄國臨時政府總理職務，成為二十世紀俄國歷史上最年輕的最高統治者。而1970年6月去世時，他再次創造了一個紀錄：二十世紀俄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前政治家。

恢復知識分子身份後的克倫斯基，一方面力圖為自己的政治實踐的失敗做出合理解釋，並不斷抨擊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另一方面為了刻意強調自己的社會主義者身份及其革命理想，以及解決客居他鄉和顛沛流離中的生活所需，他用俄文和英文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和歷史著作，整理了大量與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關的歷史文獻，同時還接受了歐美國家眾多記者和媒體的採訪。

克倫斯基的著作，從右到左分別為《羅曼諾夫王朝的覆滅》《俄國革命》《布爾什維主義的序幕》與《歷史轉折關頭的俄國》

1933年克倫斯基流亡倫敦時撰寫了《自由被釘在十字架上》（The Crucifixion of Liberty）一書。他重點描寫了自己為俄國的自由而奮鬥的歷程，“試圖以這種特別的方式來影響同時代人的想法，敦促他們為自由而戰”。《俄國1917年革命》也是克倫斯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完成的著作，講述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對1917年所形成的政治形勢提出了自己的認識，解釋了自己當時所作的諸多決定的必然性，同時也提到了布爾什維克和科爾尼洛夫的作用。克倫斯基還根據自己對羅曼諾夫王朝末期的了解，並以一些皇室內部日記、書信和回憶錄為基礎，撰寫了《羅曼諾夫王朝的悲劇》一書，從多個視角展現了皇室貴胄的滅亡和沙俄帝國的覆滅。

《歷史轉折中的俄國》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克倫斯基在美國流亡時期寫成的。在這本書中，他不僅回憶了自己的家庭、學生時代、革命活動和共濟會經歷，還回憶了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以及俄國當時一些重要的國務活動家的情況。克倫斯基稱，雖然這是一本以他自述為基礎的個人回憶錄，但其內容卻具有“歷史性”和“客觀性”。

《布爾什維主義的序幕》書影

1917年9月發生的科爾尼洛夫叛亂是決定克倫斯基政治命運的關鍵事件之一。克倫斯基流亡國外後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反思和研究，他撰寫了關於科爾尼洛夫叛亂的基礎性研究著作——《布爾什維主義的序幕》。作為科爾尼洛夫叛亂的親歷者，克倫斯基通過解讀1917年10月8日審訊科爾尼洛夫的速記記錄，向讀者揭露了這場叛亂的真實面目和俄國革命歷程的沉痛轉折。克倫斯基在字裡行間試圖向讀者傳遞一個信息，即臨時政府是可靠的，是得到了全國人民支持的。

《來自遠方》與《失落的俄國》書影

克倫斯基有兩本文集收錄了流亡國外時所作的文章，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來自遠方》收入了1920-1921年克倫斯基對蘇俄時局的評論、對蘇俄與波蘭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外國武裝干涉蘇俄所持的立場等文章；而《失落的俄國》一書收集了克倫斯基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和紐約等地的俄國期刊上發表的有關二月革命、臨時政府時期重要歷史事件以及十月革命的回憶性文章，還收集了克倫斯基對蘇聯領導人和蘇聯政策的評價等方面的政治日記。

克倫斯基評價
如果將時光機器倒轉回1917年，或許可以看出一些克倫斯基的政治和命運的端倪。克倫斯基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想通過召開立憲會議把俄國建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二月革命勝利之後，廣大人民渴望立即享有革命成果，想得到土地，停止戰爭，但克倫斯基政府依然陷於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泥潭，並連連失利，在土地問題上也遲遲沒有作為，立憲會議也未能召開，人們對克倫斯基政府的不滿與日俱增。最後，以曾經的“革命之子”克倫斯基為首的臨時政府被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打敗，變成了人民的“革命死敵”。

弗拉基米爾·費久科著《克倫斯基傳》，此書列入俄國名人傳

或許歷史老人是寬容大量的，或許歷史法官不會厚誣古人。儘管三十六歲的克倫斯基在其政治功名巔峰之際敗給了自己童年的夥伴——四十七歲的列寧；儘管他所領導的臨時政府和政治理想敗給了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權；但是他卻以超常人壽目睹他的政治敵人一個個老去並先於他離世。

當代俄羅斯電視新聞中的克倫斯基

克倫斯基這個世紀老人還親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冷戰、美蘇對抗、中蘇關係變遷和科技革命，他幾乎成了二十世紀整個世界歷史進程的見證者和評判者。

列寧和克倫斯基的恩怨

2009-04-05 19:02:15

克倫斯基，只要學過世界歷史中的俄國十月革命的人，一定都知道那個倒霉的臨時政府主席。但是，列寧和克倫斯基這兩個老鄉之間的恩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

對，列寧和克倫斯基是老鄉。他們都出生於俄國伏爾加河中游的辛比爾斯克，就是現在的烏里揚諾夫斯克(作者1997-1998年曾經在這個城市工作了13個月)。列寧1870年出生於這裡，他父親伊利亞是辛比爾斯克省中學的督學和校長。克倫斯基1881年出生於辛比爾斯克，他父親也是這裡中學的校長。

列寧和克倫斯基的人生有許多巧合。除了上述出生地點的巧合之外，儘管相差11歲，可是他倆的生日卻很接近。列寧生於俄歷4月10日（陽曆4月22日），而克倫斯基出生於俄歷4月22日（陽曆5月4日）。按照現在的星座，好像他們倆都是金牛座的呢。（呵呵，作者我也是金牛男啊。）還有，他們都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有人會說，不對，列寧畢業於喀山大學吧？不是，列寧考上喀山大學之後，由於搞革命活動被學校開除了。後來他輾轉去了彼得堡，以校外生的身份獲得了彼得堡大學的畢業證書。克倫斯基可是正兒八百考上的首都的這所著名大學。巧合的是，他們都讀的是法律專業。

作為列寧和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上台前俄國的最後一位統治者，克倫斯基當然是被列寧推翻的。這好像在他們兩個老鄉之間結下了怨。可是，如果考慮到克倫斯基父親和列寧父親伊利亞之間深厚的友誼，以及克倫斯基父親當年給列寧的幫助，作為一個重視名譽和情意的人，好像列寧應該放克倫斯基一馬吧？不知當初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推翻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政權時有何感受。作為一個後來人，好像我們不能如此去猜測當時人的心理。但是，我覺得從這裡可以看出列寧革命目標的堅定和意志的頑強。不過，後來克倫斯基得以逃脫布爾什維克的追捕，流亡國外，不知和列寧的心軟放對方一條生路是否有關係。（不過，列寧一般不會心軟，比如，他就殘忍地下令殺死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人。）

克倫斯基一家究竟對列寧有什麼恩情呢？原來，克倫斯基的父親和列寧的父親當年在辛比爾斯克有很深的交情。列寧的大哥亞歷山大由於參與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而被殺之後，烏里揚諾夫一家在辛比爾斯克各界受到了排斥。可是，克倫斯基一家對烏里揚諾夫一家還是和以前一樣很照顧。列寧在辛比爾斯克就讀的那所中學的校長就是克倫斯基的父親。正是在他的堅持下（以自己的榮譽和人格擔保，給未來的偉大領袖寫了一份正面的鑑定），才授給了當時的列寧（瓦洛佳烏里揚諾夫）金質獎章，正是靠這個金質獎章，列寧才得以考上喀山大學。列寧本人後來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還是對克倫斯基的父親充滿感激。後來，列寧參與革命活動，被喀山大學開除。之後，克倫斯基的父親也受到牽連，他需要承擔自己的擔保責任。1889年，被沙皇政府流放到中亞的塔什干，也是當中學的學監和校長。

1917年，這兩個從辛比爾斯克出來的年輕人，36歲的克倫斯基和47歲的列寧的命運又一次相交。這一次，不是在他們的故鄉，而是在首都彼得格勒。這一次，不是作為兩個關係友好的家庭的成員，而是作為兩個你死我活的敵對的政治力量的領袖。

這可以說，也是一個傳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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