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情应是这样的 前些日子在微信群里看到篇“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北京‘知青’的女儿”。写作形式似报告文学；作者白描。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还真写过些有关“知青”的作品。这个故事一两万字，记述了一位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寻亲。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最主要原因是故事说到这私生女21岁找到生母之后就没了下文；另外还有些情节牵强。 我本来想把那个故事整理一下贴在网上。既然自己有了以上想法便作罢。然而这两天我又在网上看到介绍日本导演池谷熏大约20年前拍摄了NHK纪录片《延安的女儿》。看过介绍，觉得这个纪录片记述的才是最真实的情况。下面是此纪录片简介。 大约在“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左右（1999年），日本导演池谷熏拍摄了NHK纪录片《延安的女儿》；内容说的是“知青”的弃女寻亲纪实。这才是实情。 导演池谷熏已经在中国拍了20年的纪录片，却仍然不会说一句中文。1993年，他到延安拍片时偶遇了片中那四个正在搓麻将的老红军，从他们口中得知，二十多年前，曾有一批北京来的学生娃在这里插队。老人们还提到，当年是禁止恋爱的，否则要被判刑。这一点激发了池谷强烈的好奇心，他认为年轻人之间是不可能没有爱情的，在这远离城市的黄土高原，肯定会有人相爱，说不定还有了孩子。于是他花了7年的时间，果然在延安找到了15个这样的孩子。 在绵延不尽的黄土高原，“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贫困农村的女孩海霞，一出生就被抛弃，但她一直在寻找抛弃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她的父母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听从毛泽东的指令，从北京下放的“知青”。 “我为什么会出生，又为什么被抛弃？”她的强烈感情，唤醒了原“知青”们不堪回首的回忆。 其中有一位在为海霞寻亲而奔走的人，叫黄玉岭。他也有着难以抹去的沉痛过去。 其实他曾有过一个和海霞同样境遇的孩子。但在那个连恋爱都遭禁止的年代，他被判处“反革命罪”，女方被迫堕胎。如今尘封30年的往事被再次唤醒，海霞与黄玉岭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途。 海霞后来成长为陕西省延安地区的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粗糙的皮肤,红扑扑的脸颊，地里耕作是把好手，已婚，有一个男孩，如果不是偶然，海霞的生活将是平凡的，和周围一起长大的农村姐妹们没有什么分别，但海霞的身世公开后，海霞有了自己特别的故事。 她是400名奔赴延安的长辛店知青的后代，生父叫王露成，在王露成和另一位北京知青非婚生下海霞后，父母即抛弃了她。当地的老乡收养了她,但没过多久，第一个养母便去世了。抚养她长大的是第二任养父养母。一直到海霞有了自己的孩子，养父养母都没告诉过她真正的身世。 而当年的北京知青王露成与恋人回城后，因为王露成的工厂小，效益差，俩人便分手了。王露成回城后始终过的很落魄，28年再也没有联系当年的恋人，俩人更没过问那个孩子的下落。 看到已经长大的女儿的照片，王露成第一反应是怎么长这么难看，没有想见面的意思。但海霞是个很有个性的农村妇女，个性非常象张艺谋电影中的农村妇女秋菊和魏敏芝。海霞不图别的，只为能见上亲生父母一面。 起初，海霞希望父母到延安，但被拒绝了。最后，海霞决定自己去北京找亲生父母。海霞最终见到了自己的生父。海霞的生父王露成，在北京一家工厂倒着三班，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昏暗的灯光下，你能看见一个被生活磨难着的男人。 海霞的生母一直没有出场，影片结束的时候，在接听电话时，她的回答是：不愿意认领自己的女儿。 与父亲见面后，海霞回到了养育她的延安农村，依旧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只不过多了一个牵挂的北京父亲。她给父亲的来信中说，家里打了不少粮食。 影片以海霞的故事为主线，期间穿插了其他几个知青的故事： 故事是由一个叫黄玉岭的男子带着池谷薰去农村、北京各处寻找和拍摄的，他同样有一段伤痛的过去：黄玉岭是北京长辛店一中的知青，1968年来到延安插队，结果因为和一个女“知青”恋爱，并使其怀孕而获刑5年。最后人工流产，他的孩子没有生下来。黄玉岭最后留在了延安娶妻生子。看着已见斑驳白发的他不停地奔波着，觉得他一生的意义就只剩下对于当时真相的追索了。他在强制劳改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北京，在当地开了一间小饭店。 也许是因为他有过同样不幸的遭遇，所以想帮助海霞找到自己的父母。他请来与养父母相熟的乡亲，说服他们同意海霞赴京。 除了黄玉岭以外，还有一个叫王伟的当地农民，当年是生产队的会计，和一个北京女“知”青恋爱了，后来说他强奸了女“知青”，被判了15年的徒刑。直到今天，王伟都在叫冤，他说，他们当初连手都没有碰过，强奸也没有具体的说法，没有时间、地点和细节，是一个叫郭忠民的北京干部强迫他认罪的。王伟叙说时，导演给了他很近的特写镜头，你看见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最惨的是影片中另一个留在延安的知青王雄骥，一直单身一人蜗居在窑洞里，他沉溺于书籍之中，也曾经两次入狱。打开跟随他已经几十年的木箱子，里面都是如《判断力批判》、《美学史》、《马克思博士论文》之类的书籍，他将弟弟寄给他改善生活的两千元钱，用来买电视及VCD机，他似乎沉浸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镜头扫过，他简陋的小床墙上，贴满了裸体女郎的画像。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除了让自己在克莱德曼音乐中得到片刻的满足之外，他的人生还剩下什么呢？ 黄玉岭到北京寻到郭忠民时，郭忠民同样是一头白发。郭忠民不由得说起了他的故事。当年为了去延安管理这些“知青”，自己幼小的孩子被送往老家，由母亲照顾，但是生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孩子变成了聋子。他坚持说，他没有强迫王伟，是和当时的公检法一起查办的。 拍摄显然是艰苦的，池谷薰坚持了两年，拍摄了170小时的素材，完成了这部两小时长度的纪录片。《延安的女儿》这部长达两小时的纪录片，就像一部剧情片一样，通过一个让人泪下的故事，反映了一群人的命运，还原了一段历史，将一代人的伤痛又血淋淋地揭开来。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人们心灵的创伤已经结痂，但隐痛依然，并且这种痛还延续到了下一代。 本片获奖： 卡洛维法利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2002年) 宾夕法尼亚电影节最佳作品奖(2002年) 芝加哥国际电影节银奖 (2002年) 捷克国际人权电影节瓦茨拉夫·哈维尔特别奖 (2003年) ……………………………………………………………………… 既然介绍了这部纪录片，那个作家白描写的故事也贴上来吧。不管怎么说，我内心是沉重的。 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北京“知青”的女儿 作者：白描 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为逃避可怕婚姻，跑出荒原寻找她的生母，由此产生了一串揪扯人心的故事…… 1989年5月初，如今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自发组织了一次《苍凉青春》讨论会，作为《苍凉青春》的作者，我应邀出席了这个讨论会。延安城内的北京知青现在约有400多名，出席讨论会将近200人。会上，一位脸蛋红扑扑的姑娘声泪俱下地作了发言。她不是北京知青，但她的发言，却把会议气氛推向了高潮。 她叫王杨玲，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采访她的过程，我胸中一直翻腾一种复难言的情绪。压抑、哀怜、惆怅在一块搅和着，穿过这些感觉，还有一東温馨明丽的光辉投射在心里。她18岁的经历像一面多棱的镜子，折射出人生和社会许多内容。 1970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L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她的呱呱降临，没有给父母带来喜悦和激动，紧紧攫住他们的只是恐惧和羞耻。在离乡背井、孤苦无依的插队生活里，这一对青年男女偷尝了爱情的禁果，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使他们凄苦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然而，由此他们却播下了一颗苦难的种子。望着这个孱弱的女婴，他们六神无主，泪水断线似地滴落在婴儿的襁褓上。 孩子只能送出去，可供这对年轻父母选择的只有这一条途径。下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压力，是人们的耻笑、领导的审查和个人无休止的检讨。他们自顾不暇，更谈什么抚养这个弱小的生命。有收养孩子的人家找到了，他们顾不得细问，便将孩子送人。 收养孩子的人家姓王，是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妻俩从未生育过，抱来孩子的时候男的已经55岁，女的已经47岁。他们听出来这对知青中有位姓杨，便给孩取名叫王杨玲。 小杨玲抱进这户人家时尚不满10天。养母自然不会有奶水喂她，好在家里有只老奶山羊，两个老人每天便从老山羊那干瘪的乳头上捋些奶水喂给她。几个月后，老山羊的乳头实在捋不出什么来了，养母只好把小米压成面，再熬成糊糊抹进她的小嘴里。小杨玲居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日出日落，小杨玲一天天长大。她5岁那年，一对北京知青找到养父母的门上。这对知青便是小杨玲的生身父母。两人早已结为合法夫妻，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他们终于熬完了苦难的岁月，在招工招干的尾声里，被招到铁路建设部门，将远远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来最后看一眼亲生女儿。他们走了，他们的骨血却要留在这里。至于他们为什么没把女儿带走，至今小杨玲无从知晓。总之，她留在了农村，留在了黄土高原。 生身父母的工作地点在唐山。真是这对苦难人儿的劫数，1976年初参加工作，过了半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便在他们脚下发生。之后，有消息传到村里，说那男女二人同死于地震灾难；又有消息说，死的是女的，男的只是受了伤。无论哪种消息均无法证实，而事实却很清楚——从此以后，小杨玲的生身父母再也没有任何音讯了。嚼咽着贫寒农家的粗食淡饭，伴随着高原的风霜雨雪，小杨玲长到16岁。 这一年她正上初三。这孩子也许很早就明白她的身世比别的孩子悲苦，从小读书就很发奋，学习成绩一直在同学中拔尖儿。到了中学，各门功课都优异，对语文则格外感兴趣，她喜欢看书，喜欢写作文，喜欢对着广袤的高原和空阔的蓝天漫无边际地幻想。她为“全国中学生征文比赛”写过一篇名为《我与同学的爸爸》的小说，还给山西《青少年日记》投寄过两篇日记。她暗暗确定了自已未来的志向——当一名作家。然而，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命运却把她推向另外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终将难以回避——养父养母收下别人送来的一个红包包。红包包里包着她的订婚礼金——200块钱。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她便会像村里众多的姑娘一样，被打发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家去，给人家当婆姨，生孩子，然后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度过一生。农村姑娘普遍的归宿她是清楚的，但从来没有把这归宿同自己联系起来。她有点猝不及防。她哭了，抗拒养父养母强加给她的婚姻。然而养父养母不理她。他们太需要钱。 王杨玲16岁了，她的养父已经71岁，养母也63岁了。地里的活儿，就靠这个精神病叔叔。他想干就胡乱干干，不想干就到处乱跑。养父母经济上没有其它来源，就靠土地，土地经管不善，家里早已穷得叮噌响，有时连买盐买灯油的钱都没有，给杨玲订的这个人家，答应事说成先给200块礼钱，订婚席一摆，除了扯八身衣裳，再给200块，结婚时给多给少虽由男家说了算，但总还会有一笔数目。老两口抚养杨玲一场，到老来从杨玲身上讨回点补偿，也不枉16年的辛苦。老两口这么看，村里人也这么看，因而，小杨玲的婚事便定了。 小杨玲则感到自己被拍卖了。家里收了礼金，王杨玲从来没有见过男方。她哭肿眼睛回到学校，见到老师同学不敢抬头，像做了什么丢人事一样。她再也没有心思学习，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了。她哀叹陕北农村的贫穷落后，恨那坑人的封建习俗，抱怨养父养母，同时又可怜他们。她为自己的命运深深地感到悲伤。 好多天以后，她见到了给她订下的那个男的。那是个星期六，她刚放学回家，那男的就扛把镢头进了门，看样子是帮她家去地里干活了。那男的不住地拿眼睛贼溜溜地盯她。她躲进窑里，不一会儿那男的也进了窑，坐在炕沿，一边抽烟，一边主动找碴儿和她说话。他说他给她家干了多少活儿，又说她身上穿的衣服太短，他给她买了新的，过几天就送来。他说他也上过学，本来能考上中学，但一见上学没出息，就回了家；他在家不劳动，做生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又说他在外边搞建筑，跟很多包工头是朋友，有时候给包工头订合同，一听就知道没有几句实话。看着他那灰黄的脸，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还有边说话边往地上吐痰的样儿，她真恶心。 这次见面后，她在学校里写了篇作文《一个中学生的命运》。她流着眼泪，倾诉自己的遭遇。她再也不怕老师同学知道自己的事儿，她要把自己的心声，把她的苦恼、哀伤和悲愤讲出来。老师看了这篇作文，把她叫去，详细询问了她的遭遇。随后，老师明确表示态度：支持她与那男的解除婚约。 老师的同情鼓励给了王杨玲力量。她向家里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不等她说完，年迈的养父便制止她再说下去。老人眼一瞪，说：“好好的婚事退啥哩？退了还不得再找？胡折腾个啥？给我安安稳稳的，甭胡思乱想。” 她争辩道：“你们是包办婚姻，我不同意。” 老人说：“包办？父母给女儿瞅人家，咱这里一辈一辈都这样。不要念了几年书，灌了点洋汤，就给我胡跳腾！” “我还小……” “还小？都16岁啦！好，你小，你小，让我和你妈再把你养活着……”老人一生气，痰涌到喉咙，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 反抗失败了。王杨玲不光未能解除婚约，反而家里不再让她上学。老父亲认为她之所以要退婚，都是念书把心念野了。她被强制性地留在家里。学校生活，令人心碎地和她告别了。 在土地上劳作的重负，开始压在她16岁的嫩肩膀上。每天，她和那个神经病叔叔到地里，从早干到晚，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的时候，仍然不能停歇，家里养着鸡，养着羊，还有一条瘸腿老驴，她必须经管，她所在的村子地处塬区，土地虽然相对较多，但水极缺，一口井钻20多米深才能见水，村里人吃水都花钱买，4角钱一桶。她家买不起，只好自已去绞。 井绳上拴着两只小桶，绞动辘轳，一只桶上、一只桶下，10多小桶倒一大桶。井离家很远，她要歇几气才能把一担水担回家。沉重的劳动压得她难以喘息，她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也不原意和村里人说话。有时正在干活儿，看见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上学或放学，心里就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虽然她已回到家里，但仍然遏止不住对学校生活的思念。 她一遍又一遍回味上学时的种种情景，有些极为平淡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竟是那么温馨，那么富有情致，那么值得留恋，想着想着，她便不由得暗暗掉下眼泪。她想找些书来看，但家里没有。一次见邻家窗台上扔着本破旧发黄的《农家年历》，便借来读，毫无趣味的一本小册子她竟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上边的农谚、生活小知识她几乎都能背下来。平时走在路上，只要发现地上有片碎报纸，她都会拾起，不管上边印着什么，总要细细去阅读。她尽可能地把那些能阅读的东西都收揽到自己手边，聊以消解精神的饥渴，要不，她的精神就会变得更加空虚、更加痛苦。 那个男的经常往她家跑，每次一来，便开始吹嘘自己，她对他讨厌透了。有一次，她终于不能忍受，对那男的说：“往后你不要再来了，咱俩的事，最终肯定不能成。那男的斜眼看着她，说：“不成？你家把我的钱都花了。” 她大声说：“钱，一定还你！” 她猛地下定决心：即使呆在家里，不能上学，也要和这个男的断绝关系，她绝对不能忍受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 她开始寻求支持。她首先想到那位读过她作文的语文教师，可是去找这位教师，人家能给帮什么忙呢？必须找管这号事情的，比如乡上的干部。她的婚事是包办的，她不自愿，政府应该出面干涉。这么一想，她先后去找过乡政府、县妇联和县政府的干部；谁知人家相互推诿你，了无结果。难道她真的就该受那可恶的命运的摆布么？ 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人们好奇地盯着这个泪流满面的年轻姑娘。她不愿意引起人们的注意，走进偏僻的小巷。躲过杂七杂八的眼睛，她哭得更伤心。哭着哭着，她突然想到了死。 死？对，死也是一种反抗，也能表达她对命运不屈从的决心！可是……她死了，对年迈的养父养母打击该有多大？不错，她怨恨他们为她订亲、逼她退学，怨恨他们脑筋陈旧落后，但他们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容易吗？他们也怪可怜的…… 她突然又恨起亲生父母来。她本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既然他们荒唐地生下她，就应该负起责任，尽到自己的义务，然而他们却自私地一走了之。眼下她该怎么办？还回到家里去，等待着某一天去给那个脸色灰黄、满口谎话的男人当妻子？不，纵然死她也不愿意这样。她蓦然想起一位同学在县医院当护工。能不能去找这位同学也介绍她当护工？洗被褥，打扫卫生，挣下钱就去外地。去哪儿，不知道，反正先离开这儿。也不能亏待了养父养母，她会给他们寄钱……主意一定，她便抹净眼泪，奔县医院而去。 谁知到了县医院一问，她的那位同学早就回家不干了。她软沓沓坐在医院走道的长椅上，泪水一下子又涌出来。 “女子，你哭什么？”忽然，一个讲普通话的人问她。 她抬起头，见是一个女的，三四十岁，手里提着药，像是来看病的。这女的眼睛里充满了真诚。从声音她判断出这人是一位留下来的北京知青，不知为什么，一种奇妙的情感使她再难抑制满腹酸楚委屈，“哇”一下哭出声来。那女的在长椅上坐下，抚摸着她的肩头，说：“别哭，说说你有什么事？看我能不能帮你。”于是她一边哭，一边把她的身世遭遇讲了一遍。那女的听罢，眼圈儿红了，安慰她说：“我也是个北京知青，县上还有好多我们这帮人，你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女儿，我们会替你想办法。” 她告诉杨玲，她叫祝萍，在县农行工作。她说她要先和县上的北京知青商量一下，叫她过几天再来找她她把杨玲领到家里认了门儿，还留杨玲吃了顿饭。 10多天后，杨玲又来县上，再次见到祝萍。祝萍高兴地告诉她，她的事儿县上一伙北京知青商量后，决定直接向梁县长反映，因为梁县长也是位北京知青。这一招果真管用，梁县长当即表态说他要干预这件事情。“解除婚约不成问题了。”祝萍轻松而又愉快，一把拉住她，说“走，大伙都想见见你，往后你该怎么办，大伙还得商量商量哩”。 杨玲心里激动，鼻子发酸。她随着祝萍，见到了五六个在县上工作的知青叔叔阿姨，他们个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她、疼她。感受着他们亲人般的体贴抚慰，她索性放声大哭，哭得好不伤心。 这次她没有回家，第二天，她怀里装着叔叔阿姨凑起来的钱，乘车奔向延安。大批北京知青离开延安后，地区劳动人事局下设了个知青处，负责处理知青遗留问题，他们鼓动她去找这个机构。她是知青的女儿，养父养母已那么老，实际上她已无依无靠，往后的事，知青处不能不管。 到了延安，天正下着大雨。找到知青处，杨玲又是浑身透湿。正好知青处有一位叫作余风云的阿姨，是北京知青。听完她的诉说，余风云先把她领回家里，从里到外，替她换了身干净衣服，并留她在家住下。随后，余风云便为她的事跑开了。知青处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他们感到棘手，必须向上请示汇报。事情拖下来了。 王杨玲的身世及遭遇很快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传开。他们纷纷到余风云家中来看她。地区建筑公司陈铁生、刘学军夫妇执意把杨玲从余风云身边带走，他们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姑娘——这棵北京知青伙伴留在黄土高原的可怜的根苗。他们在家里为她支了床，让她安心住下，并交给她一把家里大门上的钥匙。他们知道她渴望学习，喜欢读书，第二天，就领她去新华书店，由她在书架上挑选。 仿佛进入梦境，在人世间，王杨玲没有想到自己竟能领受到这份温情和爱意，她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的泪水止不住一遍又一遍流淌……只是流泪，没有语言。 在《苍凉青春》讨论会上，当王杨玲发完言后，我看到许多与会知青都哭了。这些流落异地，似乎注定要在黄土高原上生活下去的人们，业已组织了一个团体一一延安地区北京知青同乡会，他们决心紧密团结，互相帮扶，共同去走那艰难的漫长的人生之路。他们纷纷发言，表示对王杨玲的满腔同情。有人提议将王杨玲作为特殊会员吸收进同乡会，大家一致通过。还有人当场为王杨玲捐款。讨论会暂时脱离原来的主题，时间围绕着王杨玲而展开。 感谢上苍，王杨玲，这个不幸的姑娘，最终成了延安北京知青共同的女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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