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幼河-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美國現在發現中國借着經濟成就向世界推銷中國道路和模式。對美國的這一轉向，中國對特朗普產生誤判，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沒有理解其國內背景，認為他不過是個商人，從而輕視他履約及守護美國文明的決心和意志。此外，也忽視了美國國內整體民意的大轉變。中國大陸的“親俄疏美”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對中國的負面形象。中國的崛起，在西方看來是一種異質文明的發展模式，它構成了對以自由市場+民主政治+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明和發展模式的嚴峻挑戰。中國的崛起同過去的挑戰者不同。中國奉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由共產黨一黨統治的威權體制，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混雜而成的文化。這套制度文明和發展模式正好和西方對立。

美中之間是存在巨大矛盾的。“文明衝突論”深刻影響着美國的戰略和思想界，其核心思想是，世界將會陷入不同文明的衝突和對抗中，以中國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以美國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最終將會形成對抗，挑戰美國霸權。美國已將中國與伊斯蘭相提並論，認為是基督教面對的兩大威脅。以往美國利用中國抗衡前蘇聯。蘇聯崩潰後，中國並沒有和平演變，且經濟發展，並向世界推銷中國道路和模式，中美之間根本利益衝突尖銳；美國開始對民族主義不斷增長的中國進行遏制。從深層次上看這是兩種文明和制度之爭，不可調和；尤其中間還有個台灣問題，雙方都沒有可能放棄台灣。

就我個人感覺，美國朝野認知轉向是在中國經濟發展後，政治制度上並沒有像他們原來設想的那樣逐漸發生變化；特別是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集權於一身，還修憲取消主席任期制。中國大陸顯現的政局平穩，更未見到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出現。他們覺得原來的“綏靖路線”沒有促進中國大陸內部民主化的發展；而中國大陸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讓這個專制國家對美國越發地構成威脅。如此，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認識，特別是研究政治的學者便紛紛轉向，他們認為“中國不可能成為美國塑造的那種國家，過去對中國奉行的接觸政策不能再繼續”。

美國自認為是西方文明的捍衛者的。這西方文明是“自由市場+民主政治+基督教文明”。而中國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混雜而成的”的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一樣，與西方文明直接對立，如令其無阻礙的在全世界發展，西方文明不但受威脅，而且有徹底被毀滅的可能。中美陷入如此敵對的矛盾，且是兩種文明的矛盾，根本沒有調和的餘地。而美國已沒有後退的餘地，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只能強硬的抗爭到底。

中美之間的關係真如作者所云？此評論後跟帖有些，但多是相互“嘴炮”。為中共撐腰者和看癟中共者相互挖苦，不亦樂乎。此文中心議題：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共政權的相對穩定，引發美國對中共認知的轉向，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方面認為兩種文明的不可調和，則鮮有人涉及。

對於兩種文明不可調和的觀點其實我承認。中國儒家文化與專制制度相輔相成，當然和基督教文化為基礎的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不可調和；但是，真的就在世界上“有你沒我”？這篇論文的觀點是，專制制度的中國大陸現已強大，強大了就要擴張，所以必然危及西方文明。這點我有疑問。至少，在現階段中國大陸還不沒有強大到足以構成對西方文明的威脅。另外，我認為儒家文化造就出來的中華民族向來缺乏對外擴張的野心。中國大陸兩千多年前就建立起大一統帝國；此後大王朝不斷更迭，結果東南亞和朝鮮都未能占領。中國明朝的航海技術可以組成大艦隊遠航；然而鄭和七下西洋也沒在什麼地方建立殖民地。在我看來，中華民族傾向於守成，乃至閉關鎖國（我真難想象共軍如此腐敗，會想着對外擴張。嘿嘿，這是題外話）。或許咱孤陋寡聞，西方政治學家有他們高人一籌的推論。

在我看來，習近平最關心的是他對中國大陸的統治；習近平集團對外的種種政策也是為鞏固自身統治服務的。中共對中國大陸的統治看起來一潭死水，但大家不要忘了，中共內部的爭權奪利可以在任何時候“於無聲處聽驚雷”；看看中共的掌權史就清楚，這個統治集團內部有過多少次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任何一個對中國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習近平看似權力如日中天，其實非常虛弱。實際上他自己心裡也明白這點，所以才鐵腕般的，華極大財力、物力“維穩”。他想稱霸世界？能維持自身統治就不錯了。

對於儒家文化，我認為自從列強打破中華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後就逐漸衰微了。西方文明自從中華帝國大門被列強打破之後便不斷在中國傳播，這是儒家文明最終瓦解的最主要因素。當然，這是個相對漫長的過程。毛澤東打着共產黨的名義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實質上幾乎都是儒家那一套。而中國歷代王朝的特點是建立之初很有組織能力；而毛又動不動就要批“孔老二”；這好像看起來毛是反儒、反傳統，其實這是表象，骨子裡還是儒家思想。毛之後的中共領導人實質上都是尊儒，習近平也不例外。共產黨人要的是自家的朝廷，這和過去專制大王朝無二致。不過中國歷代大王朝（包括中共政權）都有個致命的弱點，腐敗不可抑制，逐漸走向崩潰；不然怎麼會有一個個大王朝建立在前一個王朝的廢墟之上呢？中共強力反腐是徒勞的，而當今，中共走向崩潰後重新建立大一統政權的可能性疑問更大，因為儒家文化的精神漸漸不存在了。那是否會建立效仿西方文明的政權？不幸的是，西方文明還未在國民中深入人心。那時中國的局面是悲慘的；大家可拭目以待。

如果真是這樣，西方人為什麼要怕中共政權？明明是外強中乾嘛。或許這篇文章只能代表一部分西方政治學家的立場。我看川普政府決心從貿易下手整中國大陸並非感到了“你死我活”；畢竟每年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對美國不利（其實這種表面上的“貿易逆差”實際作用如何還是個謎，不然美國幾十年的對外貿易巨額逆差怎麼還挺得住），而且中國大陸確實“沒規矩”，大規模地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美國人說他們就是想討回公道不是口是心非。

附錄：嚴重！對川普的誤判致中美矛盾不可調和

2018-04-23英國廣播公司

　　進入2018年，隨着貿易、台灣等問題全面發酵，美中關係硬着陸可能性大增。

　　美中關係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有一個過程，並非突然而至。我從2014年開始，就撰文提醒外界注意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並指美中進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乃因為在奧巴馬後期，美中關係出現惡化狀態，這種惡化不是由某個突發事件導致的短期關係變壞，而是總體性的。其中一個突出表現，是習近平向奧巴馬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一直未獲美方回應。

　　美國的認知轉向

　　美國宣布將三個航母戰鬥群部署到亞太，防長馬蒂斯說：“我們（美國）的軍力仍然很強大，然而我們的競爭優勢在武裝力量的各個層面已經受到侵蝕。”

　　而在美國國內特別是外交政策和戰略界，則出現了一場有關中國的大辯論，完成了對中國認知的重新轉向。例如，在美國具有影響力的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等鷹牌學者，已經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未來唯一的對手，認為遏制中國將是美國使命。即使像沈大偉這樣的“知華派”學者，對中國的評價也由以前的中性向完全負面轉化，後者曾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一文，雖然他稱題目為編輯所加，不反映其看法，但此類判斷也無意間透露出華盛頓的傾向。

　　特朗普上台後，美國關於中國的辯論已經完成，結論是中國不可能成為美國塑造的那種國家，過去對中國奉行的接觸政策不能再繼續。

　　奧巴馬時期曾在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今年4月在《外交事務》雜誌合刊上發表的題為《中國的懲罰》文章就典型地代表了美國學界的看法。該文說，“美國曾設想，更多地與中國進行經濟交往可以使中國經濟逐步地但是堅定地走向自由化……這一信念驅使美國在90年代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國加入WTO，2006年與中國進行經濟對話，在奧巴馬政府期間與中國進行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但“華盛頓現在面對的是現代歷史上最有活力的巨大競爭者。正確對待這個挑戰，就要放棄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充滿希望的政策”。

　　其中，中共十九大又是一個催化劑。特朗普的前白宮首席策劃師班農對中國尤其“不滿”，他去年年底在東京的演講指出，中共十九大是中國未來全球霸權統治的計劃，西方對此根本沒人關注，所以他的使命就是讓美國明白這點，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現在白宮對中國採取的政策，實際上就是沒有班農的班農路線。此次特朗普對中國威脅發起貿易戰，一篇媒體文章對有關美國媒體與專家、企業和商業聯盟、民調與國會對貿易戰的看法進行梳理得出結論：儘管美國人對特朗普的政策有不同聲音，但在不同聲音背後，卻反映了對中國“不公平”貿易模式採取行動的“共識”。

　　中國的誤判與擴張

　　美國曾設想，更多地與中國進行經濟交往可以使中國經濟逐步地但是堅定地走向自由化。但現在發現中國借着經濟成就向世界推銷中國道路和模式。

　　對美國的這一轉向，中國國內雖然意識到了，卻沒有引起應有重視，尤其對特朗普產生了嚴重誤判，將其在競選期間攻擊中國的言論，以競選語言看待，認為特朗普當選後在中美關係上會回歸正常，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沒有理解其國內背景，過於看重特朗普作為商人的“交易”特點，而輕視其履約及守護美國文明的決心和意志。此外，也忽視了美國國內整體民意的大轉變。

　　正由於有這些失誤，中國在處理對美關係時，雖然就高層而言，尚屬克制，但在具體操作部門以及民間，實行的是以強硬對強硬的“對抗”思維，在外交實踐上，表現為“親俄疏美”，這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對中國的負面形象。

　　為什麼美中關係在奧巴馬後期特別是特朗普執政的這一年多時間裡，會發生質變？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崛起的速度超出西方預期，而中國的崛起，在西方看來，又是一種異質文明的發展模式，它構成了對以自由市場+民主政治+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明和發展模式的嚴峻挑戰。

　　中國的崛起是迄今為止迥然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崛起，無論體量、人口、歷史和制度都同過去的挑戰者不同。自近代以來的霸權轉移，美英之間是在同一種文明、制度和市場的框架下進行的，所以進程比較和平。美蘇爭霸雖然制度和市場不同，但在文明上有交集的地方，蘇聯的斯拉夫文化總體上也屬於西方文化的一種，另外，這也是兩個集團的爭霸，所以它呈現的是冷戰色彩。美日較量則發生過兩次，二戰時期，兩者在制度和文明上都截然不同，市場也有差異，最後發展到兵戎相見；經過民主化改造後，在上世紀80年代，兩者在制度和市場上趨於一致，但在文明上還是很大差異，所以表現為經濟競爭。

　　中國同上述國家都不一樣。簡單地說，中國奉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從市場基礎來說，它不是過去的計劃體制，也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而是有國家干預或政府控制的市場經濟；從政治體制來說，它是由共產黨一黨統治的威權體制，目前發展到具有個人崇拜性質的習近平“一人領導”的極權階段；從文化來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混雜而成的文化。這套制度文明和發展模式在西方看來，正好和自己對立。

　　不可調和的美中矛盾

　　特朗普上任後和習近平先後在海湖莊園會晤，在故宮茶敘。但這種親密接觸並不能掩蓋美中之間存在的巨大矛盾。

　　美國已故政治學家亨廷頓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深刻影響着美國的戰略和思想界。它的核心思想是，世界將會陷入不同文明的衝突和對抗中，以中國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以美國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最終將會形成對抗，挑戰美國霸權，班農就秉持了亨廷頓的這一思想，將中國與伊斯蘭相提並論，認為是基督教面對的兩大威脅。

　　那麼，如何來解釋之前美國歷屆政府對中國實行的接觸政策，支持中國改革開放？

　　在冷戰後期，美國扶持中國，最初是出於抗衡蘇聯的需要，蘇聯垮台後，美國相信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終將會被西方引導民主軌道上來。然而，正如諳熟西方的中國外交官傅瑩所言，中國取得的成功和增強的自信並沒有導向美國願望，反而使中國道路更加不可逆轉；另外，融入國際體系之後的中國，也沒有成為屈服於美國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輔從，而是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參與設計和塑造國際和地區事務的方向。前述坎貝爾的文章就反映了這點。

　　於是，美國很失望。但在奧巴馬後期之前，中國對美國的挑戰還不突出，或者說，美國對中國的挑戰還不放在心上。這之後，美國看到，中國借着經濟成就向世界推銷中國道路和模式已經很明顯了，這就和美國的根本利益產生了尖銳衝突，若再不對此進行遏制，等中國進一步強大，就無法阻止了。

　　在中國看來，美國奉行“例外論”，中國也是一個“例外”國家，中國有世界最長的不曾中斷的歷史，長期是東亞秩序的主導者。隨着國力大增，蟄伏於歷史的這種自豪和優越感被激發出來，中國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智慧可以而且應當走出一條獨特的路來，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故而對美國的遏制自然不滿。對很多中國人來說，要維護自己的發展權益，最終戰勝美國，就必須敢同美國硬碰硬。

　　故可見，文明之爭或者美中發展模式和制度之爭，才是美中最深刻最本質的結構矛盾，它決定了兩者的不可調和，遲早要爆發出來。貿易戰和台灣問題只是這一根本矛盾的外在表現。

　　而從現實層面來說，相對於貿易衝突，台灣問題對美中關係的“殺傷力”更大。台灣問題牽涉地緣政治，無論對美還是對中，都是核心利益。對美來說，保護台灣關乎美國作為世界頭號霸權的信譽，如果台灣在遭受中國武力入侵後不敢保護台灣或者最終失敗，這可能意味着美國霸權的轉移。台灣對中國大陸特別是中共，更是不可承受之重。失去台灣，不僅意味着中國崛起功虧一簣，也標誌着中共統治的可能終結。所以，如果台灣要回歸中國，那麼美中必有一戰，除非華盛頓甘願放棄霸權。

　　在美中由接觸和合作漸向遏制和對抗轉化但尚未成趨勢之際，我曾撰文要中國看清現實，放棄和俄羅斯的“准同盟關係”，放棄和美國對抗的思維，雖然中俄兩國在受到美國擠壓後“抱團取暖”共同對付美國有一定客觀性，可以理解，但如果抱着對抗思維打定主意要同美國決一雌雄，則最後受損的一定是中國。而從今年情況來看，美中對抗已然成形，從事物本身的邏輯出發，既然大勢已成，短期要改變這個“勢”很難，除非一方服軟，做出大讓步，但在雙方民粹情緒的制約以及現實利益的考量下，估計誰都不會作出大讓步。所以我對美中關係的未來比較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