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想相聚在梦中

  国内闹“非典”那年，我妻子和女儿夏天暑假没回国。我岳母因思念女儿和外孙女，秋天的时候来美国看望。老太太两个星期的探亲结束后，我们两口子去机场送行。在老太太进了安检的门后，我忽然看见她放下挎包拿出手绢擦眼睛。她哭了！我赶紧看我妻子，她已经泪流满面。或许你认为在感情好的母子间这很正常；然而却触动了我的心病。默然良久；我怎么就没有这份正常人的亲情……

  那是2003年秋天。其实我早就察觉自己对父母感情淡漠。是不是他们对我不好？不能这么讲，他们一直真心地用他们的方式关爱着我的；可我就是在内心深处不自觉的“不领情”。当然，我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从未发生过什么伤感情的冲突。呵呵，本来就没有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嘛。我对他们有的只是理智上的彬彬有礼。2007年二老相继过世。母亲89岁，父亲92岁，很高寿了。他们的故去没引起我多少悲伤。这让我每每想起就深深的遗憾；更让我难以释怀的是，他们逝去十一年多了，可从未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想到此每每审视自己：我是不是感情淡漠？结论是否定的，坚决否定！我在“上山下乡”期间交结的挚友近些年接二连三的走了。一想起他们我的内心就不能自制的苦痛和悲伤，独自长时间的流泪，同时倍感孤独；而梦中与他们相会倒能让我稍稍释怀。我有常人的情感，可为什么对父母的感情却如此？

  儿时很多情景我仍记忆犹新。妈妈是中学高中语文老师。星期日的上午，我和妹妹挤在伏案判学生语文作业的妈妈身边，问“我几岁了”；妹妹的头刚过书桌。妈妈微笑着抚摸着我们的头对我说“你五岁”，对妹妹说“你四岁”。晚上我和妹妹洗涮完毕躺在床上喊“妈妈快来呀”。那时我对母亲是那么的依恋。儿时的周末，父亲有空就会领着我和妹妹去北海公园或景山公园；他一手牵一个蹦蹦跳跳的我俩。

  我记的自己上小学二年级时和母亲的一段对话。我说“X老师（班主任）说咱们家是‘高知’”。母亲当时正色道“我们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忽然她对我一板一眼地说：“你首先属于革命，属于国家。父母是干什么的跟你走革命道路没关系”。我当时愣在那里良久。

  真的“父母是干什么的跟你走革命道路没关系”？母亲错了，或者她是这么希望。那时我已知道父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我的内心真的恐惧。母亲说“你爸爸的‘右派’已经摘帽子了；他已经又是人民的一分子了”。然而我不由自主地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连我也因此成了“下等人”。

  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从那时起我一直内心压抑。“文革”一来，母亲又成了“背叛革命的可耻叛徒”。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五雷轰顶，似乎人生都没什么希望了。那是整个中国大陆社会陷入病态的年代，中华民族在沉沦。我那时无论怎样“伪装革命”地“与反动家庭划清阶级界限，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都不能改变我“下等人”的政治地位。就在这种氛围中，我长大成人。那会儿我也会想：像父母这样诚诚恳恳敬业工作的人怎么会是“右派”和“叛徒”？可有什么比现实更残酷？！我那时只觉得父母已经成了“苦行僧”，只想用行动表白自己对“革命”的忠诚。是的，我在“上山下乡”时总是收到父亲从“五七干校”寄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或许朋友们会说“‘文革’结束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你父亲的‘右派’不是也‘平反’了吗”。按情理来说可以这么推论；然而我怅然若失。我知道，与父母最真挚的情感已经永远的失去了。

  母亲晚年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记的我在父亲九十岁生日回国陪老人家过生日。母亲的精神状态已不正常，总在我面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我：“我没有归属感。”看着母亲的喃喃自语，我内心有着隐隐的钝痛；可仅仅是钝痛而已。

  两位老人走了，一走就是十一年。我的梦境中时常会与逝去的挚友相会；我盼着和二老也相聚在梦中。相聚在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