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恋注满今生 他，安德列·高兹，法国哲学家，作家。她，是他的英裔妻子,名叫多莉安。当清扫女工看到房门上用图钉钉住的单薄的纸条，她知道，男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缠绵爱情已经落下最后的帷幕。字条上字迹寥寥：“告诉警察不要上楼。”这是一个名叫沃斯弄的村庄。与外面的道路隔开一段距离，是他们居住的雅致楼宇。卧室的床上，他们并排安卧。他们服药了结了一生。那一年，他八十四，她八十三。那一天，是2007年9月22日。 床边的小桌上是一些信札。信中他们向友人诀别，并理性而现实地期望他们能一起火化，灰骸合于一处。此处已不需再多文字，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曾写下一篇感人的铭文，并且公开发表，来纪念他们的婚姻。文章大受读者的嘉许和赞美，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他一生思考、创作留下的任何一部作品。 这篇题为《与妻书：真爱往事》的作品，是一位心间载满恩情的丈夫写给羸病中的爱侣的长达七十五页的情书。在这篇长文的开头，他说：“你啊，今年已经八十二岁高龄。你的身形已不再挺拔，较之从前，甚至矮了六公分，体重也只剩下四十五公斤。但你依然容颜美丽，风韵动人。一起厮守着，我们至今走过五十八个春秋。如今，我对你的爱，胜过往昔。”平实朴素的告白，满是至爱与感恩。万千读者被深深打动，尽管事实上这封情书只写给一个人。在情书中他坦言，他的一生，尽管一直在思考，在记录，并有幸与让﹒保罗﹒萨特这样名满天下的大哲学家成为朋友，但如果没有妻子的存在，也会变得“毫无意义，琐碎苍白。” “我们所共同经历的风雨晨昏，一颦一笑，汇聚起来，便是爱情的全部真谛。我们的爱，浸渍，塑造着你我；两心相依，彼此是各自的依托和诉求。当我写这些字的时候，回望走过的一生，更渐渐领悟，一路有你，生命的意义从此不同。”1947年，他们在瑞士的卢塞恩相遇。那时，她的名字叫多瑞恩﹒凯尔，一个23岁的英国女生。她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身如蓬草，在战后的欧洲辗转漂泊。而他，那时的名字叫做杰勒德·霍尔斯，犹太血统的奥地利人。24岁的他，身无分文，前途暗淡，更不知道脚下的哪方土地是自己的故国家园。他们在打牌的时候相遇。是他主动提出邀请，于是一个生性腼腆的奥地利男子，和一位活泼开朗的英伦女生相拥而舞。那一刻，窗外大雪飘飞。 他，1923年出生在维也纳，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罗马天主教徒。童年，索然寡欢。1945年，他大学毕业了，取得化学工程专业学位。次年，在瑞士的一次会议上，他结识了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两人知道他对道德哲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于是鼓励他继续探求。如果说这次相识是他哲学探索之旅的开始，那么，是他与妻子的邂逅正式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 那时两人都是伶仃的漂泊者。她生于伦敦，童年时被母亲抛弃，后来在英国海滨的一处居所中由她的“教父”抚养长大。 “他们当时都有一种浸入骨髓的不安全感，”一位友人这样说，“于是他们携手打拼，彼此呵护，…她为他保管资料，帮他做研究，与他倾心交谈，每当他有作品问世，她就是第一个读者和唯一的评论员。”1949年9月，他们结婚了，并迁徙到巴黎。依照法语的特点，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多莉安。50年代，意识形态的氛围疯狂而炽烈。他加入法国国籍的要求尚未获准。等待中，他作出一个决定：出于安全的考虑，开始用笔名写作。于是此后他在文章上的署名变成“安德列·高兹”。“高兹”，是一个工业小镇的名字。这个小镇生产过一种眼镜，是父亲当年服役时军队统一发放的。尽管他从来不曾对父亲有过太多好感，但这个笔名成为他对父亲一种独特而隐晦的纪念。 他的很多观点现在看来仍不过时。比如，他强调工作之外，还应有其它人生追求，我们要懂得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他指出有必要设立公众福利的保障性下限；他还警示我们全球化的过程带来很多四处潜伏的环境方面的隐患。此外，他义正词严地反对核武器，是“生态政治学”理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高兹生性害羞而谨慎，活在他自己的理想世界里。朋友戏谑地说他是“一只钻进图书馆的老鼠”。妻子精明，乐观，脸上总挂着笑容，是他的天性的绝好互补，代他与身边的真实的世界应酬周旋。婚后不久，他们便决定不准备要孩子。一次，他这样对《解放报》的记者说，“多莉安是我的，我可不想与人分享。要是我们有了孩子，我一定会特别嫉妒。”“彼此只属于对方”，他们的这种信条与当时的潮流以及他们所融入的圈子有些格格不入。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各自夜夜笙歌，绯闻不绝，但他和她，用友人的话说，却“一如既往地坦诚忠贞，彼此的躯体和灵魂不曾有过丝毫的猜忌和动摇。” 他们在巴黎的寓所总是宾客如云，这里面有他的追随者、弟子和思想界的同行。而且，宾客们总是能准时享用到绝对正宗的英式下午茶。在外人看来，他和她收入拮据，却总是过着优雅精致的生活。还是妻子的话给出了答案，“生活，可以贫困，但不能潦倒。” 1968年的学生运动，让高兹和他的文章声名鹊起。而那时，妻子的身体状况已开始令人担忧。1965年她按照计划进行了背部手术，需要进行X光检查。X光技术中需要用射线不能穿透的碘化油作对比剂，而这种化学物质会带来可怕的副作用：粒子留存在她的颅腔中，同时还结成宫颈囊肿，巨大的病痛愈演愈烈，残酷地煎熬着多莉安。 于是夫妇搬出了巴黎，在巴黎东面80英里的沃斯弄一处宽敞的楼房中安顿下来。多莉安苍老了，病痛有增无减。 2006年5月，高兹与他的出版商麦克﹒德勒姆取得联系，说要给他一个“惊喜”。这便是作者只写给多莉安一个人的“淌着泪水完成”的《与妻书：真爱往事》。德勒姆后来回忆说，“我们当即意识到，这是一篇至真至美的伟大作品。” 他与她，相逢于战后的喧嚣乱世，相互依偎，走过五、六十年代的狂躁岁月，最终一起离开尘世，兑现了彼此用平等的灵魂订立，一生的时光封存的爱的盟约。《与妻书：真爱往事》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最为令人难忘的，莫过于结尾处作者写给自己英国妻子的坦荡无拘而余韵悠长的绵绵情话： “我们都怕对方先自己而去。那么，期待奇迹发生，如果真有来世，我们依然携手。” 附： 与妻书：真爱往事（节选） 安德·高兹 我给你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你的背影：你在拉霍亚海滩上踏着海水漫步。你52岁了，依然充满迷人的魅力。你的这一形象，我最喜欢。 一等到你的诊断结果出来、手术日期确定，我们就去你设计的那所房子住了一个星期。这房子真是神奇，里面所有的空间都呈梯形，卧室的窗户正对着窗外一片林子的林梢。 第一晚，我们没有睡着，我们都在聆听彼此的呼吸声。后来，一只夜莺开始鸣唱，另一只夜莺也开始在远处遥相应和。我们彼此没有太多的言语。白天，我在院子里挖土，不时地抬头看看卧室的窗户——你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凝望着远方。我知道你肯定。是在练习如何驯月良死神，以便能够毫无畏惧地同它进行斗争。你沉静之时是如此美丽，如此坚定，令我难以想象你 会放弃生命。 我放下《新观察家》的工作，开始休假，在医疗中心的病房里陪伴你。第一天晚上，我完整地听完了从敞开的窗户外传进来的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它的每一个音符都铭刻在我心里。对于在医疗中心度过的每时每刻，我都记忆犹新。皮埃尔，我们的医生朋友，每天早上都过来了解你的最新情况。他对我说：“你要面临的将是极为紧张的时刻，你会永远记住这一时刻的。”我想知道，肿瘤专家认为你还能活5年的可能性有多大。皮埃尔告诉了我答案：“5%。” 你出院后，我们就回家了。你精神极佳，令我激动不已，而且倍感安慰。你从死神手里逃过了一劫，生活又焕发出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在一次宴会上，你见到了一位朋友，他立刻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久久凝视着你的眼睛，对你说：“你已经见过生命的另一边了。”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回答的，也不知道你是否还说了些别的什么。但是，他随即对我说：“那是双怎样的眼睛啊!现在，我明白她对你意味着什么了。” 你已经见过“另一边”了，你已经从那个没有谁能够生还的地方回来了。一位英国浪漫主义者曾以一句话来概括它：“生命是唯一的财富。” 在你逐渐康复的那几个月里，我下定决心，要在60岁时退休。我开始数着日子算，看离退休还有几周，最后终于可以离开了。我引以为乐的事情就是下厨房做饭，搜寻能够帮助你恢复精力的有机农产品，以及订购医生推荐你服用的特制药物。 到了我这个年龄的人，总是会问自己这一生是如何度过的，自己又希望这一生该如何度过。我有一种感受：好像我并没有真正地活过，好像我总是远远地观望着自己的生活，好像我只在一个方面得到了发展，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却显得那么贫乏。你的生活比我丰富，而且一直都是这样。你在各个方面都那么欣欣向荣、生机蓬勃。你的生活闲适自得，我却总是奔波忙碌，仿佛我们的生活只有在以后才能真正开始。 我曾问自己：哪些东西是无关紧要的，我需要放弃，以便将全部身心都倾注到最为重要的事情上去。然后我惊诧地发现，尽管有过20年的合作，但在我离开《新观察家》时，无论是我还是别人，竟不曾感到丝毫的痛苦。我记得自己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到最后，对我而言，只有一件事情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和你在一起。我无法想象，假如你不在人世，我该如何继续写作。你是最为重要的，若没有你，其他一切——无论当你在的时候它显得有多么重要——都将失去意义，变得无足轻重。 我们离开都市迁居到乡村，已历时23年。我们先是住在“你的”房子里，那里弥漫着沉思冥想般的和谐静谧。而这种和谐静谧我们只享受了3年。有人开始在册近建造核电站，我们被赶走了。我们又找了另一处房子，很老的房子，冬暖夏凉，有一块很大的场地。那是一个能让你快乐生活的地方。 那里只有一块草地，你用树篱和灌木围了一个园子，我在那儿种了200棵树。有那么几年，我们还去旅行了几回，但是无论什么样的交通方式，都难免颠簸劳顿，令你浑身疼痛。蛛网膜炎逐渐迫使你放弃了大多数特别喜欢的活动。你把自己遭受的苦痛掩藏了起来，我们的朋友都觉得你“状态非常好”：你从未停止过鼓励我写作。在我们房子里度过的23年里， 6本书付梓，还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和访谈录。 许多客人从世界各地前来造访，我也接受过许多次访谈。我肯定没能坚持按照30年前的那个决定去身体力行：自在安适地过好眼前的生活，将你我共享的多彩人生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关注。现在我重温当初自己做出决的那一时刻，深感时日催人。我手头不再有任何重要的工作。我再也不想“等以后再好好生活”——如乔治，巴塔耶说的那样。 我现在依然很在意你的存在，一如我们的早年岁月。我想让你感受到这一切。你将你整个的生活和你整个的人都献给了我；而我，也企盼能够在剩下的日子里，将我的一切都献给你。 安德列·高兹简介： 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1924－2007）,法国左翼思想家、萨特的学生、《新观察家》周刊的创始人。高兹于1924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其父是犹太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高兹和全家移居瑞士，并在那里开始学习哲学，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影响。1948年，高兹移居法国，1954年加入法国国籍。 1950年，高兹开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在政治上接近马克思主义。作 为萨特的追随者，高兹是萨特的学生和亲密战友，1961年起担任萨特和梅洛·庞蒂创办的《现代》9位编委之一，1964年成为《新观察家》周刊创始人之一。作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之一，高兹支持1968年“五月风暴”，主张“自下而上”地建立群众政党，反对资本主义统治。高兹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和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等。 高兹是当代资本主义激烈批评者，而他在法国思想界的主要成就在于依据“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论述了“新工人阶级”理论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匮乏和对工人群众的经济剥削，而是工人创造力在政治上和经济管理上的异化。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为“富裕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不必消灭私有制，更不需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高兹的理论曾对法国“新左派”运动和法国统一社会党有着相当大影响。 1970年代后，高兹发表大量文章支持生态学运动，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当代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他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 高兹晚期所有著作都悲观预言，除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生产逻辑获得根本性的扭转，否则一个针对不论阶级、不论贫富的全球灾难时代必将在不远处。高兹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西方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在1990年代有着相当大影响力。 2007年9月，高兹（AndreGorz）和妻子被友人发现在巴黎郊区家中双双自杀身亡，此前，其妻一直重病緾身。高兹享年84岁。著有《致D》，记述了他与妻子多莉娜二人共度五十八年的情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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