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很多回民，大多集中居住在广安门内的牛街一带。汉人管回民叫“回回”（也有叫“回子”的，不太礼貌），管伊斯兰叫“回教”。回回呢？反过来叫汉民是“大教”，因为忌讳“猪”字，连带着把汉民喜欢的猪肉也叫做“大肉”。北京很多副食店里猪牛羊肉都卖，但一定要分成“清真”和“大肉”组，万万不可混淆，而且双方的柜台离得越远越好。卖牛羊肉的都是回民，有人还戴着小白帽，柜台上方还要悬一个配有阿拉伯文的“清真”牌子。卖给回回的牛羊肉，都必须是经阿訇念经并开宰的，汉人不能代劳。至于卖大肉的，就没有那么讲究。 柜台上什么标志都没有，只要看见案子上摆着一大块肉，案子后边儿有个彪形大汉或者大妈攥着刀冲您直瞪眼，您就找对地方啦。

牛街有个清真寺很有名，据传始建于宋辽年代，当地人叫“礼拜寺”，是北京回民礼拜的重要场所。我过去一直把它想象成和中东那些清真寺一样的白色穹顶建筑。后来有一天去牛街办事，才发现这个礼拜寺竟然是一座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中国式建筑，不禁啧啧称奇。牛街一带还有一家“回民医院”，原为“中国回教协会”所建，现在是一所二级甲等医院。回民信仰伊斯兰教，阿訇的话比书记管用，加之民风剽悍，一直令官家有所忌惮。习近平“九三”大阅兵时，当局要求北京城区各大医院停诊转诊，唯独对回民医院网开一面，也是一奇。回族与汉族不通婚，饮食、礼仪乃至丧葬风俗等也与汉人大不同。

从上小学时起，我就不断听到有关回回的各种传说，例如，回回因为嫌猪脏而不吃猪肉（这是真的）；不仅不吃猪肉，连姓朱都不行，要改姓“黑”（此说存疑）；回回吃了猪肉是“反教”，要灌碱水洗肠胃、门口要挂猪头（不知真假），等等。最玄乎的说法是，如果有人在牛羊肉柜台前边说“猪”字，卖肉的回回便会像《水浒》里的郑大官人那样抡着刀冲出来拼命！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因为胡同里的孩子都会一段顺口溜——“打竹板儿，点儿对点儿，回民饭馆卖猪爪儿”，一边笑一边喊，却从来没见过回回出来拼命，倒显出我们“大教”从大人到孩子都对回回缺乏尊重。我过去有一位同事是回回，偏偏就有人恶作剧，偷偷把猪肉藏进他的饭菜里。这位同事是孔武有力的练家子，发现上当后却并未发作，而是口中念念有词，据说是请求真主宽恕，然后就是拼命的漱口。搞恶作剧的人自觉有愧，以后也没人干这种缺德事了。

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口附近的“南来顺”吃晚饭。北京有几家叫“来顺”的清真馆子，以东安市场的“东来顺”最出名，然而还有“西来顺”和“南来顺”，独缺“北来顺”。后来虽有个护国寺“北来顺”小 吃店，但似乎是近年为了凑满“东西南北”而加上的，并非老字号。其实北京档次最高的清真饭庄要推西长安街的“鸿宾楼”，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涮羊肉就是在那儿。那次我吃得太多伤了胃，后来有好多年对羊肉敬而远之。再后来到外地漂泊，一年吃不上几回肉，再见了羊肉就不挑剔了，连膻气重的肥肉都敢吃。那天在南来顺，我点了一个葱爆羊肉，可惜天气冷，吃了几口便凉了，白色的羊油凝结出来，令我很扫兴。这时进来一个三四十岁的老爷们儿，坐到我对面的座位上。

“师傅，”他小心翼翼地问：“您是‘大教’吧？”

见我点头称是，他松了一口气，起身去柜上打了二两白酒回来，然后从怀里摸出一个油腻的纸包打开——哎呀，是猪头肉！他也不用筷子，直接下手抓，“滋溜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得悠然自得。他倒是痛快了，我却很不安。在清真饭馆里吃猪头肉，不是比说“猪”字还要冒犯么？这位也太二了。我有心劝他不要继续冒犯，可是又怕一旦声张起来，里边儿的大师傅抡着刀杀出来。我只好放下筷子，一走了之。

写到这里，想起了云南沙甸事件。沙甸是有7000多人口的回民大村，文革时期清真寺被封闭、阿訇遭批斗。后来又说沙甸回民藏匿反革命，当局派出解放军“宣传队”（加强营编制）入村。军人抓人打人造成回民伤亡，还逼迫回民学猪叫，往回民的水井中扔猪骨，进一步激发了民族矛盾。后来当地革委会成立针对回民的“民兵指挥部”，回民也成立民兵指挥部针锋相对。当地武斗不断，人员伤亡，动乱日益严重。1975年7月，沙甸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经中共中央批准，出动军队镇压。军队拉出榴弹炮，对着沙甸等回民村落一通狂轰，造成130余人死亡的惨案。只是因为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加之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这个早于“六四”的惨案鲜为人知，直到改开后才得以平反，据说是胡耀邦一力主持。后来我向云南同事问起此事，这位一脸不屑，说那帮回民“坏透了”，我听了愕然。

有些人对回回横挑鼻子竖挑眼，可是，北京的早点大概有一半是清真饭馆供应的，“大教”的人也照吃不误。我家附近有一家清真馆子，早上卖的油饼、炸糕、薄脆、豆腐脑之类，吃过不知多少。虽然价钱全市统一，但感觉这家的味道最正。夏日炎炎时，他们还推出小车，到街上叫卖烧羊肉。那大块羊肉是先经油炸，然后红烧，色泽金红，香气诱人，引得老少爷们儿端着锅碗瓢盆排了长队购买。不但肉好吃，那汤也不可不要，带回家拌面吃，比打卤面还好吃呢。

我对北京回回印象好，很大程度是因为“瞎大大”（我在《美酒飘香》一文中提过他）。蹬三轮儿的“瞎大大”是回回，是住在我家东院的房客。“瞎大大”年轻时不是蹬三轮儿的，而是一家回回大户的长工。后来英俊健壮的“瞎大大”赢得了那家小姐的芳心，两人便为爱情私奔了。再后来，“瞎大大”蹬了三轮儿，小姐则做些针线活补贴家用，两人相依为命。我见到“瞎大大”时，两人都已垂垂老矣。我按照大人的吩咐，管坐在床上满面皱纹的当年小姐叫“侯姥”。侯姥说话不多，声音很细，每次见了我便问些“功课多吗”、“快放假了吧”之类的问题，坐在长条凳上抽旱烟的“瞎大大”便“呵呵”地笑。“瞎大大”不仅拉着我兜风，让我尝葡萄酒，还做过一件令我极为钦佩的事：

文革“红八月”的一个深夜，我家被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抄家。后来听说这家的红卫兵特狠，在附近的胡同还打死了人。不过我家还算幸运，大人们被迫在院子当间儿高举双手跪着，但并未挨打。红卫兵们翻箱倒柜，似乎也没抄出什么东西来，便悻悻而退了。听母亲说，抄家之后，亲戚们吓得几天不敢过来，怕沾包。可是在次日清晨，“瞎大大”就来了。他嘘寒问暖，还问可以帮什么忙。您瞧人家回回多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