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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白衣黑裤的阿拉伯小伙子脑袋凑在一起，在一幅巨大的纽约地铁全图上指指点点，嘴里还争论着什么。这图，贴在纽约42街一个地铁站的墙上，离出站口的栅栏有大约两米远近。
我从他们身旁经过，看他们那抓耳挠腮的样子，知道是迷了路，便问他们要去哪儿。
一个后生用生硬的英语告诉我，他们要去看自由女神。
我不禁皱起了眉。要看自由女神，需要乘地铁1线（华人常说“1号车”）到南轮渡码头（South Ferry），然后搭乘轮渡才能到达自由女神所在的自由岛。而在这个站里，既没有1号车，也没有通往1号车站台的行人道。这几位只有乘别的线路的车上行或下行，到可以转乘1号车的车站去。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后生，他将信将疑。
这时，一个中年人凑了过来，小伙子立即转向他，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咕哝着。看来，这个人是他们的头儿。中年人穿着一件深灰色西装上衣，没有系领带，雪白的衬衫领子翻在外面。他面色黝黑，两道浓眉，唇上留着威严的八字胡，活像那个把印第安纳追得屁滚尿流的圣杯卫士（注：美国电影《印第安纳·琼斯》里的人物），只差一个小红帽。其实中年人的英语比他的部下好，也更细心。他耐心地听着我解释，手指随着我的手指在地图上划着，似乎是弄懂了他们应走的路线。于是我祝他们好运，欣然出站而去。
我在铺满阳光的42街上昂首阔步，心里很得意。那几个阿拉伯人此刻一定已经满怀希望登上列车，向自由女神飞奔而去了。当他们在女神前留影时，一定会想起那个友好的指路人吧？
正是上班时间，42街上人流滚滚。经常可以见到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手里捏着旅游图的游客操着洋腔怪调的英语问路。在42街北侧的人行道上，则有三五成群的华人大声说笑着往西走，他们的目标是哈德逊河畔的中国总领事馆。在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华人不会英语也照样可以吃饭、住房、有工作。就是这些喧喧闹闹的同胞们，让纽约各族裔见证了中国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对比起来，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在这个城市可能就不那么如鱼得水，特别是在“911”之后。
来自中东的穆斯林！我立即想起地铁里的那几位。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在本站坐某号车到某站换乘1号车。可是他们人地生疏，英语又有限，就算上对了车，也未必能下对了站。纽约地铁并不是每个车厢都有自动显示和报站的功能，有些老旧列车仍然依靠司机报站。如果哪天他心里别扭，报站没准就稀里马虎，不要说外国人，就是美国人也听不明白。一旦下错了站，那几位穆斯林能不能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还真是个问题。弄不好在迷宫般的纽约地铁里转悠半天找不着北，再碰上个混人拒绝相助，他们的心情不苦逼才怪。
其实，还有一个更便捷可靠的路线，那就是放弃这个车站，沿42街走到1号车的车站，从那儿坐车直达终点站南码头，出站就能看到轮渡的招牌，绝对走不错也丢不了。我刚才没有告诉他们这条路线，是因为他们已经进了站，如果出来，这票钱就白花了，到1号车车站还得重新买票。可是现在，这就是最佳选择了。
我快步走回车站，那几位还在那儿站着呢。那个中年人浓眉紧锁，面色阴沉，正拿着一本导游手册与那地铁全图对照；红头涨脸的后生们绝望地在地图上乱指，急得都要哭了。显然，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走我指出的路线。至于是没听懂还是有疑虑，那就不得而知了。于是我对他们招手道：“出来吧，我带你们去1号车车站！”
一闻此言，中年人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连声道谢，后生们也笑逐颜开。他们鱼贯而出，随着我攀上高高的阶梯。
中年人的心情好极了，他在路上和我相谈甚欢，几个小伙子则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中年人告诉我，他们一行是从阿尔及利亚来。我对阿尔及利亚知之甚少，只知道这个北非国家面积很大，过去那里是一个“革命委员会”管着，主席叫做布迈丁，是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好像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呢。布迈丁后来做了总统并死于任上，再后来阿尔及利亚政局怎样变化就不太清楚了，只知道在最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阿尔及利亚也受到了波及。当然我们没有涉及严肃的政治问题，只来得及比较了一下纽约和阿尔及尔的气候，1号地铁站就到了。
分手时，中年人紧紧握住我的手再次道谢，真诚的目光和淡淡的微笑，让那张威严的面孔柔和了许多。后生们也欢笑着依次和我握手道别，他们手温暖而有力......
我想，给迷路的外乡人指点迷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把他们领上正确的道路，就是雷锋再世也不过如此了。唯一比不上雷锋的，是我没有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现在写出这篇短文，就算是补交作业吧。其实做不做雷锋无关紧要，这件事真正令我欢愉的是那临别的握手。如果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都能够真诚相待，这个世界将会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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