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是公民” 景凱旋 一、 1989年，東歐各國相繼發生劇變。此年1月，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提議與反對派組織“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雙方在此後的談判中同意議會由選舉產生，這為團結工會在8月上台組閣奠定了基礎。同年2月，匈牙利黨內改革派藉助反對派“自由民主戰士同盟”的壓力，擊敗黨內保守派，宣布實行多黨制與議會自由選舉，並於9月開放與奧地利之間的邊界，由此引發東德政權的崩潰。11月9日，冷戰的象徵柏林牆轟然倒塌。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天鵝絨革命”。11月17日，布拉格的學生舉行遊行，要求大赦政治犯，七七憲章運動的知識分子也加入了隊伍，隨後他們成立了“公民論壇”來領導抗議運動。12月10日，胡薩克總統辭職。12月29日，議會選舉哈維爾擔任總統。11月10日，保加利亞黨內發生“宮廷政變”，將總書記日夫科夫趕下台，並向社會做出舉行自由選舉的承諾。12月21日，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被民眾起義推翻，由羅共中的改革派組成“救國陣線”接管政權。東歐各國全都實現了制度轉型。 不可否認，東歐劇變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有着密切關係，但卻不是由“新思維”引導的，而是源於東歐各國長期的內部危機，是東歐人民自身追求的結果。當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宣布不再干涉東歐各國人民的自由選擇時，這些國家的領導層感覺到這次只有靠自己了。他們做出了不同的反應，但結果全都一樣，這是因為他們的起點是一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各國政權都是在蘇聯的扶持下，以人民的名義建立起來的，而在1989年的示威浪潮中，匈牙利遊行隊伍打出的標語是“我們要生活”，東德萊比錫示威人群高喊的口號是“我們就是公民”，在1990年的新年獻辭中，哈維爾對着廣場上的公眾暢談捷克未來的民主道路，同樣以這樣的語言結束：“公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這表明，東歐各國民眾在這場運動中提出的要求已經不是權力的限制，而是權力的來源。 雖然與西方市場經濟相比，東歐的確屬於一種消費品匱乏的短缺經濟，但實際上東歐各國的生活水平多年來一直在持續改善，比世界許多貧窮國家要好得多。東歐各國社會並沒有突出的貧富差距。因此，東歐的崩潰不能完全從經濟問題的單一線性思維加以解釋。 東歐國家是一個經濟平等的社會，但同時又是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就此而言，經濟崩潰的說法在東歐國家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個政權毫不在乎個體的生命，並擁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再大的經濟危機都可以靠突破底線的生活水平來消解掉，因此對於政權來說，永遠不存在經濟崩潰的可能。當時東歐集團的經濟基本上仍然運行正常，人們的工資水平、出口量以及大部分經濟指標都保持着增長。幾個重要的東歐國家，除了波蘭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東德靠着西德的經濟支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依靠增加消費品生產，公眾在表面上對自己的命運並沒有表現出非常不滿。換言之，當時東歐各國即使經濟不是太好，也不足以使人民走上街頭。然而但到了1989年，所有東歐國家的人民都突然走上街頭示威，要求改變現行制度。 很少有東、西方的政要和學者預見到東歐會發生劇變，反倒是身處其中的東歐知識分子預見到事物的發展，他們不是從國際政治或經濟的角度，而是從思想觀念的角度觀察到東歐社會正在醞釀着變化。在他們看來，東歐社會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物質匱乏，而是在於缺乏自由，導致社會道德功能失范，成為一個失敗的社會。 二、 東歐各國當初建立的政權既是蘇聯式的，也是法國式的，具有這兩次革命追求社會平等的主要特徵，並且採取了經由人民贊同的暴力方式去剝奪有產者。而早在一百多年前，托克維爾針對法國大革命前知識階層的思想與整個社會的情緒，就已指出：“他們對平等的熱愛是那樣明確，對自由的愛好是那樣不明朗。簡直就像是我們同時代人。”應當補充一句，這簡直就像是四十年代末的東歐各國人。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對於大革命的起因與結果有一個重要結論：法國大革命的基調是追求平等，但卻忘記了自由。對法國革命產生很大影響的經濟學派強調公益，卻無視契約與個人權利，“他們熱愛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事實上，革命前王朝政府已經較前更加尊重自由，社會矛盾主要是階級區隔產生的不平等現象，導致革命爆發時所有階層都反對王朝專制，並且都希望建立起新的中央集權，以實現啟蒙思想家們的社會平等理想，建立一個“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會。 托克維爾在其研究中觀察到一個普遍的社會心態，即人們對平等的渴望永遠比自由更強烈，也更長久。某種程度上講，自由更多的關涉個人，而平等更多的關涉群體，平等可以給下層社會帶來現實的物質利益，也更符合知識階層心中的社會正義和道德觀念。就此而言，任何社會中自由都遠不如平等有吸引力。普通人往往熱愛平等，但卻未必熱愛自由。對一個政權來說，平等顯然也更容易與專制結合起來，因為人人平等的實現必須依靠政府權力，而任何自由都只會削弱政府權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歐各國人民同樣面臨要自由還是要平等的選擇。其實自十九世紀末以降，社會平等的觀念已成為東歐各國人民的主要訴求。下層階級並不關心自由，卻對不平等心懷怨恨。儘管東歐社會主義是外部政權強加的，但其理論的核心是追求社會平等，因此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並不與東歐知識分子及多數民眾的基本訴求相悖。經歷過長期的外來強權欺凌，二戰後東歐人普遍具有一種解放情結。他們對民族、階級的平等充滿正義的渴望，同時卻缺乏對自由的真正理解。 在建立一黨制的過程中，東歐各國全都是採用了民主投票的程序。1945年的選舉中，保共控制的“祖國陣線”獲得88%的選票。1947年的議會選舉，波共領導的“民主派集團”獲得80%的選票。匈共領導的“人民陣線”在1947年獲得22%的選票，在1949年則贏得了95﹒6%的選票。在南斯拉夫，則是一開始就由南共主導國家重建，當時絕大多數民眾都擁護南共。在1945年的大選中，捷共獲得38%的選票，1948年的“二月革命”，捷共在250萬工人總罷工的支持下，逼迫其他黨派退出政府。在當時，正是新政權的社會平等主張吸引了整個社會和所有民族，使得民眾相信，通過當政者無私的服務，在國家的統一計劃下，從此可以實現社會的普遍平等。 從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所有東歐國家都按照蘇聯模式，沒收資本家和舊官僚的財產，對工業、銀行和私人保險公司全部實行國有化，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把富農的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並鼓勵他們建立農業合作社。自1948年底至1950年，東歐各國工業國有化比重分別是：東德76%，匈牙利81%，波蘭92%，羅馬尼亞95%，保加利亞95%，捷克斯洛伐克96%，阿爾巴尼亞97%，南斯拉夫甚至高達100%。中央集權的政府完全控制了國家的經濟生活，指令性經濟和五年計劃很快就恢復了戰後經濟，人民生活確實得到了改善。 在東歐各國，社會平等的訴求早已深入人心，充分就業、廉價商品、免費教育、公費醫療都被視作理所當然。工農子女有了更多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在波蘭，工農出身的學生占比由1946年的11%上升到1950年的63%，而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則由1936年的35﹒5%下降至1960年的1﹒2%。 在匈牙利，工農子弟占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65%和55%。捷克工人子女的比例從1938年的10%上升到1956年的31%，到1963年更是接近40%。此外，男女平等也得到了實現，婦女進入了所有的職業領域，以捷克斯洛伐克為例，從1950年到1970年，婦女參加工作的比例從54%上升到85%，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有46%是女性。 與此同時，波蘭在1952年逮捕了成千上萬的農民，因為他們不願向國家上交糧食。捷克斯洛伐克將反對農業集體化的農民戴上富農帽子，僅斯洛伐克就有2400農民被判處反國家罪。羅馬尼亞在1949年有3000地主被驅離故土，有八萬農民因反對集體化被捕。在匈牙利，一大批舊官員、工廠主、銀行家以及富裕的律師、職員、醫生等被沒收財產。1951年，布達佩斯有5893個家庭被勒令限期搬遷出首都。富農則成為農村的打擊對象，備受歧視，對那些不願意加入合作社的農民，當局隨意毆打和罰款。1948年至1953年，匈牙利全國就有四十萬農民因不願交公糧而被逮捕，八十萬農民被罰款。 五十年代初，東歐各國政權都贊同這樣的理論，即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後，階級鬥爭仍在日益尖銳化。捷共領導人斯蘭斯基就曾強調：“發現我們中間的敵人，因為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這個理論先是用來清洗非黨人士，反集體化的農民與投機倒把的小商小販，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分子，後來又用來清洗黨內反對派。 執政黨控制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所有領域，議會雖然給其他黨派保留部分席位，但卻是橡皮圖章，國家權力掌握在黨和政府手上。為了全面摧毀民間社會，成立了由國家控制的工會、青年組織、婦女組織和作家協會等群眾團體，將全體國民納入一個劃一的社會。同時，實行強制性的勞動組織和義務勞動，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是建立“勞動營”，波蘭是建立“為波蘭服務”組織，每年六個月義務勞動。政府還不斷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定額，降低實際工資，強化勞動紀律，同時經常宣傳勞動模範，供全社會仿效。東德的電台則宣稱：“有必要在每一件事情、每一個計劃、每一個部門討論黨的路線並在日常工作中執行它。”凡是對生活感到不滿的人，都會被視作是反對政府而遭到威脅和鎮壓。 事實表明，由於實現平等的途徑往往需要通過政府的力量，因此在平等的名義下，這個制度建立的只能是一個限制自由而不是限制權力的政權。 事實上，對於多數東歐民眾來說，他們並不拒絕自己當國家的主人。可他們沒有意識到，自由實際上與社會地位和物質利益無關，它本身就是幸福。 三、 東歐各國劇變之前有八個特徵：蘇聯模式，意識形態控制，一黨統治，沒有法治，國家控制經濟活動，實行計劃經濟，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忽視消費，產生了一個新的特權階級。中央集權似乎縮小了階級差別，擴大了社會平等，但卻比任何舊制度都更不自由。這樣的社會主要矛盾不再表現在社會各階層之間，而是表現在權力者與無權者之間。 事實上，沒有自由也就意味着沒有真正的平等，平均主義並沒有產生一個無階級的社會，特權階層的那些高級官員享受着特供商店、特殊醫療服務、休假勝地、高級住宅和別墅，子女有優先受最好教育的保證等。正如英國學者福凱斯所說：“他們不但要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且要把他們的特權傳給子孫後代。” 國家不僅壟斷了經濟，而且還壟斷了權力和思想。中央集權的國家是最難產生自由法治的國家。當一個政府全面控制社會，甚至消滅社會之後，法律也就成了一紙空文。極權的根本原則就是思想統一，壓制精神活動。就此而言，計劃經濟的弊病還不在於其低效率，而是在於其缺乏勞動的自由。最初看上去曾充滿生氣的體制，日後卻變成壓制自由的體制，社會的精神活動的空間變得越來越狹窄，令人窒息。可以說，在此後的幾十年間，東歐國家的社會矛盾不是由於平等的問題，而是由於自由的問題。因此，在各國發生的歷次社會抗議中，自由不僅是知識分子的目標，而且也是民眾的主要訴求。 當然，在當局對社會的嚴厲控制下，知識分子往往會首當其衝，因為知識分子對自由更加敏感，這使得知識分子的被迫害成為東歐國家令人注目的現象。 今天看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經預示了蘇聯集團的最終瓦解，自那以後，政權在理論與道義上就已經破產，從此民眾對政權的服從就不再是出於熱情，而僅僅是出於恐懼。這兩次運動的黨內改革派都提出“人道的社會主義”口號，而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則要求得更多，其最主要的訴求就是自由民主。不待說，社會平等無疑是一個美好的人類理想，但絕對的經濟平等同時也意味着消滅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東歐知識分子和民眾漸漸意識到，就人類生活的多樣性而言，凡是追求一致性的社會，都會摧毀一切個人自由。 匈牙利革命的宗旨就是爭取自由，爭取人之為人的權利，發起者是知識分子為主的裴多菲俱樂部，他們和工人群眾要求清算大清洗的惡果，給工人更多的自治，作家協會要求民主選舉領導班子，自治學生會更是提出多黨選舉、思想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的要求。蘇聯軍隊用坦克鎮壓了這場民主運動。 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同樣是由知識分子發起的，前此一年的第四屆作協大會上，作家們公開要求創作自由，瓦楚里克的發言甚至提到民主制度，他認為民主制度固然比較偏袒被統治者，但當政府垮台時，卻能保護統治者免遭處死，“政府倒下去，公民就會重新站起來。反之，在政府長期站住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但是，在捷克已經沒有真正意義的公民了，瓦楚里克說道：“我站在這裡說話時，並沒有得到那種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的自由感，而這種自由感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 瓦楚里克的此番發言表明，經歷了多年的專制之後，東歐作家對於民主自由的理解並非一無所知，而是有着深刻的認識。 在知識分子與公眾的支持下，捷共改革派在1968年4月提出“行動綱領”，包括減少權力集中，讓各階層參政，建立責任內閣，保證公民權利，為大清洗中受迫害的人恢復名譽，引進市場機制，企業自主經營，保證集會、言論、結社自由以及擴大企業自治等。同樣，蘇聯軍隊入侵鎮壓了捷克共產黨的改革派。 四、 面對越來越頻繁的社會反抗，當局意識到自己陷入空前的孤立，同時又絕不願輕易放棄權力，於是只能一方面繼續採用強制手段，另一方面則利用物質誘惑，製造表面上的社會穩定，但這一切都不過是在往後拖延時間罷了，正如捷克哲學家克哈克所說：“今天強制性的穩定必然會導致明天的不穩定。” 就制度的性質而言，當局面臨着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國家與社會從來都是兩個不同的人類機制，但現代極權的基礎即是用國家取代社會，它所追求的一致性社會在本質上是與人性相悖的，並最終導致社會價值功能失范，因而它不得不同一代又一代人的人性搏鬥，把一切個人權利都看作是對政權的威脅。有時候，它可以利用人性的弱點，暫時取得某些效果，但更多時候，它必須壓制人性對自由的本能訴求。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東歐各國政權普遍實行“現實的社會主義”，試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維護絕對權力。這個時期捷克、波蘭和匈牙利等國都出現了獨立於官方之外的薩米亞特、讀書會、講座和音樂會，尤其是青年人的嬉皮士運動、爵士運動、鄉村音樂等，形成一種獨立於官方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現象，參與者主要是青年人。他們表現出更年輕一代人對自由的渴望。青年人的文化反叛得到知識分子的大力支持。 布拉格之春後，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也曾發表一篇文章《希望與無望》，指出這個制度是剛性的，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上層的改革願望上，但這個制度又不是絕對剛性的，希望在於社會的壓力。這個時期，知識分子對於當局的改革已經不抱希望，認為真正的改變只能寄望於市民社會的重建和成長。重要的是不再是建議當局做什麼，而是建議國民做什麼。 在八十年代，捷克、匈牙利和波蘭都出現了“第二文化”和“第二經濟”。所謂“第二經濟”，亦即私人經濟。布拉格之春後，東歐各國當局都意識到，不能再依靠制度的遠景來吸引人們，必須在商店的櫥窗里擺滿商品，而實現這一目標只能藉助個體經濟。例如，匈牙利在1982年通過了一系列私人產權合法化的規定，擴大了私人企業家的經營範圍。據估計，八十年代初，在匈牙利就有8.4萬個個體從業人員，滿足了國內近60%的服務需求。這表明，計劃經濟導致的物質短缺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與社會的自由相關。因此，這些私人企業家並不滿足於此，他們成立了代表自身利益的獨立組織，並聯合其他社會團體向政府施壓，要求被賦予法律地位，從而向國家的權力壟斷提出了挑戰。 在東歐各國民眾的抗爭中，知識分子發揮了巨大影響。當局的制度目標在四十年代曾經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支持，對於追求時代精神的知識分子來說，社會平等比個人自由更重要，也更具歷史的進步意義。他們謳歌美好未來，為平等提供理論，但卻無視了自由的重要性。經歷了烏托邦幻想的破滅之後，正是這些知識分子中最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開始了反思，並在嚴酷的壓制下表現出罕見的道德勇氣。儘管這些知識分子手無寸鐵，卻在道德上占據了優勢，成為使生活變得更好的希望。他們的努力無形中影響了許多青年人。 東歐知識分子的論述主要聚焦於普遍的人性危機和嚴重的社會道德失范，強調個人道德責任對社會重建的作用。由於當局曾許諾社會平等的美好前景，結果卻摧毀了組織社會的所有方式，使多數人喪失了高尚的道德情感，這比物質匱乏還要糟糕。社會的物質匱乏還可以改變，但人心壞了就很難恢復了。對於多數民眾來說，這些看似抽象和超越的思考實際上反映了自己的真實感受，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從而使他們漸漸意識到，這種剝奪個人自由和摧毀社會道德基礎的制度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正是知識分子的思考啟迪了整個社會的觀念，為1989年東歐各國的制度轉型奠定了基礎。令人驚奇的是，在東歐各國相繼發生示威的那些日子裡，平日裡沉默謹慎的民眾和嬉笑玩鬧的青年人突然都充滿了激情，將自由的訴求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充分體現了阿倫特所說的那種“真理的時刻”。克里瑪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1989年的劇變與1948年的劇變是很相似的，這兩次事件都沒有流血，1948年的民眾示威是要求結束民主，四十年後，民眾示威是要求結束極權。當年的印刷廠工人拒絕為其他黨派排字，捷共成為唯一影響公眾輿論的政黨；如今印刷廠工人卻威脅着要罷工，因為他們的報紙不能真實地報道正在發生的事件的真相。這一切都表明，經歷了四十年的極權統治，民眾的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年輕一代已經對當年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所提出的目標不感興趣，而是要求徹底的制度改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東歐各國的制度轉型基本上是和平有序的，當局早已喪失了維持制度運行的一切手段和號召力。劇變發生時，很少有人站在當局一邊，也很少有人呼籲暴力。 1989年東歐各國的制度轉型實際上是一場觀念的革命，其中蘊含着東歐人民對歷史的回顧，劇變不過是踐行了他們幾十年來的沉痛反思。 托克維爾一百多年前告誡：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 ……………………………………………………………… 東歐劇變前的情形和中國大陸多麼相似啊。東歐各國的制度改變了幾十年，怎麼中國大陸仍一潭死水？這是因為民眾對自由沒有根本的要求吧？現在人們把國人稱為“巨嬰”，意思是國人總是希望被管着，由“開明君主”和“廉潔的父母官”管着；如此，中國大陸發生制度的根本轉變還是不可能的。中國大陸制度民主化的道路仍看不到曙光。或許中國大陸會發生動盪，然而不太可能是廣大民眾要求制度的轉變，而是執政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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