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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24日,经央视记者确认,被誉为“病毒猎手”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传染病学专家利普金教授(Walter Ian Lipkin)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了解,利普金教授目前仅有发烧、咳嗽及低烧等轻症现象。 他对媒体表示,自己的感染说明任何人都可能暴露在新冠病毒之下并被感染。目前纽约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5597例。 今年一月,利普金教授于今年一月底就新冠疫情控制专程访华,与国内专家进行交流。在2月底结束14天隔离后曾接受本台专访。(央视记者 徐德智)
1月3日,黄屏总领事在总领馆会见国际知名传染病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利普金(Water Ian Lipkin) 一行,并转交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黄屏热烈祝贺利普金教授获得纪念章,表示在2003年中国遭遇SARS期间,利普金教授冒着危险亲自前往中国,与中国科学家和医务人员共同抗击SARS,为中国迅速控制疫情作出了突出贡献。利普金教授还在其它传染病防控方面与中方合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用自己的专长帮助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您的贡献。这枚纪念章既是向您表达真诚谢意,也是对您身体力行,积极推进中美科技交流、促进两国友好的充分肯定。 黄屏说,科学无国界。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积极应对、预防各类传染病等威胁是各国科学家共同的使命。近年来,中国的医学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我们勇于承担国际责任,派出医疗队帮助非洲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提供了多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
黄屏总领事向利普金转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黄屏说,我到任已有一年有余,遍访领区十州,与美科技界进行了广泛接触,我深感两国科技交流的基础扎实,前景广阔。现在,中美之间每年都有大批专家学者互访交流。可以说,两国科技优势互补,这种紧密联系的纽带是割不断的。前不久,两国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将在一月份正式签署协议,这为继续推进两国科技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黄屏夫妇和双方代表合影 利普金对获得纪念章感到非常荣幸。他深情回顾了在2003年SARS疫情期间,和中国专家共同研究应对方案、控制疫情传播的情景。表示作为科学家,将继续为推动两国科技合作作出努力。 利普金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与免疫研究中心教授,兼任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病原发现联合实验室主任等职务。他协助中方建立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广州生物医药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与中国疾控中心共同组建了病原发现联合实验室。2015年利普金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Linda Fried、总领事夫人张爱萍女士、周国林参赞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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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诸葛兵 只做优质军事内容,让你获得军事知识,充实军迷每一天,一万期的长征路。 一篇硬核辟谣。 最近这几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着抗击疫情这个大热点大肆造谣传谣。其中最硬核的一则谣言是“此次疫情是美国人的基因武器”。 主要论点是:此次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美国人研制的基因武器,并且人为投放在武汉的。 多篇阴谋论文章发布后,迅速引起大量关注和转发,一时刷爆社交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此次疫情是美国一手发起的基因战争。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究竟是什么? 不自矜的对所有读者说一句:关于美国发动基因战的一切谣言及辟谣,皆可以此文为准。 1.“证据”:此次冠状病毒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编译的 这条“证据”,出自印度理工学院的一篇论文。 这些天,国内所有鼓吹阴谋论的文章,最主要的灵感都来源于此。 1月29日,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研究团队在bioRxiv网站上发布了一篇论文(题目很学术拗口,就不引用翻译了),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冠状病毒基因中有四个基因片段与HIV病毒基因片段高度重合,这使得病毒具有了HIV的感染性而毒性仍然是冠状病毒所决定。 ▲ 该论文的首发平台为bioRxiv,和正规学术期刊不同,bioRxiv是一个开放式的“资料库”,在上面发布论文,是不需要经过同行评审的。 然后,这篇论文提出了大胆的猜想:这种病毒的出现更像是人类干预的效果而非自然形成。 这篇耸人听闻的论文一公布,迅速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如获甘霖般,将其作为阴谋论的直接依据生产出大量谣言。 但实际上这篇文章在主流学界的口诛笔伐之下,其论点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是实验结果错误,该文章说在新型冠状病毒上和HIV中找到了四个相同基因片段。可事实却是,根据跑出的比对结果显示,只有前两个基因片段能比对上HIV病毒,后两个片段只能说是相似。 其次是实验结论有误,其他团队也比对了这四组基因片段,结果发现了自然界内含有这四组片段的病毒种类及其之多,还包括细菌、原生动物、真菌甚至果蝇等等。 ▲ 在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基因测序数据库中,被认为是人为插入蛋白质的第一条基因就有如此之多的完全重合片段,HIV只是其中的一种病毒而已。 为何印度理工的团队单单只联系到HIV,难道是因为HIV名气大就碰瓷吗?那为何要说冠状病毒会从中获得HIV的感染性?这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臆断。 最后是完全不靠谱的“脑洞大开”。原文称“病毒不太可能短时间内偶然获得这种奇特的插入片段”。 美国生物信息学博士、任职某大型制药公司首席科学家ARI ALLYN-FEUER 直接发文表示:实际上,所谓的相同基因片段,只是一段非常短的重合,而且发生在病毒的高可变区内,这样的重合片段是非常常见的。 ▲ ARI ALLYN-FEUER发文驳斥《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根本不是从HIV中人工编辑的》 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基因研究学者刘如谦直接发推特表示:这种不负责任又缺乏根据的猜想,是不负责任的。 ▲ 刘教授推特:“这个世界已经足够恐怖,我们不需要错误的分析来激起阴谋论。” 用某位从事生物学研究朋友的话讲,被认为是人为插入的gp120糖蛋白,是负责HIV表面与人体细胞结合的一种蛋白,这种蛋白结合能力很差,效率超低,而且感染能力非常有限。 “明明有那么多更好的工具,却用这么弱鸡的gp120做生物武器,简直是对生物武器公司智商的侮辱啊!” 随着驳倒这篇论文的大量专业声音涌现,论文的研究团队自知站不住脚,只能灰溜溜的表示,已将文章撤回并进行修改。 但国内怀有受害妄想症的公知和民科们还不消停,他们用自己的想象力很快完成了二次创作,形成一种流传更为广泛的阴谋论说法——美国确实正在发动第二次基因战争,此次冠状病毒正是此前非典SARS病毒的人工升级。 这种说法更是站不住脚。 最直接的看,根据《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1月21日最新发表的论文数据:新型冠状病毒蛋白质与人体受体ACE2蛋白结合的自由能是–50.6 kcal mol-1,而SARS病毒这一数字是–78.6 kcal mol-1。 ▲ 截图源自论文原文 也就是说,此次病毒感染人体的能力是弱于SARS病毒的,这一实验结果也完全符合钟南山和曾光在病毒爆发初期的预测。 过了17年后,美国人竟然编辑出一种比非典(SARS)感染能力更弱的病毒发动基因战,这可能吗? 阴谋论的鼓吹者坚持认为美国是有犯罪“前科”的,此次疫情正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卷土重来。 所以要辟谣还得再往前挖,挖回到17年前,非典真的是美国所为吗? 2.“前科”:非典就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2003年10月,在非典肆虐之后,童增先生完成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这是关于中国人卷入基因战这一阴谋论的开山之作,整整过去了十七年,童先生的剩饭还在被乐此不疲的嚼着。 这本书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示: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童先生有两大主要论据,一是上世纪末,美国各种研究机构和生物公司在华采取基因样本,中国人的基因库快速流逝;二是非典的感染者和死亡者绝大多数是华人,是一种只对华人起作用的“定向病毒”。 然后童先生得出结论:美国人在对华发动基因战。 首先说明,作者童增先生是北大法律系硕士,此前并未进行生物学相关专业的系统学习和工作,而他撰写此书的理论依据,据童先生的拥趸说,“童先生请教了许多遗传学专家、查阅了大量的基因资料”。 一个高考满分作文学生跑到中科院门口,高喊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他和他的支持者都充满信心的表示:毕竟我已经自学完高等数学上下册了。 ▲ 自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某位高中学历民科 生物学,基因技术的门槛竟然如此之低了吗?!!! 其次,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7年前。在童先生出书的2003年,在SARS爆发的2002年,人类基因学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2001年5月,世界上首个抗癌靶向药物,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格列卫问世。 这款《我不是药神》中让无数白血病患者倾家荡产的抗癌药,是怎么来的? 1960年,诺威尔和亨格福特发现慢粒白血病是由于22号染色体变异引起的。 1970年,珍妮特找出了22号染色体变异的原因,是和9号染色体发生部分交换。 1990年,乔治戴利发现是酪氨基酸异常活化产生突变蛋白。 然后布莱恩联合其它四位医学家经过7年研发和3年临床实验,最终找到抑制剂。 全世界的顶级医学家和生物学家花了四十年和50亿美元,终于研制出格列卫。 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基因水平上完成医疗操作,基因靶向治疗更被视为人类攻克癌症的希望之光...... ▲ 格列卫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开创了人类癌症治疗的全新时代。 以格列卫为代表的靶向药,代表了人类基因技术在本世纪初的最高水平。 所以说美国人在2003年之时,根本就不可能有能力完成华人基因库的录入筛选比对,甚至是人工编译出只感染华人的SARS病毒。 最后,让我们用数据说话。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003年7月(世卫最后一次公布SARS感染数据),全球感染者8069例,死亡774例,死亡率9.6%。 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感染者5327例,死亡348例,死亡率6.5%。 可见中国大陆死亡率比全球平均值低了将近50%。 而童先生自己书中的提到的数据,仔细分析一下也完全站不住脚。 “SARS华人感染者占总感染病例的96%,华人死亡率也达96%。” 也就是说在几千个样本下,华人的死亡率和感染率几乎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华人致死率高。 再结合世卫组织公布数据计算,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感染人数占全球92%,其它国家感染人数占8%,也就是说在境外的感染人数中,华人和其他人种的感染率是一样的。 所谓的华人高感染高死亡率,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非典最早在中国发病并蔓延,童先生却认为这是美国投放的基因武器,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也可以说埃博拉是针对非洲的基因武器、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是针对沙特的基因武器。 那2009年美国爆发甲型H1N1流感又是什么?美国对自己投放的基因武器吗?还是美国的病毒实验室的阴谋呢? 3.动机:美国为阻止中国崛起,不惜使用基因武器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发动基因战的动机完全是存在的。 和中国的贸易战打了两年多两败俱伤,中国在全球内快速崛起动摇着其霸主地位,再加上国内严重的债务危机,美国现在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这些因素在阴谋论的文章中论述的非常详细,在这里无须赘述。 所以阴谋论的笃信者们认为: 美国已经步入衰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强大敌人,常规手段遏制中国均已无效,所以美国需要用违背人伦的非常规手段发动这场战争。 这个自圆其说,论据充足的逻辑闭环就成了。 是这个逻辑吗?能这么考虑问题吗?我没钱,银行有钱,我已经用了别的方法都没赚到钱,所以我要去抢银行。 那我为什么还没去抢银行呢?因为抢银行一旦失败的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是我承受不起的代价。 美国也是一样,通过基因战收割中国,一旦出了岔子,付出的代价是美国根本无法承受的。 首先,在美国的军方内有诸多亚裔担任要职,例如曾经担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亚裔四星上将小哈里·哈里斯,要知道这是美国军方的最高军衔了,军方研制针对黄种人的病毒,全美的亚裔议员和军方领导眼见其“灭我族类”,能坐视不理吗?能一点消息都没爆出吗? ▲ 海军四星上将小哈里·哈里斯的母亲是日本人,他身上一半的血液都是黄种人 一旦爆出,向来鼓吹种族平等的美国,将掀起多少惊涛骇浪。 好,那就算他们排除了万难,做好将国内亚裔全部牺牲的准备,美国又有能力做出“只感染纯种亚裔的病毒”吗? 美国二百多年的立国史,本身就与移民和人种融合密不可分,白人、黑人、拉美、亚裔、还有各色混血,美国就是一个人种的大染缸。 全美两千多万亚裔开枝散叶,有多少美国人身上都有了亚裔的血统,都携带了黄种人的部分基因,如果病毒是为亚裔特有的基因片段“量身定做”的,那是不是所有带有亚裔血统的人,都会成为潜在的被感染者? 更重要的是,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单链RNA病毒,在增殖过程中的突变和重组非常活跃,他们很容易发生序列的改变,导致特性不可控。这是RNA病毒不可能作为基因武器的根本原因,因为它实在是太不稳定了。 ▲ 新型冠状病毒蛋白质结构 这类病毒最早是感染蝙蝠的,经过突变后宿主又变成了果子狸和人。 蝙蝠、果子狸和人的基因差距有多大?黄种人、白人、黑人的差距又有多大? 假如美国人选择将其作为基因武器,那经过几代变异之后,病毒会不会从亚裔蔓延到其他人种中,没有人能预料,也没有人能控制,但这样的后果一旦发生,整个美国都会沦陷。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甚至还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美国人会蠢到这种程度吗? 4.“作案”:借武汉军运会之机向武汉投毒 为什么病毒会在武汉爆发,阴谋论的煽动者们的判断是:美国借军运会之机,选择在武汉投毒。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们列举出了一条条有力的证据。其中一篇文章《(深度)为什么武汉这场瘟疫,必须靠解放军》是这样说的: 1. 军力如此强大的美国,在军运会上一枚金牌都没有,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2. 病毒首次感染人类出现在华南海鲜城,正是美军下榻酒店附近 3. 病毒首例感染出现在11月,正好是军运会刚结束的时候 通过这条条线索,美国人的罪行已经呼之欲出了,他们借着军运会之机,向武汉派出了369名生化兵,在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定向投放,造成了此次疫情。 ▲ 那篇深度爆文的结论 美国人为何此次军运会表现不佳,真的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吗? 实际上,美国人军运会上的拉胯表现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第六届军运会上,美国队拿到两枚金牌,第五届军运会上,美国队没有获得金牌。 ▲ 第六届军运会奖牌榜,压根美国队就没上榜 由此可见,美国大兵在军运会上的一贯表现就是不行,可以理解为美国根本不重视,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大兵中就是缺乏体育好手,但这和他们带着“散播病毒”的任务来华,这根本就是两码事。 再有,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在世界级体育比赛的检疫标准之下,美国人能带着致命病毒通过安检? 在武汉市的市中心,几百个大兵完成投毒而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与痕迹,我们的警力、军方,还有武汉的上百万摄像头都是摆设吗? 如果美国人有这个本事的话,完全可以去珠三角、去长三角、去京津冀,去中国更重要的地方造成更大的杀伤,何必要在武汉下手?
原标题: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的?先看看俄罗斯爆出的猛料 俄罗斯杜马议员纳塔利娅·波克洛恩斯卡娅、俄罗斯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公开发表评论认为,新冠病毒是来自美国的破坏行动。 “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3月13日,中国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发言人赵立坚通过推特发出的这段话,尤其是那几个诘问,在美国媒体和社交网站上犹如刺破巨大气球的一根针,迅速引起了美国舆论场中爆炸式的反应。 有人认为,赵立坚的那句“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有人认为,美国现在确实有必要找出零号病人,以及美国境内出现新冠病毒的源头,因为现在美国疫情信息太混乱了,很多民众的惶恐就是因为有很多未知没有解开。 当然,更多人认为,病毒起源的问题还是应该交给科学家来探求和考证。 但是,关于病毒的背后,俄罗斯媒体和专家对美国生物武器研发爆出的猛料,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1 其实,事情的引发还是从美国众议院的一场质询开始。 当地时间11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众议院接受监督委员会质询时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 这是美国CDC主任首次做出这种承认,之前在日本媒体做出“美国大规模流感中可能包含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报道时,美国CDC并未承认。 赵立坚在推特上传了一段现场视频,就是关于这段质询的。 视频显示,众议员鲁达(Harley Rouda)在听证会上问雷德菲尔德说,“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人看似死于流感,而实际上可能是冠状病毒?”雷德菲尔德回答说:“在今天,美国有些病例确实是这样确诊的。” 在这次听证会上,民主党人批评行政当局在新冠病毒检测方面不得力。鲁达众议员是在这一背景下质询雷德菲尔德的。 这段视频为赵立坚提供了证据,于是发问:“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有人认为,“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这句其实更大程度是一种反应式的情绪释放,重点是在后面,要求美国“透明,公开数据”。 在此之前,一些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质疑是美军在去年10月到武汉参加世界军运会时把新型冠状病毒传到武汉。从中国国内的公开报道看,媒体曾就“美国运动员染病”一事采访过当时收治这些美国运动员的武汉金银潭医院。 2月23日20点,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电话里明确回复南方周末记者:“武汉军运会期间,我们接收的五名外籍运动员,患的都是疟疾。”疟疾是一种蚊虫叮咬或患者输入带有疟原虫血液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主要症状为发热畏寒,食欲不振,与新冠肺炎无关。 所以,从多个角度看,这更像是赵立坚以自己个人的发声平台,发表的一些看法。是对近来美国一些官员无端指责中国的一种反击。 比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11日宣称,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并没有采取最佳做法,而是掩盖了疫情,这导致国际社会花了两个月时间才作出反应。 12日,同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耿爽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官员,“诋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疫努力”,称这种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任”。 耿爽说,这种言论对美国本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丝毫没有帮助。中国为减缓疫情蔓延所做的努力为世界各国赢得了应对疫情的时间。 有专家告诉刀哥,在与美国政府目前这波官员进行“口水战”时,对方像蓬佩奥这种已经公开承认说谎是令美国强大的一种能力之一,所以经常毫无根据地向我们泼脏水、死缠烂打,把水搅浑。而我们的外交人员回应,都是要有理有据,所以从场面上看,我们处于被动接招的状态。 这位专家说,赵立坚这次用猜测性话语反击美国,其实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搅和一下美国的舆论场。但是这种招式,可能我们国内很多人,我们的对手都不太习惯。 在美国媒体和社交网站上,也有不少声音认为,美国批评中国的抗疫是为了“甩锅”。美国政府在1月底宣布将限制来自中国的乘客入境。但批评人士说,总统特朗普在公众场合淡化了这种病毒的严重性,联邦政府在检测方面行动迟缓。 关于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究竟从何而起,至今仍迷雾重重。 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1月24日发表的一篇由收治新冠肺炎重症病患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撰写的论文,将首名病患的发病时间前推至12月1日。该论文由近30名中国医疗机构的研究者所撰写,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在救治新冠病患的一线。 而香港《南华早报》在13日刊登文章透露,根据武汉市相关部门在去年底发出的内部文件,把首次发现疑似新冠患者的时间,向前推到11月17日。 2 针对赵立坚在推特上的发文,13日耿爽回应称,“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关于新冠病毒源头的讨论,美国政府个别高官和国会议员借此发表种种不实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抹黑攻击中国,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耿爽说,“事实上,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对病毒的源头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中国这几天一直在说的,中方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 的确,在关于病毒源头的问题上,还是要看科学证据。 但是,关于病毒与美国的生化武器,一些传言早已有之。不久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就表示,新冠病毒是美国研制的生化武器的一种。 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个例。 据俄媒体报道,前联合国生物武器委员会成员、前苏联生物武器专家、俄罗斯微生物专家伊戈尔·尼库林认为,新冠病毒完全可能来自中国之外。 俄罗斯杜马议员纳塔利娅·波克洛恩斯卡娅、俄罗斯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也都公开发表评论认为,新冠病毒是来自美国的破坏行动。 俄罗斯质疑新冠病毒出自美国的黑手,有其依据。俄方认为,美国从未停止过对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1972年签署的联合国《禁止生化武器公约》,从此摆脱束缚,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生化武器。 3 近年来,俄罗斯媒体对美国在其周边国家建立军事生物实验室的活动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披露: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打着帮助独联体国家防止生物威胁的旗号,在俄罗斯周边地区建立生物实验室网络,对俄罗斯形成了半弧形包围的态势。 这些实验室网络分布在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对此深感威胁和担忧。 苏联解体后,由美国国防部降低威胁局(DTRA)和美国参议员塞缪尔·纳恩(Samuel Nunn)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共同参与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运输、储存、退役和维护计划,即 “减少生物威胁—合作参与生物计划” (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 – CWEP), 也称“纳恩-卢格(Nunn-Lugar)计划”。 理查德·卢格 根据上述计划,美国五角大楼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前苏联生物武器专家、技术并在前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取了前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美国五角大楼为此预算拨款21亿美元。从此,美国在秘密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方兴未艾。 俄专家认为,美国在独联体国家的生物实验室是围绕俄罗斯进行生物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格鲁吉亚:2011年,由美国五角大楼降低威胁机构出资1.5亿美元,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建立的具有三级防护功能的中央生物参考实验室启用。时任美国参议院国际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原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安德鲁·韦伯出席了揭幕仪式。该实验室从此以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格的名字命名为“卢格”实验室。 根据美格协议,该实验室由美国防部直接控制,格鲁吉亚政府无权对其监督。在该中心工作的美军生物学研究者和其他非军事研究人员都在格鲁吉亚享有外交豁免权,并可使用外交渠道运输生物材料。 在美军方的文献中,它被列为“美在国外运行的研究单位”。参加格鲁吉亚“卢格”实验室工作的除美军方的生物学研制单位外还吸收 “西图公司”、“巴特尔”、“迈塔”等私人大公司参与。这三家私人承包商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各类政府机构提供生物研究服务。 “巴特尔”公司还与美国国土安全局签订两份合同。一份是2006-2016年的3.444亿美元联邦合同,另一份是2015-2026年的1730万美元合同。根据这两份合同,“巴特尔”公司还掌控着坐落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 Maryland)的最高秘密等级的生物实验室,“全美生物防御分析和反制措施研究中心”(NBACC)。 美国的秘密生物实验室优先研究课题,是可用于生物武器的潜在病毒株,包括可传播土拉热杆菌(兔热病)、炭疽、布鲁氏菌病、登革热、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非洲猪瘟、西卡病毒、SARS病毒以及蝙蝠和传播传染病的多种吸血昆虫、蚊蝇,评估气溶胶毒素的危险影响;评估类鼻疽病毒对灵长类动物气溶胶的毒性效力,和其作为恐怖生物武器的潜力。 梅契尼科夫 乌克兰:美国在乌克兰策划第一次颜色革命成功后,美军方对在乌克兰开展生物研究发生了特别兴趣,与乌方签署了一揽子重新装备乌境内生物设施的协议。美国五角大楼威胁降低机构出资1.7亿美元,于2010年6月15日在敖德萨市的梅契尼科夫抗鼠疫研究所的基础上,建成了第一个生物实验室,随后又于2013年在基辅、文尼察、捷尔诺波尔、乌日哥罗德、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辛菲罗波尔、赫尔松、利沃夫、哈里科夫等地建立了15个生物实验室。 阿塞拜疆:五角大楼在阿塞拜疆投资约1.7亿美元,升级了阿塞拜疆生物实验室的网络,于2013年在巴库建造了中央生物参考实验室,并在阿塞拜疆不同地区建立和升级、改造了大约10个生物监测站。 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军方在乌兹别克斯坦投入1.3亿美元,于2007年至2016年先后在塔什干、安集延、费尔干纳、乌尔根奇、布哈拉、苏尔汉达里亚、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以及撒马尔罕地区建成了生物实验室网络。 亚美尼亚:由美国国防部威胁降低机构提供资金,于2016年在亚美尼亚的埃里温、久姆里、伊杰万三地建立了生物实验室。美国五角大楼仅对埃里温一个参考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大约投入金额为1800万美元。 亚美尼亚是前苏联微生物科学的主要研发基地之一。美国不仅对亚美尼亚在微生物科学的研究成果和人力资源感兴趣,更对亚美尼亚微生物培养存贮库中的约14000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菌株(鼠疫,兔热病,炭疽,脑炎,口蹄疫,非洲猪瘟等)抱有极大兴趣。 哈萨克斯坦:美国五角大楼减少威胁机构共投资1.7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阿拉木图原鼠疫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参考生物实验室于2016年9月落成启用。美国还在该实验室建设了一个中亚疾病预警系统。 原阿拉木图鼠疫研究所储存有大量的鼠疫,霍乱,兔热病,炭疽和布鲁氏菌病等病毒菌株。俄罗斯特别对美国在自己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内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建立生物实验室挖墙脚的做法十分恼火。 4 美国“大药房”把美国利益集团紧密捆绑在一起。 俄罗斯专家披露,美国的秘密生物战计划还与生物制药紧密结合,吸收许多美国的大公司参与,形成了所谓的美国“大药房”联盟。这一“大药房”把美国国会议员、军事集团、制药和军工企业的利益密切融合。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生物武器可以有选择性地迅速消灭敌人的人力,胜利者只是在被征服的国家的领土上“清除垃圾”。美国还用人体进行生物进行实验,对当地居民进行秘密生物攻击。 在建有美国生物实验室的独联体国家,各种传染病疫情频发,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政府每年不得不花费巨资从美国进口药物和疫苗。 2018年,格鲁吉亚国家前安全部长伊戈里·格奥尔加泽对媒体揭露美国在格鲁吉亚的“卢格”生物实验室用人体进行秘密试验,导致许多实验对象死亡。格奥尔加泽还向媒体展示了相关文件并要求特朗普政府对此进行调查。这引起了轰动。 2018年9月13日,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要求美国官方对其在格鲁吉亚秘密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做出解释。 俄罗斯专家指出:众所周知五角大楼是战争机器,而不是造福世界人民的医院。质疑美国在独联体国家的实验室网络具有双重目的。生物武器本身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它不用开一枪就可造成比原子弹更大的危害。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的泄露都会威胁到整个世界。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早在2016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言时就指出:“美国长期不遵守40多年前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千方百计阻止关于建立执行《公约》的核查机制。我们知道,美国人有一系列生物研究项目,包括在我们的邻国,这些研究并不是为了和平的目的”。 2018年,拉夫罗夫还在阿拉木图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外长会议上说“我国安全部门和专家对这些生物实验室的出现感到特别紧张,不排除这是用来对付我们的”。 感谢周凡先生为本文撰写了重要内容 来源:补壹刀/胡一刀
回复 | 0作者:Pascal留言时间:2020-08-10 00:25:05
http://www.xilu.com/sstj/20200326/1000010001125754.html https://newcastle.chinesetoday.cn/content-102011548082071
http://www.nbyoho.com/news/1673520323281031693.html http://www.nbyoho.com/news/1673447868022637665.html 回复 | 0作者:Pascal留言时间:2020-08-09 15:11:56
http://www.xilu.com/20200805/1000010001139996_8.html
http://www.xilu.com/20200805/1000010001140053_14.html
一些独立学者撰文列举的希特勒、戈培尔的所作所为及言论, 均说明上述推测符合逻辑。
第一,德国纳粹分子杀人“已成习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杀人 如麻,大规模屠杀对于他们已习以为常。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后, 他们在该州杀害了43万人!根据已解密的美国档案,二战期间,在 斯摩棱斯克地区,德国集团军群中有一个“537建筑营”,专门从 事屠杀活动。至于德国是否在侵略苏联后杀害了波兰人,在俄罗斯 已不是秘密,只是“不方便”对外公开而已。
第二,伪造历史、颠倒黑白是希特勒、戈培尔的惯用手法。他们曾 制造了“布朗伯格事件”(德国称,1939年9月波兰军队屠杀了5.8 万德国和平居民);散布谎言说布尔什维克杀害12000名德国人和 乌克兰人;宣称他们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市挖出了9500具尸体;还企 图在敖德萨策划同样事件。[18] 因此,在许多不带偏见的研究人 员看来,德国纳粹屠杀波兰人然后嫁祸于苏联是完全正常的。
第三,戈培尔在日记中不打自招。其实,卡廷事件并不复杂。戈培 尔在卡廷掘尸检验期间的日记和“指示”都说明纳粹德国才是真正 的元凶。1943年4月17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19]:
卡廷事件正在变为一枚巨大的炸弹,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还会引发 不止一次的爆炸巨浪,而我们会十分娴熟地利用这枚炸弹把文章做 好。1~1.2万波兰军官已经为其真正的罪孽——他们是战火点燃者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还可以为我们服务,利用他们,让欧 洲人民认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面目。
这表明,虽然戈培尔倒打一耙,将“战火点燃者”的帽子扣到波兰 军官头上,但还是毫无掩饰地道出了是纳粹德国让波兰军官“付出 了生命的代价”,因为不会有人从该日记得出相反的结论——苏联 让波兰军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3年4月18日戈培尔确认,卡廷事件“几乎是按计划运作的”。 [20]在卡廷墓地掘尸检验之前,戈培尔对组织国际“调查”活动的 纳粹分子的指示也说明德国纳粹在玩弄阴谋。戈培尔要求:“我们 的某些人应提前到达那里,以便在红十字会到达时一切已经安排就 绪,在挖墓时不会出现与我们的方针不一致的东西。”[21]
如果考虑到纳粹分子“准确地知道”卡廷墓中的波兰军官是1940年 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的,戈培尔为什么还担心在挖掘中 “出现与我们的方针不一致的东西”呢?为什么他认为在挖掘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对纳粹德国不利的东西呢?戈培尔关于卡廷事件的日 记和“指示”,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让谎言炮制者的面目暴 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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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wzg.cn/history/201811/45617.html http://blog.creaders.net/u/8994/202005/373651.html# http://blog.creaders.net/u/8994/202005/3737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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