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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一生，从不是一个不问世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文学、艺术、玫瑰花和书法流变的人。十几岁时，因为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他被就读的徐汇公学开除；“五卅运动”中，他参加在街头的演讲游行；留法期间，他1931年在意大利罗马做《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演讲；抗战胜利后，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有关民生和时局的政论文章；再到1955年，他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音乐、出版、少儿读物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多个领域的十几份意见书，直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政治家傅雷”的一面才悄然淡去。

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从巴黎回国后，就住在136弄39号（原环龙路花园别墅39号）。在这里傅雷开始了《美术名作二十讲》的写作。当时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的刘海粟，聘请傅雷为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和法语。《美术名作二十讲》是傅雷上课讲稿中的一部分，部分曾在当时的《艺术旬刊》杂志上发表。书的一稿，就是在当时讲稿的基础上，对世界美术名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完成于1934年6月。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傅雷的座右铭。

傅聪曾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关怀，如此痛心疾首。”傅聪还记得，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1948年甘地被刺时，父亲都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

1956 年 9 月，22 岁的傅聪开始了首次钢琴欧洲巡演。两年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决定出走英国，飞往伦敦的班机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已发出了傅聪出走的电讯。傅聪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如果我回国，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作为翻译家的傅雷，“也从来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从上世纪30年代到抗战期间，他的译作一直都是呼应时局，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从译者序言里，不难看出他意图借所译作品，唤醒遭受劫难的人民，鼓舞斗争意志的信念。

“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萌蘖若干希望，能使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

书生报国无他物

唯有手中笔如刀

抗战胜利后，傅雷怀抱“疮痍满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复的河山等着建设”的理想，将目光从翻译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1945年10月，他和周煦良合编出版《新语》半月刊，发表有关时局、民生、教育等问题的政论和杂文。同一时期，他还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报刊撰文，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

翻看傅雷这一时期的文章，他关注的领域，从广岛原子弹到对汉奸的审判，从邮政与铁道加价到学生请愿，视野开阔，目光敏锐。

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一文中，傅雷直言，“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

而1947年一场关于美苏关系的辩论中，傅雷的文章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击节赞叹。

1947年2月，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三篇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傅雷4月进行了翻译，并与史各脱《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合编成一本题为《美苏关系检讨》的小册子。因为斯诺的看法，使傅雷“感想甚多”。他写作《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一文，作为译者代序，刊于4月下旬的《文汇报》。

这篇文章中，傅雷指出，“二战” 结束后，“国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场，观察国际关系”。“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责。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头脑思想”。

他不能赞同“到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就是亲美，反苏的人必定亲美，必近于反动，甚至是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跳出这样的二元思维模式，“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就反对谁”；“劝大家对美苏之间的争端，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因分不清双方的真主意与假姿态而作左右袒。”

傅雷的文章刊出后，即遭到左翼人士周建人等的批评，说他的观点和“法西斯蒂”距离不远了，并给他扣上了“亲帝反苏”的帽子。

7月22日，傅雷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撰文，对周的批评进行反驳。

“红军搬走东三省的工厂，全是我深文周纳，或向壁虚造，或轻信流言吗？从而我的抗议也变成了反苏，变成了与法西斯蒂距离不远的证据？左派论客认为红军在东三省作战两星期，牺牲若干万，理应获得赔偿；仿佛东三省的‘人民大众’在日本铁蹄下作十四年的奴隶，倒是活该！凡有自由良心，没有政治偏见，希望民族挣扎图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国的自由独立是一个大讽刺。所以我说，委曲求全未识不可，有时甚至必需，但自己心里要明白这是委屈。美国给我们受的委屈，固然要痛苦流涕（我从来没说过不），俄国给我们受的委屈未必就应该额手称庆，合唱颂歌！有人对俄国（给我们受）的委屈哼了几声，也未必就是亲帝反苏反‘和平民主’吧？”

傅雷认为，“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看。”介绍斯诺的文章，就是要“使我们躬身自省”。

“顽固至少是 classic 的”

知识分子傅雷的魅力，来自他对国家与国民的关怀，更来自他独立思考的理智之光。

傅敏说：“他外文好，又关心时事，了解不少30年代斯大林肃反清党的内幕，还有苏联红军在东北的行为，而且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有自己的判断。”

黄苗子在一篇回忆傅雷的文章中，曾写到傅雷对别人说他“顽固”的态度——“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1961年6月26日给傅聪的家书中，傅雷写道：“老好人往往太迁就。不幸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可见艺术永远离不开道德——广义的道德，包括正直，刚强，斗争（和自己的斗争以及和社会的斗争），毅力，意志，信仰。”

1953年4月，傅雷夫妇与作家柯灵等同游天台山。山上夜寒，惟有细心的傅雷带了毛线衣。登山过程中，大家力乏腹饥，傅雷打开白瓷口杯里的猪油黑枣请大家来吃。早在半个月前，他就让夫人把一层猪油、一层黑枣铺好，用慢火天天蒸，作为自制旅游点心。同年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整套书终于出齐。

他的清醒与理性，正是来源于这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内心执著。他的独立意识还表现在一生不党不群，只代表自己的良心说话。

傅雷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这一党派的成员。1956年8月17日，在回复徐伯昕（民进领导人之一）的邀约信中写道：“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再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也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

1954年11月9日，傅雷夫妇赴杭州拜访画家黄宾虹。傅雷说：“连续在他家看了两天画，还替他拍了照。”之后，傅雷还游览了杭州白堤小景，并拍下这张风景照片。

从杭州回来的第二年，黄宾虹与世长辞。老人家在弥留之际还不停地念叨：“傅雷是我生死知己。”然而，此时的傅雷却因腿摔伤瘫卧床榻，未能亲自赴杭吊唁。他在给傅聪的信中说道：“以艺术家而论，我们希望他活到一百岁呢。”从30年代初识，傅雷与黄宾虹20多年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黄老每有得意之作即题赠傅雷。傅雷收藏的黄宾虹后期画作，多达五六十件。然而，这些作品大多在“文革”抄家时散失了。

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翻译工作会议上，傅雷提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许多翻译谬误的例句，结果触怒了许多人，他们大骂傅雷狂傲。

1949年后，傅雷是中国文化界除了巴金惟一没有单位、不拿工资、全靠译书稿费生活的人。1949年12月，傅雷从香港经天津到北京。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晗有意请他去教授法语，请钱钟书夫妇从中说情，但傅雷没有接受邀请。究其原因，一来可能是他深知自己性格耿介，有任职上海美专的经验教训；二来也是因为他对新生的政权还存有疑虑。

1947年与周建人的那场辩论，周非此即彼的话语方式，部分影响到傅雷对共产党人的看法。在反击文章中，傅雷曾写道：“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已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做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闯大祸的时候。”

这种可能被傅雷不幸言中。也是这场笔战，为 1958 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埋下伏笔。不过那是后话了。当时，他选择回到书斋，与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相处。

天下可忧非一事

书生无地效孤忠

傅雷生命中最后有“从政”色彩的日子，从1955年5月进入上海市政协，被派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始，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终。

有研究者发现，傅雷的变化在《傅雷家书》中有清晰的体现——开始于1954年1月的家书，截至1955年底，傅雷基本上都是在和傅聪谈艺术。从1956年起，谈艺的成分骤然减少，涉及政治生活的内容逐渐增加。

这样的情形，持续到 1958 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家书暂时中断。1959年10月1日家书继续后，政治生活的内容又完全淡出。

傅雷有一阵喜欢摄影。为了拍出山中的晨雾，他清晨带着照相机开始登山。回到上海后，自己动手放大了照片。傅雷自备有天平，自配显影剂、定影剂。

1956年4月14日的信中，傅雷说自己以前“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而对“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太不了解了”。

由此可见，他对新生政权已经从犹疑转为认同，并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这一时期傅雷写的各种报告、“意见书”总计有十七八万字，涉及出版、教育、音乐、国画等多个领域。

傅雷认真严谨的个性，还表现在具体细微处。傅敏还清楚地记得，开政协会议发言有时间要求，父亲每次都是写好发言稿，在家里先念，让母亲在一旁掐算好时间。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一腔热忱，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队伍中。1957年3月，作为特邀代表，傅雷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家书中，他兴致勃勃地谈道：“此次会议，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岂料风云突变。5月中旬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8月开始，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刊载文章批判傅雷。半年间，他从新政权的“诤友”，变成了“亲美反苏”和“中间路线”的代表。批判会开了十多次，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这时，有人暗示傅雷，把“检查”的调子定得高一些，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用“深刻的认识”避免被打成“右派”。

傅雷却无法接受这样的“好意”。他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深刻的检讨’。”

从这时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傅雷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孤独寂寞的日子里，和儿子傅聪的书信往来，是他惟一的安慰。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只能“坐井观天”，但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关注之心，并未熄灭。

从1954年1月18日，送走傅聪出国留学不到24个小时，傅雷就动手给儿子写信了。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966年傅雷夫妇离开人世，父子之间鸿雁不断，从而形成了一版再版的《傅雷家书》。这本蓝色封面的书，由画家庞薰设计。

一本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集，成了中国的畅销书。这也是一部很特殊的书，这些写在纸上的家常话，成为傅雷先生思想的折光。图为傅雷用毛笔手书的英文家信原件，这在傅雷的家信中难得一见。

1966年8月12日，傅雷口述、朱梅馥打字，给傅聪寄去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在等凌霄两周岁的照片，假如能寄一张他的正面照片，我们一定会很高兴。”傅雷夫妇至死都在等待着孙儿傅凌霄的两周岁照片，然而他们等不到了……

1960年11月26日的家书中，言及近期傅聪信少，“知道你忙；可是你不谈，你我在精神上艺术上的沟通就要中断，而我在这个孤独的环境中更要感到孤独。我虽一天天地衰老，还是想多吹吹外面的风。”

1961年2月，傅雷致楼适夷信：“虽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 1961年8月，“右派”帽子尚未摘去，他仍然执笔，为地区居民上书上海市委和副市长曹荻秋，要求擅自占用里弄用地、扰民的工厂他迁后，恢复原样，还地于民。然而，现实的生活，越来越残酷。

翻译家的离去

1958年4月至1961年2月，傅雷相继译毕《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艺术哲学》《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但因为“右派”的帽子，译著一直未能出版。期间，他拒绝了使用笔名出书的机会，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他认为给他戴帽本就是错，因戴帽而隐名，则是错上加错。没有工资，译作不能出版，意味着丧失了稿费这一惟一的生活来源。傅雷不得已需要傅聪的接济。1961年4月20日，朱梅馥专门给傅聪写长信，谈及每次“嘱寄”食物时傅雷心里的矛盾、顾虑、屈辱和自卑。

傅雷爱花，也经常用相机拍花。他在上海江苏路住宅的后院花园里，种了50多种月季。他听说在晚上嫁接月季成活率高，常让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

1966年8月30日夜，一群红卫兵根据一份《傅雷夫妇深夜打着手电在后花园里埋什么》的小报告来到傅雷家，拔掉了月季花，掘地三尺，当然什么也找不到。三天后，傅雷夫妇饮恨离开了人世。

在1966年8月12日的最后一封英文家书中，傅雷这样描述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作斗争，我们必须抛弃所有旧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出尽全力去满足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诸身上的种种要求。”

他在信中提到从未见过面的孙子凌霄，“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一天，距傅雷夫妇走上不归路，还有三周时间。

1966年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舅舅发来的报告父母双亡的电报。“其实心里面并不很惊讶，” 傅敏回忆说，“我一直觉得，红卫兵三天三夜的抄家，只是导火线。最重要的是，他之前已经感到自己没有价值了。”

从1949年12月20日至1966年9月3日，傅雷居住在上海市江苏路284弄5号，这是一座1936年建成的三层联排式住宅。这里是傅雷先生住得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取得成就最多的地方，他在这里翻译（包括重译）过 34部世界名著，其中就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还有几十万字的“傅雷家书”。

在经历了“文革”中四天三夜的红卫兵大抄家后，傅雷夫妇不堪酷虐，决定离开这个黑暗的世界。

1966年9月3日晨，傅雷夫妇从一块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露台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被，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夫妇二人穿着睡衣、光着脚上吊于卧室铁窗两侧。中国译界一代巨匠，在漫漫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这一天，傅雷58岁，朱梅馥53岁。傅雷夫妇之死，成为“文革”中最震撼人心的悲剧之一。

1964年8月，译毕《幻灭》后，鉴于当时意识形态形势和对19世纪西方文学的重估，傅雷于1965年10月26日致函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称“迩来文艺翻译困难重重，巴尔扎克作品除已译者外，其余大半与吾国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所抵触”，故拟暂停翻译巴尔扎克小说，仅仅从事巴尔扎克研究，介绍研究资料。然而出版社不同意，亦未说明理由。但是“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而且身体百病丛生，“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傅敏说：“这封信，实际上已经是‘求救信’。”但是，未有答复。

傅雷研究者罗新璋认为，此时的傅雷已臻无书可译的地步，“翻译家的社会生命实际已被结束。”

1966年9月2日夜，傅雷夫妇写下遗书，决绝而去。

重温刘再复读《傅雷家书》后写下的诗句：“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纪念傅雷，不仅要纪念他作为翻译家的辉煌，也需要纪念他作为社会良心的寂寞和悲凉。也许，这也正是在国家图书馆“百年傅雷展” 开幕式上，任继愈老人感慨“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