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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难道就这样下去吗？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特权分子？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

　　他决定要有所改变。改变不了别人，就先改变自己。

　　他搬出了独立办公室，将家中的红木古典家具全部捐给博物馆，并且向上级要求取消专车、工资减半。

　　然而，他的要求一一遭到否决。当他自作主张，不坐专车改骑自行车上班时，立刻有安全部的人来找他谈话。

　　以上种种，为他以后在文革中的表现埋下伏笔。

　　1966年，文革爆发。

　　李敦白有一种被解放的狂喜。他发疯似的投入到那场运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感受到了早年“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时的久违的言论自由”。

　　他参加了包括王光美在内的很多大人物的的批斗大会，组织并担任“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一时间成为闻名全国的风云人物。

　　他痛恨官僚体制，他认为只有将一切都推倒重来，才能建成他所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社会。

　　然而，“解放的美好感觉”没有维持多久，他就目睹了丑恶的一面。他看到，所谓“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仅仅是造反派的自由，甚至仅仅是各个造反派自己一派的自由，对于其他人、其他派别，不仅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就连财产和生命都可以任意剥夺。——这完全违背了他早已根植于心的自由的理念。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文革不仅带来了革命小将，更是放出了一群小老虎。在造反革命的掩盖下，正进行着一场难以防备的丑恶暴力。”

　　在参加陆定一、吴冷西、周扬等人的批斗大会上，被批斗者被打得嗷嗷尖叫，坐满北京工人体育馆看台的群众发出痛快的笑声。李敦白写道：“整个批斗的残忍暴戾让我生厌。我转身问穆欣（《光明日报》总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样使用暴力对吗？’穆欣狡猾地一笑说：‘这不算真正的暴力。’按照穆欣的说法，敌人这样做才算暴力，群众这样做就不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而下次我在体育馆再见穆欣时，他自己却成了批斗的对象，跪在那里‘坐飞机’。”

　　1967年1月，江青和陈伯达来到广播事业局。李敦白向江青抱怨：“自从接管了这里，造反派已经染上官僚作风，居高临下了。他们取得了批评的权利，现在却拒绝给他人批评的权利。”江青的眉毛往上一挑，就在那一瞬间，李敦白感觉到自己触犯了江青。

　　于是，李敦白遭受一生中的第二次大棒重击已经不可避免。

　　1967年9月，李敦白再次被扣上“国际间谍、美国特务”的罪名。1968年2月21日，他遭到逮捕并被投入秦城监狱。

　　依然是没有审判，依然是单人监禁，连罪名都和上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时间，这次他被关押了将近10年之久。

　　1976年的一个晚上，李敦白回忆：“自从我入狱后，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监狱外的田野里传来任何声音。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锣鼓喧天的音乐透过邻近公社的大喇叭传过来。……又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叫，这个声音很熟悉，又高又尖。这个声音我有9年多没听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万确，是江青！”

　　那一刻，李敦白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他说：“喜剧的意味已经消失，反倒荒诞悲哀。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混乱中重生，创造和管理民主。但是我的期盼全罩上了阴云，我们没有征服混乱，反而被它蚕食着。”

　　1977年11月，李敦白走出监狱。

　　10年与世隔绝，使他连语言表达能力都出现了障碍。

　　他在中国生活了35年，其中竟然有16年是在单人牢房里度过的！

　　那么，经过了如此漫长而难以忍受的磨难，他总该反思和“悟”到些什么吧？

　　大梦一场，他终于醒了。——1980年，李敦白复归李腾伯格，携妻儿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故土。

　　2019年8月24日，这位坎轲一生、命运多舛的老人在华盛顿州福克斯岛上的家中去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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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上过有关李敦白先生的帖子。这次附上。

李敦白和他的家庭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1921年8月14日－），1944年—1979年期间曾長居在中国，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曾在延安工作，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共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因先后牵涉苏联间谍案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团”而两次入狱。1993年出版了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一书。

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犹太家庭。1942年参军，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老师中有张学良之女儿张闾瑛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5年夏随军派往中国，负责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战后继续留在中国，经宋庆龄介绍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后前往张家口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到延安，任新华总社英语专家。他说，自己抵达延安的当天，就见到了毛泽东，并渐渐认识了他，以及窝在延安的共产党核心领导成员。李敦白奉命把领袖们的讲话润色、编辑成完美的英语，之后还翻译过一些毛泽东的文章。毛主席甚至还在李敦白的那本红宝书上签了名。随后他获得中国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任来访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翻译，开始熟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

1949年在苏联任报纸编辑的李敦白被指控为间谍，并组织了一个国际间谍网。约瑟夫·斯大林说他是美帝国主义派来破坏中国革命的间谍，要求毛泽东逮捕李敦白。李敦白于是被投入监狱，有一年时间都被关在终年不见阳光的狱室里。期间第一任中国妻子与他离婚。斯大林死后，李敦白获得平反，他才被释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外国专家，与王玉琳结识，1956年结婚。

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非常激进。1967年他成为有约70名成员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目，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掌权。同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4月10日，他作为外国人代表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他还批斗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国人，包括马海德（George Hatem）。

1968年2月, 李敦白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许多成员被逮捕。他的妻子王玉琳则去了“五七干校”。

1973年在押的外国人基本都被释放，但李敦白仍然被视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简称王关戚）”分子继续关押。1977年11月他才被释放并平反。1979年回到美国度假，并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讲述自己的第一印象。1979年《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他引人入胜的故事。

第一任妻子维奥莱特。婚姻维持三年，妻子另有新欢离异。

第二任妻子魏林。婚姻维持五年，离婚原因在于李敦白被关多年且无消息。

第三任妻子王玉琳。李敦白说“她是典型的北京人，在和我结婚的50年中，共同渡过了上下起伏的生活。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善的生活伴侣”。

李敦白眼中的历史与毛泽东

李敦白前前后后在中国待了34年，总共在中国的监狱里待了16年。经历过共产党的革命胜利、大跃进的恐怖，以及紧随其后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多年来的历次采访当中，谈到那些年的恶行和破坏时，他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悲伤、愁苦、愤怒，甚至是耻辱。

李敦白在自传的序言中说，他像其他人一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原因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新世界。” “但同时，我也希望清晰地描绘随之而来的罪恶，”他写道。“我见证了罪恶，与罪恶并存。某些情况下我还曾参与其中，这让今天的我感到耻辱和羞愧。”

李敦白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融大英雄和大罪犯为一身。”他说，毛泽东待人冷淡、讲话缓慢，而且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倾听者。”他说，毛泽东有时也会“十分搞笑。”

2011年，一位BBC记者问李敦白，今天还有没有共产党。他回答说，“按照我了解的任何一种定义来判断，都已经没有了。今天没有多少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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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网上有网友转贴文章“奔赴延安的美国人（李敦白）谈回美后生活”。我也在网上找了李敦白和中国妻子的故事。还有他儿子写的故事。摘编了一下。

李敦白：最崇拜他的中国妻子

1949年初，以上中共党员的美国人李敦白神秘地消失了。原来，苏联当局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美国间谍”，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后来，苏联平反了斯特朗的冤案，被囚禁6年3个月的李敦白也被释放。

1955年出狱后，李敦白在广播事业局担任外国专家。在时任局长梅益的办公室，他遇见了他的终身伴侣王玉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也是共产党员。

王玉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初次见面，王玉琳给他们端上茶水，回到外面的办公室，但并没有把门关死。于是，李敦白听到秘书们谈论关于他的前一次婚姻。被捕前，李敦白有过短暂婚姻，但她在李敦白入狱后的第3年就改嫁了。李敦白听到王玉琳和同事争辩说：“什么不能等6年，如果是真正的爱情，就算是10年20年，也要等下去。”正是这句话给李敦白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两人常常在下班后一起做些喜欢的事，比如逛街、看电影。后来，李敦白写了一封求婚信，偷偷放到了王玉琳的办公桌上，告诉她：“我很高兴，我希望我们能够相爱、结婚。”第二天，王玉琳走进李敦白的办公室，表情严肃地在桌子上放了一封信。信中说：“亲爱的李敦白同志，我从没有想过和你发展那种关系，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完全终止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

李敦白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信的最后还有一行字：“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今天下班后一起去逛中山公园，我当然要遵守诺言。”当天晚上，李敦白高兴地赴约。一番真诚的交流过后，两人定下了终身大事。

1956年2月11日，李敦白和王玉琳结婚，但王玉琳的家人没有出席婚礼仪式。那时，中国家庭很难接受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让李敦白自豪的是，几年后，他就成了王玉琳家最受喜欢的女婿。

“文革”开始，李敦白成了风云人物，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与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一起参加国庆庆典。毛泽东为他在红宝书上签了名。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顿时传遍了全国。

让李敦白始料不及的是，1968年2月21日，他以“美国特务”罪名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有人暗示他，如果他放弃与中国的所有关系，他就有可能获准回到美国。李敦白说：“不行，我必须留下来，等到党还我清白。”

再次入狱，王玉琳告诉李敦白：“你就说实话，他们就拿你没办法”。李敦白在狱中坚持4条原则：一是不论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爱中国；二是不论受多少苦都不能倒下。三是绝不能忘了王玉琳和孩子们，否则就会活不了。四是绝不放弃自己信仰的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在狱中，他曾经好几次都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是那些身边的人和爱人的鼓励让他活下来。

当时，王玉琳吃的苦也不少，她成为批斗的对象，被毒打，没有人敢跟她说话，她下乡劳改3年，在严寒下工作，垒砖头、做饭、种玉米。即便如此，王玉琳仍做好交付给她的每件工作，她也从未想过离开李敦白。对于丈夫“间谍”的罪名，王玉琳根本不相信。她教导4个孩子，一定要相信爸爸是个好人。

1977年11月9日，经过9年8个月时间，李敦白等到了出狱的机会。他得到了结案报告：“间谍罪不成立，他是一个好同志。”李敦白与王玉琳再一次相见，这一别就是10年。他觉得这一切真的太美好了。他不仅活着回来了，还回到了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李敦白在各种不同场合均表示过对妻子的敬意：“我对她的感情除了爱就是崇拜。”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携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对于他的这个选择，他是这样说的：“我回美国，并不是背离了中国，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现在中国的桥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到了该回美国那端努力的时候了。”李敦白和王玉琳回到美国后，借住在他姐姐家中。当时，王玉琳只提了两个要求，第一她要有个工作，第二能有个独立的厨房，她想在美国打理出一个家的感觉。开始，靠着王玉琳织毛衣、教中文和中国烹调，全家勉强维持生活。王玉琳的中国烹调课在当地居住的小镇引起了极大轰动。因为能够品尝到美味，镇长几乎每节课都来听。李敦白也会去大学教授中国哲学，还参与一些讲演活动。

2006年9月，李敦白在中国发行他的中文版自传《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我还是那个努力在中美之间架起桥梁的人，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实在、幸福的道路。中国千千万万个有名和无名的革命英雄，用他们的智慧和毅力感动并教育了我。我是独身一人到中国的，回到美国却是和我心爱的夫人在一起。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生活伴侣。我同中国的缘分是从60年前开始的，我要为修建美中关系的桥梁而努力一辈子。”李敦白常说：“只要在这座桥上发挥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变得很伟大。”对于自传，李敦白说：“这本书写的是我的亲身经历。”他还动情地表示：“没有我妻子，也不会有我，所以我把这部自传，献给我的妻子玉琳。”

现在，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住在华盛顿州福克斯岛的一处庭院里，窗外汪洋浩瀚，海浪声声。李敦白时常扶栏眺望太平洋，中国在遥远的对岸，那里是他人生传奇的起点。在弥漫着浓重中国气息的家中，李敦白坚持读中文书，吃羊肉馅饺子，看订制的中国电视剧和中文电影，每年有3个月时间会回到北京居住。在他心里，那段长达35年的中国岁月从未真正逝去。

一提起生活中的小故事，李敦白就像是一个老顽童，一个阳光大男孩的神情。提到夫人王玉琳，他一往情深地说：“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她是老天派来管我的。”在金婚大典时，宾客盈门，王玉琳对大家说：“他一直是我们的家长。”李敦白说：“其实，我只是副家长，她才是正家长。”李敦白谈笑风生、幽默风趣，把曾经很沉重很苦涩的往事，包括狱中的遭遇都当笑谈。他常说：“我爱人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是我崇拜的对象。”

（据《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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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李敦白我并不特别陌生。“文革”中他可活跃了。后来我认为他是个投机分子。看来我偏激了些。他还真是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也是，20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

下面是记者对李敦白儿子的采访。李晓明让我想起了美国人阳早和寒春夫妇的孩子们阳和平、阳建平和女儿阳及平；以及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卡玛。

李晓明：“间谍”父亲影响我人生（摘编）

1966年，李晓明出生在北京。然而他父亲李敦白却背上了“美国间谍”的罪名，身陷囹圄长达10年之久。李晓明从有记忆起，就生活在“父亲是个美国间谍”的阴影之下。

李晓明5岁随母亲去了“五七干校”。他对于“烧砖”有着深刻的记忆：“除了下地干活，那里的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烧砖。砖窑建在一个小土坡上，有的人背砖，有的人用独轮车推砖。我妈妈一次需要背40块砖，我就帮着其他人推车。”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李晓明又被分配去养猪。每天清晨5点，他都会去食堂把头一天的剩饭用桶拎到猪圈，给猪喂食。因为是“美国特务”的孩子，从小李晓明就被同龄的孩子排斥。即使是在干校，其他孩子也不愿和李晓明“同流合污”。“他们的父母是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和我爸爸不一样，我爸爸是美国特务，所以没有人愿意和我亲近。”

有一回，李晓明和干校的几个小孩玩捉迷藏。当轮到李晓明把眼睛蒙起来的时候，一个孩子把他带到了一个巨大的石灰坑边上。然后，那个孩子朝他的眼睛上重重打了一拳，李晓明毫无防备，仰身翻到石灰坑里。“当时眼睛就肿起来了。”回到家，面对妈妈的追问，李晓明一口咬定：是自己不小心，摔进了石灰坑。第二天在食堂吃饭时，李晓明碰到了食堂的大师傅。在大师傅的追问下，李晓明说了实话，他至今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师傅听完后，二话没说，径直走到食堂的另一头，朝那个欺负李晓明的小孩脸上“咣”地扇了一个响亮的嘴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小孩敢欺负我了。”6岁的李晓明当时有点发蒙，而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依然觉得很温暖。“其实也有人会偷偷地对我表示同情和关心，但这个食堂大师傅是惟一敢公开这样做的人。”

1973年，在干校生活了一年半之后，李晓明离开了依然留在干校接受改造的母亲，回到北京，进入育民小学读一年级。

在北京，姥姥照顾着李晓明和他三个姐姐的生活。他们住在广播局狭小的两间宿舍里。房子没有单独的厨卫设施，李晓明一家必须与另一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厨房和厕所的使用，使得两家纠纷不断。而一吵架，父亲的事就总会被邻居搬出来说。

在育民小学念书时，每逢学校有毛主席讲话的广播，他都会被要求离开教室。原因是：他没有资格听毛主席的讲话。于是，无论春夏秋冬，操场上都会出现李晓明的身影。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就在那站着，惟一的想法就是广播快点结束，我好回到教室去。”对于这样不公正的事情，李晓明早已习惯，甚至于别的孩子欺负他，他也不还手。

在班上，李晓明有了两个好朋友。“那是我仅有的两个朋友。我们一起搭伴回家，一起玩扔石头，身上经常被石头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一点不觉得疼，特别高兴。” 说起这段友谊，李晓明显得很高兴。“除了扔石头，还一起打乒乓球、集烟标、玩弹球。我可以去他们家玩。”两个朋友虽然欢迎他，但李晓明还是能隐隐感觉到，他们的父母对自己还是心存芥蒂，“他们从来不到我家玩。”对此，李晓明并不十分在意，在他看来，能拥有这份友谊，已经很满足了。

在李晓明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被关进监狱。李晓明没有见过父亲的照片，也从不在母亲面前提起父亲，“我从来不问妈妈，不敢问，也不想问。”当时的李晓明甚至是有一点“恨”这个爸爸。在他看来，父亲是自己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因为他，让我比那些受罪的小孩还受罪。”被别的孩子欺负的时候，李晓明很委屈，但他从来都不哭，“我就特别地恨，恨自己的另一半血统是美国人。”

从别人的议论中，李晓明对父亲的最初印象就是“美国特务，被抓起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李晓明从来没有想过，如果父亲回来，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那是1977年11月的一天，李晓明的母亲提前下班回家，“我妈手里拎了两大包糖。一进门，她就特别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猜怎么着？你们的爸爸要回来了。’当时姐姐们可高兴了，我没什么感觉，就一直盯着那两包糖。”对李晓明而言，两包糖远比父亲要回来的消息更有诱惑力。“那时候，2分钱可以买一块奶油糖，1分钱可以买两块水果糖。现在居然有两大包糖放在我面前，馋坏了。”就在当天，两辆轿车停在了李晓明家楼下，“我们被通知立刻搬家到友谊宾馆。我还记得服务员出来帮我们拎东西，我特别不放心，跟他们说，别动别动，我们自己搬。”

第二天，母亲把父亲接了回来。“一进门，姐姐们都围上去哭，我也围上去，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还是觉得这个人很陌生。”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敦白，表情严肃。不过52岁，头发却全部掉光，讲话也不十分利索。

父亲回来后，李晓明觉得很不习惯，“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很中国化的美国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了。在友谊宾馆，李敦白全家分别住在三套公寓里。“爸爸妈妈住一套，我和姥姥住一套，姐姐们住一套。”也就是从这时起，李晓明才开始从姐姐们的口里得知，家里曾经的生活是多么优越。

自从李敦白出狱后，夫妇俩就一面恢复工作，一面着手给4个子女办理出国手续。而李晓明则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和友谊宾馆的孩子们一起玩，爬山、游泳、骑自行车。“成天玩，学习上花的心思少了，成绩一落千丈，以前我考试都没有低于98分的。但是我的英文水平却提高得很快。”

1981年，李晓明在人大附中初中毕业后，父亲打算把他送回美国读高中。因为姐姐们都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字，李晓明便去问父亲，快乐的英文是什么，父亲说是HAPPY。于是李晓明就说，那我就叫HAPPY，因为爸爸出来了，我很高兴。“英文名中极少有这个名字，可能父亲不想打击我的积极性吧，也没说什么。后来到了美国那所高中，校长说这个名字会容易被别人取笑，建议我换名字。我什么外国名字都不熟悉，校长就建议我用父亲的名字。所以，我和父亲是同名同姓。”

李晓明在中国生活了15年后去到美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不同的长相，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美国陌生的一切让他心生恐惧。第一天上课，李晓明在同一间教室从早上坐到下午，周围的同学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他坐在原处不动。“直到下午4点，才有一个学生发觉并过来跟我搭话。这时我才知道，这里上课和中国不同，中国是老师上哪节课去哪个教室，在美国则完全相反，学生们上哪节课就去哪个教室。在美国，所有的课程都像天书，除了数学和体育。什么欧洲文化，美国历史，听了一年，基本听不懂，但是数学很容易。”

李晓明借住在纽约长岛的一户美国人家里，父母则中国美国两头跑。“那时候我们在美国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父母来美国都是住在朋友家里。”一年后，父亲给李晓明拿来了一份学校的介绍。“据说那是美国数一数二的一所男子寄宿制高中，听房东说，能进入这所学校的孩子，全是来自很有钱有势的家庭。他们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当时我爸妈打算在纽约长住，他们就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去纽约市还是愿意去远州的学校。我想都没想，就决定去纽约市了。”

李晓明在美国上大学学的是电影制作。那时，他的父亲李敦白已经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帮助那些想要到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牵线搭桥。也因为和中国特殊的渊源，国内很多政府的访问团到美国，也都会拜访李敦白。“我爸接待他们，讲着讲着就开始讲他在中国的经历，讲中国的历史。”虽然李敦白说起这些兴致勃勃，但李晓明一点也不喜欢，“当时无法理解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要滔滔不绝地给中国人说中国历史。”在李晓明眼里，父亲“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毕业后，李晓明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洛杉矶从事广告摄影工作，他对于父亲所从事的工作毫无兴趣。虽然也经常从父亲的口中听到关于中国的种种变化，却从未在意。直到1998年底，李晓明才答应父母来中国看看。14年后，李晓明再次回来，中国巨大的变化让他感到惊讶，这个国家的开放与潜在的商机让他动心。之后，他开始逐步接触父亲的工作，多次来往于美国和中国。2002年初，一家美国公司邀请他来中国工作，李晓明欣然接受，重新回到北京。

父亲李敦白1993年在美国时，出版了一本自传，“从1983年他就一直想写，直到1993年才完成。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传后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的。”从理解父亲开始，李晓明也开始正视、接受自己的过往。“现在想想，会觉得过去受的那些委屈其实不是坏事。当然，也不是说受那么多委屈就一定是件好事。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有这样一段经历其实挺好的，那是我的一部分。”

《环球人物》 ( 2006-07-01 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