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就到了雷電交加的1966年，1966年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俗稱“五.一六通知”，傳達到黨內17級以上幹部，但全社會都察覺到了風暴來臨前的壓抑氣息。《人民日報》等報刊於8月9日全文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俗稱“十六條”，則正式向全國宣布“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十六條”第一條說：“當前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二條說：“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這就為各色人等提供了無窮的想象空間。只要把那些十七年來作威作福的“當權派”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可以清算他們的罪惡了，而一直被壓在底層的“工農兵”是主力。這些“主力”們各人有各人的盤算，有人是真的被“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所蠱惑，要為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拋頭顱灑熱血，“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有人是要找那些在十七年中壓榨迫害過自己的當權派們討回公道，甚至報仇雪恨；風雷激盪中有思考者就要去挖掘統治者的罪惡了，後來成為鄭州大學學生領袖的黨言川就如怒海中的尖峰冒了出來。
文革一開始，鄭州大學的運動歷程也是“學生造反、省委派工作組和校領導聯手鎮壓、被迫撤工作組、炮製’文革會‘繼續壓制學生造反”的套路。8月2日，中文系四年級學生黨言川等９人貼出《徹底揭發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組執行的右傾路線》的大字報，被“文革會”斥為“否定黨的領導”，說黨言川是“陰謀家、野心家”。8月6日，黨言川等去北京，尋求中央對他們造反的支持。在北京開會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接見了黨言川一行，主動承擔了河南問題的責任，明確表態要按照黨中央的十六條決定搞好河南省的文革運動。8月15日，黨言川等和劉建勛一同離京返回鄭州。同日，黨言川串聯部分同學籌備成立“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簡稱“鄭大聯委”，8月21日正式宣告成立。 就在這種緊鑼密鼓中，鄭州大學出現了一份轟動性的大字報，題目是“千刀萬剮吳芝圃”，原作是信陽地區光山縣一位青年學生，無情揭露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吳芝圃製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大字報說： 自1959年重陽節吃最後一口米飯，至1960年春，光山縣４、50萬人被打死餓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在最嚴重的時侯，走一段路就會遇見幾具屍體，妻離子散、全家自殺、全家餓死者數不勝數，人民遭到了大劫殺、財產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壞，其慘狀不堪耳聞目睹，痛苦不堪回憶，筆墨無法描述！要知道1958、1959兩年光山縣的糧食獲得了大豐收啊！可 是1959年連種子都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篩下幾粒糧食也得上交，哪談得上口糧！ 這正如我們上回所說，整個信陽地區在三年饑荒期間慘不忍睹，這張大字報燃起了對吳芝圃等“當權派”的滔天憤怒。揭批吳芝圃等1958-1960年的罪行成了黨言川和“鄭大聯委”造反的底色，也成了日後黨言川、鄭大聯委、和“二七公社”遭到殘酷鎮壓的深層原因。有意思的是，在中原大地由潘復生與吳芝圃爭權引發的兩條路線鬥爭，劉建勛接過與吳芝圃及死黨鬥爭的接力棒，在文革的特殊形勢下，傳到了以黨言川為首的年輕人手中。 “保皇者”們為了打擊黨言川和鄭大聯委，挖出了老黨1962年的一封私人信件，那是他寫給新鄉師院的同學的。他在信里和同學說：你在第一封信中談到你的學習心得和你對農村５８—５９年情況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追根求源是我們黨中央在那幾年犯了不小的“左”傾錯誤，……，三面紅旗現在我們的黨中央還想竭力地舉起來，但是三面紅旗中的兩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號召力，不用說工人、農民，就是在參加５８—５９年實際生產不多的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中間，提起大躍進，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種極度混亂的情況。像前幾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最好還是不實行的好，我認為三面紅旗已大體失去人心，要舉起來，是有困難的了。 信里的話雖然還沒有脫開那個年代套話的窠臼，但對“總路線”和“人民公社”的否定是顯而易見的，說明當時僅有十八歲的黨言川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這就能找出他1966年應勢扯旗造反的思想根源了。 事不宜遲，９月４日，“鄭大聯委”成立了“專揪吳芝圃戰鬥隊”，在歷史系二年級學生任延慶（聯委主要頭頭之一）的帶領下，十餘人專程去廣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長期執掌中南局而又在中央正得勢的陶鑄等的包庇下，學生們沒能把吳芝圃揪回河南批鬥。 9月5日，“鄭大聯委”這個年輕的造反派組織聯絡召集了“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線煽風點火大會”，來自鄭州、開封、新鄉、洛陽、許昌等地一百多個單位的工人、農民、幹部學生及外地來鄭串聯的師生五萬多人參加了大會。在這個會上，黨言川和他的戰友們毫不含糊地開始追究餓死三分之一人民的“信陽事件”，聲討以吳芝圃為首的前河南省委大刮浮誇風，高估產，高徵購，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悲慘歷史”，由於吳芝圃無法揪回，他們把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吳芝圃麾下作惡多端的趙文甫掛上“歷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台。所謂“歷史反革命”，指的就是六零年餓死河南人的歷史。在依然是共產黨的統治下，在五萬多人的集會上，大饑饉倖存者噴發出火山岩漿般的烈焰。文革開始時，楊蔚屏任省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是一開始派工作組和鎮壓早期造反學生的操盤手，這時已被揪斗下台。 正當此局勢動盪之際，“鄭大聯委”召開大聚會的同日，中央一紙調令，將主政的劉建勛調離河南，平調北京，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常務書記。比起封疆河南，算是失去實權了。劉建勛8月15日與赴京“上訪”的黨言川一行同車返回鄭州，8月19日就發布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偉大領袖在8日5日發布了自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宣布“文化革命”的炮口對準劉少奇等，劉建勛的大字報卻是當年省委書記中的獨一份，雖然事後有人回憶說大字報是劉建勛召集河南省委常委討論定稿，以劉個人名義發表的。 劉建勛的大字報有十點，一言以蔽之，黨言川沒錯，否定了之前省委對黨言川等的壓制，並支持群眾起來造反。匆忙將劉建勛調離，或許只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不滿劉支持群眾造反的運作，因為一年多以後，老毛召見已重掌河南的劉建勛和紀登奎時說，他不知道劉建勛被調到北京。劉建勛離任，省長文敏生代理省委第一書記。 劉建勛當時高調支持造反派的心理已不可考，但內心對吳芝圃者流餓死那麼多人的罪惡的憤恨，以及接觸了黨言川等造反學生，對他們的正義和動機的了解，一定是重要的因素。以後我們還會提到，劉建勛是務實的，也是有努力讓治下的老百姓過上安穩生活的理念的。 幾個月期間，如全國一樣，河南各派群眾組織蜂起，各種觀點對立辯駁，省委從文敏生起，幾個主要領導都呈不同面貌，采不同立場和算計，或明或暗表演博弈掙扎，到1967年1月，“鄭大聯委”仍不改初衷，串聯省會各大專院校造反派再次組織了“專揪吳芝圃聯絡站”。一方面深入信陽等地調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廣州揪吳芝圃。鄭大聯委始終堅持清算以吳芝圃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傾蠻幹、大刮五風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 為了整治全國運動的亂象，1967年1月，在毛澤東的指示下，軍隊開始介入全國各地的奪權運動，名字起得好，叫“三支兩軍”（“支持左派、支援工業、支援農業、軍事管制、軍事訓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強調軍隊要支持左派群眾，以前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廢。何運洪出場了。 何運洪，江西吉水人，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屬林彪的四野，55年首次授銜時的少將，時任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兼任第一政委的劉建勛已離任），在接到“軍隊介入地方文革，支持左派群眾”的中央指示下，立即出動，支持他認定的的“左派”，實為最保守的“十大總部”，矛頭對準造反最力的以“鄭大聯委”為首的一派。一月二十四日公安公社成立，二十五日何運洪親自接見全部服務員，抓住了刀把子。何運洪操縱公安公社，由軍區派幹部領導，開始調查各大學造反派人員，決心進行大逮捕。一月三十日河南省軍區武裝遊行，保守組織鄭大戰鬥師緊跟。到鄭大、河醫門前，高喊：“鎮壓反革命組織，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口號。吹響了河南何運洪支持保守勢力，向革命造反派進攻的號角。從此省委完全癱瘓，何運洪開始了領導河南文化革命的全部工作。 至今也還沒人能釐清何運洪者流對“造反派”的刻骨仇恨是從哪裡來，要剿滅之、屠戮之而後快。何運洪本屬林彪的四野系統，一開始的文革應讓他們得利的。也或許是秉承上司武漢軍區陳再道等的立場，但更心狠手辣，也許是1949年以後軍隊鎮壓反革命，彈壓民眾騷亂的慣性。 為了應對對立各派的圍剿和何運洪的壓制，也是受上海“一月風暴”的感召，2月7日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糧院聯委、豫農紅總、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鄭大附中紅旗、第二砂輪廠“造聯”、印染廠“八一”、新鄉師院“八·一八”、洛陽“八·一六”等74個造反派組織，宣布聯合成立“河南二七公社”。與之對立，在省軍區的支持下，“鄭工造反隊”和“中醫學院八三一”等成立“河南省造反派總指揮部”（簡稱“河造總”），和由保守組織“鄭大戰鬥師”、“省直造總”等統稱“十大總部”保守組織，在河南形成了“二七公社”、“河造總”、“十大總部”三足鼎立之勢。 3月6日，河南省軍區駐軍、“河造總”、“十大總部”在市體育場召開“省會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何運洪在會上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動”，“鄭大聯委中的一小撮頭頭，必須向河南人民低頭認罪，必須交待他們的幕後策劃人”。會後，省軍區用飛機在全省散發《告全省人民書》。當時有諺“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大會之後，“鄭大聯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殘酷鎮壓，史稱“二月黑風”。在此黑雲壓城之際，趙文甫多次給軍區和何運洪寫信輸誠，說何運洪的講話是“極其重要的文獻”、“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保皇派威風”、“真正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趙文甫成了文革開始以來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一個被解放的前省委主要領導，而把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視為打倒對象的走資派。 何運洪的節奏夠快，3月8日，鄭州市公安局發出四條《通令》： 1，非法組織“鄭大聯委”必須遵照軍區決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動。組織中的一小撮頭頭，必須交代幕後策劃人，向河南人民低頭認罪。 2，“鄭大聯委”中的一小撮頭頭，限於本月15日前來鄭州市公安局進行登記。凡是屬於“鄭大聯委”的一切文件、資料、物資等，必須全部交出，不准轉移，不准銷毀。 3，凡是為“鄭大聯委”保存文件、資料、物資的單位、群眾組織和個人，必須立即向公安局報告。資料全部交出。 4，大多數受欺騙、受蒙蔽的群眾，要迅速覺醒，揭發“鄭大聯委”中的一切罪惡事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通令》最後說：“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違反本通令上述各條者，一律以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論處”。 同日，屬“十大總部”的省公安公社和鄭州市公安局派員進駐鄭州大學。在鄭大東生活區樹起了“非法組織鄭大聯委骨幹分子登記站”的大牌子，勒令２００多名“聯委”成員前往登記，投案自首，交待罪惡，48小時內寫出像樣的檢查。在化學系，“聯委”成員必須填寫“非法鄭大聯委成員罪惡登記表”。在歷史系，５０名“聯委”成員中３人被捕，１０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記，３８人被斗，１０２人次被搜查，大字報點名４０－５０人，寫檢查１１３份，４３４０頁。在鬥爭中，４０多名聯委學生被投入監獄。３月９日，黨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開封師院“八·二四”負責人陳紅兵、鄭棉六廠工人赤衛隊負責人申茂功相繼被捕。被省軍區何運洪支持的反對“二七公社”的“十大總部”還編了順口溜傳唱： 二七公社大雜燴， 牛鬼蛇神排成隊。 黨言川，做隊長， 一二三，打砸搶。 這個由何運洪發令，“公安公社”操刀的鎮壓掃蕩“二七公社”的行動從省會鄭州和開封啟動，很快傳遍全省城鄉，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何運洪的屠刀鮮血淋漓，史稱“二月黑風”。 筆者父母單位一個中層領導、上過朝鮮戰場的轉業軍官，持“二七”觀點與反對者“辯論”，被扭送公安機關，這是那個年代抓捕的慣例，第二天家屬收到通知到公安局領人，看到的是一具傷痕累累的死屍，公安局說死因是“自殺”。這樣的事例那時在河南城鄉數不勝數，對立兩派都記下了一筆筆對方欠下的血債。由文革引起，何運洪者流挑動的從上到下兩派的仇恨直到今天也還未能完全消弭。 迄今沒有發現任何何運洪與吳芝圃歷史上的淵源的史料，但看到趙文甫熱切投入何運洪的懷抱，將劉建勛列為他們的首要打擊對象，足見他們在理念上是相通的。揭發控訴吳芝圃挖了他們的祖墳，砸了他們的牌位，直指1949年以後左傾路線給河南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難，他們豈能甘心，豈能不瘋狂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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