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倒台，河南政局的“大翻個兒”開始了。1978年10月，中央調整河南省委領導班子，決定將劉建勛調離河南，擱置在北京。和劉建勛一起成為河南革委會和新省委第一第二把手的紀登奎早已高升到中央任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這時也被辭職閒置，中央調段君毅執掌河南。段與河南之前的兩派鬥爭並無淵源，但迫於翻查文革舊案的大勢，曾經在河南跟着吳芝圃搞左傾蠻幹造成“信陽事件”的趙文甫戴蘇理們就開始興風作浪了，他們揮起“極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一時間中原大地又是黑雲滾滾了。

就在文革時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戴蘇理在個人生活上還是鬧出了不大不小的風波。戴蘇理“文革”前已任省委候補書記，文革初期先後兼任省文革領導小組的副組⻓和組⻓。做為“河造總”保的幹部，二七勝利，劉建勛仍團結他，給他安排了省革委和省委常委職務，1973年2月後，戴蘇理升任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副書記、書記。文革十年間，他始終都在台上擔任河南省重要的黨政領導職務。

戴蘇理的妻子劉文樹在文革前任河南省文委副主任，比戴蘇理大幾歲，也比戴參加革命早，還是戴的領導和人黨介紹人，當年戴蘇理曾苦苦追求不舍，抗戰勝利後，戴蘇理與老家的前妻離婚後，終於得償所願，與劉文樹成婚。但在文革中，戴蘇理卻一直以劉文樹的歷史問題為藉口，鬧着要離婚，其實劉文樹的歷史問題1942年組織上就做過“不是自首”的結論。劉建勛和省委其他領導都不同意戴蘇理離婚。1974 年9月23日戴蘇理給紀登奎寫告狀信，一口咬定妻子劉文樹是共⻘團自首變節分子，應開除黨籍。省委做出決定：

第一，劉文樹同志不是變節分子，是一個老黨員，老幹部。她的歷史問題，在黨的歷次整⻛審幹運動中都已經做過了明確結論。

第二，省委不同意戴蘇理與劉文樹同志離婚， 尤其是不能同意聲稱“劉文樹是變節分子，應當開除黨籍”為理由，提出與劉文樹同志離婚。

1975年，戴蘇理不顧省委決議和同志們相勸，執意與劉文樹辦理了離婚，隨後很快和一個已相交數年的中年女軍醫結了婚，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再說趙文甫。趙文甫文革前⻓期擔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對於與其工作上的分歧以及他在文革初期帶頭造兩任第一書記的反、操縱策劃奪權、武鬥的表現，劉建勛並不計較。67年重掌河南後， 由於二七初勝，對十大總部和他們的黑後台趙文甫報仇心切，為了趙的人身安全，劉建勛立即安排將趙文甫先後藏在軍隊醫院和空軍機場等地保護，不被恨他入骨的掌權的二七造反派抓獲，為了保密，還替他起了化名叫“趙五”。 趙文甫生病，劉建勛在得知其家屬已經簽字同意手術的前夜，擔心河南醫療水平有限，電告李先念和紀登奎，請他們安排趙文甫轉到北京解放軍總院。 手術前，院方提出最好能夠注射球蛋白針劑以增強患者體質，劉建勛⻢上派人專程去上海購買後送抵北京。術後劉建勛又派人到醫院慰問趙文甫。那時已經調到中央工作的紀登奎也曾特地指定了中組部的一位副部⻓負責趙文甫的治療事宜，直到他完全恢復了健康。為了使趙文甫在生活上能夠得到更多的便利，經劉建勛提議，省委集體研究決定，給趙文甫的老婆安排了工作，對他算是做到了仁至義盡。

1972 年2 月12 日，趙文甫在北京301醫院的病房中親筆給紀登奎寫信：“省委和建勛同志對我的病非常關心， 我在153醫院治病期間，建勛同志幾次打電話給醫院， 並幾次去看望我。我十分感激省委和建勛同志！這次省委請示中央讓我來北京治病，你也大力幫助支持， 特向你致以謝憂！”康復回到鄭州後， 趙還曾當着自己家人和醫務人員的面，反覆稱劉建勛是自己和全家人的大恩人。

可到了1978年的“揭批查” 中，戴蘇理卻倒打一耙，揭發、控訴是劉建勛、紀登奎把自己的老婆打成 〝叛徒” ，逼迫他們離婚的。趙文甫也言之鑿鑿地說劉建勛、紀登奎迫害了自己。

清算文革的“揭批查”運動一起，曾經在河南搞左傾蠻幹造成“信陽事件”者重新掌權，又揮起“極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嚴重擴大化。這成了河南的一大特點。

網絡作者一丁搜集資料撰文詳述了河南“揭批查”：

由於趙文甫戴蘇理者流的重新掌權和興風作浪，河南的“揭批查”“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實行以人劃線，以時間劃線，以運動中的“派別”劃線，人人檢查、層層過關。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車間班組，機關到公務員、炊事員，街道辦事處也要揪出造反派的“幫凶”，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漿糊桶的也不能放過”。從1977年到1983年，歷時七年，處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過二七公社派的幹部五萬多人，取消黨員資格十萬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擊判刑”2400人（官方數字），加上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不計其數。例如一個焦作市，判刑96人，卻抓了318人，勞教37人，抓一兩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時間內，全省各監獄中關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數以上，使文革中參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報頭版以重要新聞的規格赫然刊登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處反革命分子黨言川、陳紅兵、張欽禮”。全文如下：

“本報消息：為了深入開展一批雙打，堅決打擊四人幫的社會基礎，中共河南省委決定，將反革命分子黨言川、陳紅兵清除出黨，依法懲辦。將反革命分子張欽禮開除黨籍，依法懲辦。公安機關已將三犯依法逮捕。

反革命分子黨言川、陳紅兵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反黨亂軍，大搞打砸搶，殘酷迫害老幹部，瘋狂鎮壓群眾，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罪惡昭著，不加懲辦不足以平民憤。

原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張欽禮，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包庇縱容壞人，反黨亂軍，踐踏社會主義法制，大搞打砸搶，殘酷迫害革命幹部和群眾，嚴重破壞工農業生產，擅自扒堤決口，使群眾遭到嚴重損失，罪惡累累，民憤極大。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黨言川、陳紅兵、張欽禮，大快人心，大得人心。當地黨委正放手發動群眾對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進行批判鬥爭。”

這三個響應當時“偉大領袖”號召，積極投入“防修反修”運動的大學生和基層幹部就這樣鋃鐺入獄，黑牢漫漫。後黨言川不知所終，張欽禮出獄後衰病辭世，當地民眾自發為他送行。陳紅兵出獄後寫了回憶錄《坎坷十年》。

陳紅兵在回憶錄里說，他1973年3月在農村入了黨，被選拔到中共原陽縣委擔任縣委副書記，兼靳堂公社書記。1976年11月被押回開封隔離審查。1978年11月16日深夜被宣布逮捕，戴上手銬，塞進一輛北京吉普，被押送到鄭州。12月26日接到判決書——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後來在監獄裡度過了十年。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點。在清查中，按時間劃線，把“7.25”中央表態說成是劉建勛等人製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後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視為清查對象。而把“7.25”以前在軍區支持下掌權的省委造總、河造總、十大總部視為正確派，不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鬥指揮者，還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權。當時省委一位副書記在一次研究揭批查問題的會議上說：“二七公社一派大小頭頭的錯誤和罪行，你們說這件事落實不了，那件事找不到證據，這樣下去怎麼行呢？要是這件事抓不住，就從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不住一條，抓住一條就可以定案處理。”這是派性清查和製造冤假案的自供詞。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確山縣，文革期間，兩派武鬥，雙方各自被打死打傷二十餘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處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２人，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個也沒有處理，主要頭頭、武鬥指揮者，反而被提拔為縣委負責人。

1984年，北京幾家報社記者向中央紀律監察委員會、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反映了在鄭州發現的省委造總、十大總部文革期間奪省市委權、策劃武鬥的會議紀錄（因為是埋藏後挖出來的，故稱為“出土文物”）。這個“出土文物”記載的他們一些頭面人物的活動情況，是他們策劃、挑動、指揮河南大型武鬥的鐵證。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鄭州的幾次大型武鬥，如衝擊二七派絕食會場，圍攻火燒鄭棉六廠大樓，挑動鄭紡機武鬥等，不僅當時群眾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鐵證如山，而他們卻把打砸搶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頭上，真正的打砸搶頭頭不僅不清查，還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權。群眾說：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監。

河南“揭批查”中，老幹部被批判、審查、處理的很多，（包括紅軍時時代和抗日戰爭早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個特點。

文革初期，由於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來支持造反派並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比較多、比較早。揭批查中，以人劃線，把文革中支持“河南造總”並代表河造總參加三結合、十年始終居省委主要領導崗位上的戴蘇理封為一貫正確，並讓他領導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總和十大總部的幹部都是正確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統統打下去。1983年11月，省委付書記趙地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書面發言”中說：“隨着揭批查運動的開展，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較徹底的整頓和清理。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多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處理４０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種處份的２０２５人（開除黨籍３２３人，留黨察看４９３人，警告、嚴重警告３４７人，開除公職２０人，開除留用１４０人，其它處份２５０人）；免於刑事處分的２０２０人，不結論不處分的１０７人。河南省共有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１３５人，立案審查和處理數量之大、之重是相當驚人的，而實際處分的數量遠無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處分”的二千多人，是審查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

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１４人，清查、批判、處理10人，占６７％，其中，判刑３人，留黨察看１人，撤職１人，嚴重警告２人，在審查批判“監護”期間死亡１人，上報處份、未獲批准、強令離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長級幹部３３人，清查、批判、處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開除黨籍３人，留黨察看２人，撤職６人，嚴重警告１人，批判後離休４人，降職安排２人；全省十八個地市委第一書記全部受到批判處份。地市委正副書記１１８人（缺焦作），批判處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審查批判期間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開除黨籍４人，留黨察看９人，撤職１８人，嚴重警告４人，批判後令其休息２８人，降職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廳、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餘全部受到批判處理，分別給予撤職、警告、免職不用等處理；原縣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審查批判處理，未受審查，保留原職的寥寥無幾。

除了將開封張欽禮判刑，原洛陽地委書記孫騰芳，在洛陽地、市聯合召開的十萬人宣判大會上，以所謂“組織反革命政變，準備上山打游擊”罪名判十年徒刑。以這樣“莫須有”的罪名被處理的，僅洛陽地委領導就有六人，還有一批縣委和基層幹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就明確告訴紀登奎，“什麼洛陽地委組織反革命政變，準備上山打游擊的問題，是根本沒有的”。但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這批無辜的同志仍然飽受牢獄之苦，直到今天，問題仍未解決，孫騰芳刑滿釋放後沒有了工作，且年老體衰，其愛人郝志華所在單位也破產了，孩子們因受牽連也沒有安排好，造成生活極度困難，９８年初，郝志華病重無錢住院醫治，孫騰芳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老伴死在家裡。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許多。

河南省揭批查還有一個視法律為兒戲的典刑－－“突擊判刑”。１９７９年底，河南省省委書記趙文甫等人，為避免《刑法》、《刑事拆訟法》於１９８０年元月１日生效後，他們的行動被束縛，就趕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緊急布置各級政法部門對揭批查中關押起來的人，不管有沒有罪行，均以清理積案為名，大搞“突擊判刑”。為了防止關押人員向最高法院上訴，把終審權掌握在自己手裡，他們把本應由高級法院審理的案子，強行壓給地、市法院判決；把地、市法院審理的案子，強行壓給縣、區法院判決。“突擊判刑”秘密進行，不准開庭，有的判三年，實際上已經關押了三年多了。平頂山市委副書記鈕保華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訴，市委某主管領導大筆一揮，在“８”字前加個“１”字，改為１８年。這種做法在古今中外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大量事實說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它會像當年的“信陽事件”一樣，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原河南省委常委趙俊峰也在自己絕症末期，1992年7月寫了題為“就河南揭批查的歷史遺留問題向黨中央反映的情況和意見”上書，他上書的小標題有：

河南揭批查擴大化了

嚴重的問題在於派性清查

戴蘇理與派性清查

省委—些領導同志在思想路線和執行政策上的偏差

河南揭批查中違法亂紀的典型——“突擊判刑”

如何看待文革中河南站出來工作的老幹部

內容翔實，數據準確，深刻具體全面揭示了河南在1978年後的“派性清查”，以派別劃線，將運動中的二七派、支持同情二七派的一般群眾、支持二七派的各級領導幹部、甚至只是在文革中被解放回到領導崗位、兢兢業業領導生產和日常經濟工作的各級領導幹部都一網打盡，換上保守派支持的幹部，將從1960年劉建勛到河南嘔心瀝血建立的經濟和生產基礎，及栽培打造的精幹正直的幹部隊伍摧殘殆盡。

河南的又一頁揭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