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主政治，以往中國大陸的新保守派學者康曉光，曾經表達過非常著名的反民主觀點。很多年以前，康曉光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一個關於精英政治的說法，他認為：“一切政治都是精英政治”。言外之意，無非是說，現代民主政治，也只能是一種精英政治。

在中國國內的輿論界，像這種似是而非的反民主觀點很多，這不只是康曉光的觀點。比如北大國關學院的潘維教授，一些大牌海龜教授，都打着左派的旗號，一再放言這種邏輯混亂的反民主言論。其妖魔化手法之下，所描繪出的群氓一般的民主形象，把反民主話語與反文革宣傳編織在一起，如影隨形，到處給中國人民下藥。

在這裡，首先要澄清，康曉光等人的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所謂的“精英”，到底指的是什麼？不澄清這個基本概念，我們就無法準確把握康曉光這段話的基本含義。作為常識，所謂精英，首先有一個基本含義，那必然是指“少數人”。

“精英”這個概念，當然是和“大眾”相對立的。因為既然是精英，那就肯定不可能是大多數人，否則這精英也就名不符實了，會淪為庸俗“大眾”之流。但精英還不能僅僅是等同於少數人。要被稱為精英，還必須是卓爾不群、特別“優秀”的人。眾所周知，艾滋病患者算是少數人，至少目前為止還是這樣。但這不能等同於精英，同性戀也是少數人，監獄裡的罪犯也是鳳毛麟角，但這些同樣也不能等同於精英。

因此，除了作為“少數”這個屬性，精英還得“優秀”。這樣，精英的劃界標準似乎就更清楚了：精英等同於“少數”外加“優秀”特性。這種標準也就意味着，所謂精英或不精英，都是比較出來的，需要一定的判別標準，符合特定的條件，才能成為少數精英。

但我們還要認識到，是否是精英的這個判別標準，並不是隨時間流逝而固定不變的。在不同的歷史時序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不同的具體語境當中，這個精英的標準往往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除了只能是“少數”，的確是個確定的標準，這精英怎麼個“優秀”，則是充滿變數的。

我們也可以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幾種情況。參照古代的東亞大陸，政治精英無非有那麼兩類：一類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群體，以皇上和皇親國戚為代表，貴族階層，是靠血統和出身劃定的，這沒得商量。另一類則是士大夫，官僚群體，他們大都是靠考試、裙帶關係和上司提拔一點一點爬上去的。“朝里有人好做官”，士族階層傍成一團，到底能不能擠進這高人一等的“上等人”行列？這總歸和出身也少不了密切的關係，多少皆是如此。

在這種條件下，這種傳統政治模式，的確是一種精英政治。然而，這不只是因為政治精英是少數人，最高政治決策權被少數精英所掌控，這更是因為這種政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集團“自主”控制社會權力，並且非常廣泛地實現了權力壟斷。

這也就是說，在古代傳統政治的具體語境下，要想做政治精英，基本上只有兩條路線：要麼是靠血統和出身，要麼就是靠裙帶關係，持續討好上司，嵌入官僚精英集團的利益之中，逐級上升。除此之外，恐怕就只剩下造反了。否則，就只能認命，老老實實作良民，所謂自古“成王敗寇”，何時又不曾如此？因此，這種傳統精英的控制和壟斷，就可以被看作一種最典型的“精英”政治。

然而，我們可以再對比一下，現代民主政治的情況是怎樣的？為此我們就得接着再仔細追問“精英政治”的更深層含義。在這裡，我們格外需要區分精英政治可能具有的兩種非常不同的含義，這是非常微妙的關鍵所在。

如上面所說，精英政治的含義之一，就是指政治決策權是由少數人來掌握決策的權力，這似乎是普遍現象。但同時，精英政治還可能具有另一種更特定的含義。這個特定的含義之二則是指，精英政治是一種確保政治是由政治精英群體來自主地操縱政治權力的機制，它是由所謂精英集團自主地、內在地進行控制和壟斷權力的政治模式。

這裡的具體差別，體現於這最關鍵的要點：少數政治精英掌握公共決策權力的整個過程，到底是不是他們自主控制的？然而，這個問題，從身為“少數人”的精英那裡，無法直接看到明確答案。我們得去像上面那樣追問：這少數“精英”到底是怎麼產生出來的？政治“精英”產生的過程，會有助於我們的分析，會決定他們決策的過程到底是怎樣的，是不是可以自主的。

以資產階級民主為例，從資產階級控制的民主模式來分析，一些典型的西方現代民主國家，如英美民主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出來，在很大程度上，掌握決策權的政治精英們，他們的決策過程並不完全是自主的，也不可能是自主的，這也正是現代民主制度相對於古代模式所體現出的進步特徵。

我們來看看這些政治精英的具體產生過程，作為官僚體系的代表，上層官員，他們一部分是定期輪換由選民直接投票選出來的，比如議會的議員或者直選的最高首腦，這大都是各級政治精英的權力頂層。另一部分，則是由精英集團內部通過相對透明公開的專業化/標準化考試或篩選逐級選拔而出，比如法官群體。還有一部分，是由最高長官或立法／司法機構在相互制衡的分權體系中進行任命的，比如內閣成員，重要政府部門的首腦；此外，另有一部份是由考試和面向社會的公開選拔中挑選的，比如公務員／文官階層。

這樣一種相互制衡的複雜權力架構，以及言論自由、新聞出版、結社、示威罷工等權利的憲法保護，至少在形式上，使得民主國家的政治精英受到了重重的限制，行事必須時刻謹小慎微。在資產階級民主模式的權力框架中，大資產階級的確可以有效操縱輿論方向和政策走向，但對於這些本質上是給資產階級打工的官僚群體、政治公僕而言，陽光政治下的“魚缸效應”，使他們必須時刻注意自己的公眾形象，做決策時，必須考慮周全，以免招致在野反對派迅速翻盤局面的出現，否則難免被更換。

從這個角度分析，現代民主政治，以資產階級民主為例，的確是“由政治精英來進行具體操作”的政治，但它並不是在“政治由政治精英自主決策”的意義上的那種傳統的精英政治模式。對此，我們也可以用個形象的比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精英就像是開着豪華旅遊大巴的專業司機，而民眾，尤其是作為資產階級的大股東群體，就像那些乘大巴的乘客，甚至是這輛車的所有者。

處於這種狀態，旅遊大巴車的具體行駛路線，當然只能由少數人，只能由嫻熟掌握駕駛技能的“精英”根據實際路況來操作，但這並不代表這輛旅遊載客大巴的整個運行過程就只能由少數政治精英壟斷。而這正是因為，這個車到底要往哪裡開，最終目的在何方，並不是由被僱傭的駕車精英群體來自主決定的的，而是由付費（納稅）民眾，尤其是資產階級群體，來集體決定。

甚至於，一旦眾多民眾對於駕車精英的所選路徑極為不滿，這些政治精英的最終下場，往往是被炒掉，即不得不辭職，或下台，通常而言，絕不會是開車的司機自作主張，為所欲為地駕車，甚至還反過來，手中的槍支四處揮舞，連唬帶嚇、耀武揚威地把不聽話的民眾轟下車，宣布他們不是良民，往別的車上驅趕。更不可能像鄧那樣，乾脆下令軍隊開槍，大肆射殺北京的學生和市民群體。

這是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它也反映出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和那些極右翼御用文人鼓吹的所謂精英政治，具有根本的差別。而康曉光、潘維等人，這些堅定不移的打着左派旗號的極右翼新保守派資產階級代理人和大漢族主義、原教旨主義信徒，極盡混淆視聽之能，利用概念上的相似和直觀上的錯覺，來不斷誤導中國的年輕一代，讓他們相信“一切政治都是精英政治”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殊不知，即使無需大談資產階級的所謂代議制民主模式，毛澤東時代，也早就用鐵一般的民主實踐告訴我們，“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正是最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形式。雖然這種無產階級的民主形式有別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甚至會通過階級鬥爭壓制資產階級，取消大股東的特權，但這也就意味着它更不可能是由任何精英群體廣泛壟斷社會權力實現自主控制的虛假民主形式。

於是，我們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在鄧小平成功篡位意外上台之後，康曉光，潘維，這些高舉着“改革開放”旗號的新保守派群體，極右翼原教旨主義信徒，才會如此得勢。此後，隨着大漢族主義右派官僚政治的全方位復辟，某些壟斷階級、寄生集團和醜惡的現象，就會堂而皇之地合法化了，而為獨裁、專制、暴政辯護，乃至為極右翼法西斯主義招魂的聲音，也就愈加膽大妄為。

令人遺憾的是，在鄧小平大搞復辟，造成新中國的民主變革大幅倒退之後，今天的中國大陸地區，同一百多年前相比，實際上並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進步。若同晚清甲午海戰的時期相比，當今的中國人，區別於過去的最大特徵，恐怕只是剪掉了辮子。甚至於，由於鄧小平上台後的倒行逆施和長期干擾作用，人們對基本的歷史事實，對好壞的判斷，對是非的認知，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雖然在1949建國後，毛澤東率領大家，使得中國曾成功地在短時間內就面貌一新，還擁有了最先進的火箭和核武器，搞出了具備毀滅世界能力的“兩彈一星”。然而，此後在鄧小平的誤導下，中國又以形左實右的方式，開始全面復辟，倒退。尤其是在技術之外的領域，比如政治、文化和精神面貌等方面的表現，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後，中國人取得的實質性進步是乏善可陳，甚至是南轅北轍。

君不見：形式上，過去的皇帝是被推翻了，然而，為人民服務的紅太陽，偉大的人民領袖，同樣遭到變相的否定。右派分子，大漢族主義官僚，集體造假，信口雌黃，聲稱毛澤東要搞獨裁，但獨裁者怎麼可能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本質上就是反對大漢族主義右派官僚集團的法西斯政治傳統，這其實是1949內戰的延續。中共內部的右派集團要復辟國民黨，而毛的支持者在高層官僚是少數，大漢族主義的法西斯意識根深蒂固，這就只能發動群眾。這根本不是獨裁，而是對抗極右翼法西斯。一些右派學者是整天忽悠民主，極具迷惑性，但始終還是滿口謊言，堪稱打着自由民主旗號的極右翼法西斯分子。

在否定毛澤東的大民主實驗的同時，另一個神聖無比的光輝形象，“一切向錢看”的鄧氏改開神話，右派官僚集團從內部成功奪權的翻版國民黨，卻又取而代之。儘管《人民日報》還沒被撤銷，得以保留，新華社也沒改成皇家社或中央社，無產階級卻愈發不能發表意見，不能擁有為自己主持公道的媒體和輿論。而中國的各種精英群體，仍然被語境化了的“血統”和出身決定，新的士大夫階層，仍然指望着通過刻意設計過的、有利於維護統治集團利益的考試制度，進而眼巴巴地期待着上級精英集團的提拔、賞識和關照。

一言以蔽之：中國大陸的政治系統，在鄧小平確立的反革命路線和復辟框架之中，仍然是由政治精英自主控制的政治體系。一些不疼不癢的案例，“殺雞給猴看”的政治犧牲品，查辦少數一些腐敗官員倒霉蛋，無法說明中國的廣大人民群眾對政治決策權具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力，更無法說明無產階級群體真的能有效地維護自己的觀點和立場。

在這種情況下，大批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舉着紅旗反紅旗的大漢族主義右派官僚階層，尤其是大量打着自由民主旗號鼓動和平演變的極右翼分子，還在極盡美化鄧的所謂偉大改開功績，吹捧基於“五千年天國”幻象的新保守主義精英政治，這種法西斯化的立場和意圖，很值得中國的廣大人民大眾去深思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