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毛澤東是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父，但其本身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海外又都充滿大量爭議。儘管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共高層通過“功過七三開”方式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給出了官方結論，但這恐怕只是“高層結論”，遠非蓋棺定論的評價。此後，由於蘇聯解體以及美國的大力支持，各種學界研究和解密史料對列寧和斯大林等人持續揭露、妖魔化，蘇共的形象被嚴重醜化。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對毛的重新評價要求以及左右兩翼的相關激烈爭執，從來也都沒有真正平息過。

非常巧合的是，毛澤東的誕辰日是12月26日，這剛好比西方基督教世界通行的“聖誕節”晚一天。這個巧合比較玄妙，若解釋得神秘一些，這就像是在冥冥世界之中存在着某種預定安排，有意引發這樣一個必然充滿爭議的相關話題。尤其是到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即兩個甲子過後，“毛誕節”的說法呼之欲出，快速流行。一些中國人開始把毛澤東的誕辰看成“新世界史”開端。

時任“香港中國力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文揚，其文章“毛誕節具有世界史含義”就表達了這種觀點。在文章中，文揚闡述了這樣一種邏輯：西方文明的歷史進步軌跡，是始於一神教造神運動，它的社會基礎是氏族，一種人身依附關係。而在西方的傳統中，還存在另一個被稱為國家的傳統。國家是以地域和財產為中心而產生的組織形式。在西方世界，始終存在着氏族和國家兩個不同傳統之間的鬥爭，文揚認為，這就促使西方後來逐漸形成了政教分離模式。

然而，在古代東亞大陸，由於缺乏氏族傳統，也缺乏一神教傳統，現實中的國家形態就形成了不一樣的認同方式。文揚認為：“中國從一開始就成為了大國，並不是基於對大神的信仰，而是基於同一地域上的王者與人民對共同文化和共同命運上下一致的認同。中國歷史上延續數千年的夷夏之辨、華夷之防，只認文化不分階層，正是這種認同的典型體現。”

根據這樣一種對中國和西方各自不同傳統的解讀，也是根據毛澤東本人的一些表述，文揚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問題提出了另一種全新解釋模式：即，毛澤東自認一生中的兩件大事，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以及發動文化大革命，分別代表了“締造國家”和“締造大神”這兩個非常重要的傳統，因此，毛澤東的重要意義，是堪稱“凱撒加耶穌”。

既然是“凱撒加耶穌”，文揚就進一步認為，像毛澤東如此偉大且罕見的人物，也就即將開創全新的世界歷史。因此，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就不能依託於日常生活中最直觀的世俗道德標準。比如，在很多海外報道中，斤斤計較的凡夫俗子添油加醋，在凡胎肉眼中所看到的大量污點和劣跡，媒體大肆宣揚的毛澤東時代的血腥記錄，以及加倍放大後的一些個人行為和道德的偽善和醜陋，乃至右翼知識分子群體長期描畫的固步自封的封建帝王和農民領袖形象，自然都顯得“視角過近”，是眼界“不夠宏大”的產物。因而，依據這些思路，不足以作出任何正確評價。

以這種“新世界史”方式來解決中國國內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問題，的確是有花樣翻新的感覺。筆者認為，文揚對毛澤東的神聖化解讀，有一點是正確的，那就是在毛澤東評價問題上的持久爭議，的確說明現代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出了問題，存在嚴重的內在衝突。但這個問題，並不是文揚所說的，簡單地是因為很多人的視角過窄過近，因而無法解讀毛澤東的偉大意義，而主要是體現在另一個重要層面，即東亞大陸的新保守派群體長期建構的五千年文明-國家敘事以及古典中國文明形態自身所蘊含的重大危機。

這個層面，恰恰就體現在文揚所說的有別於一神教傳統的近現代中國形象的自身認同危機。按照文揚的這種敘事體系，也許是歷史的機緣巧合，東亞大陸很早就脫離了一神教的傳統，自古孤立地發展出了一種類似於“世俗中心”的文明體系，進而形成了以古典無神論和現實政治權力為核心的中央官僚集權和世俗專制模式，始終無法擺脫這樣一種歷史上漫長的命運輪迴。

但實際上，與文揚的表述有所不同，在古代的東亞大陸，各種皇帝和教主也經常都層出不窮，只是這些人始終是在激烈競爭，爭奪最高權力，甚至相互殺戮。這種世俗文明-國家形象內部所孕育的教派之爭，尤其會受制於世俗政權，大多數時候會成為暴力鎮壓下的犧牲品。因此，在古代的東亞大陸，即新保守派群體所描繪的單線文明-國家歷史觀的敘事中，真正能成為教主的，必然是掌握世俗政權的皇帝和官僚集團。這就導致世俗文明-國家的文明體系形成了一種不斷“去神化”但又不斷供奉“世俗大神”的變異形態。

縱觀歷史，東亞大陸的所謂核心文明，始終無法擺脫“世俗中心”的幽閉形態，發展不出任何一神教的或高度發達的信仰形態，因而不可能形成政教分離的制度設計。但同時，現實中的人們又不斷供奉“世俗大神”和政治權力，在現實世界中爭奪權力，由於世俗權力的神聖化和腐化而不斷造成嚴重的問題。

顯然，縱觀文揚對毛澤東的神聖化解讀，無論是締造新中國，還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儘管看起來是在高調頌揚毛澤東，但文揚的思路始終都沒有真正擺脫過往的五千年世俗文明-國家話語體系，仍然停留於命運輪迴的層面，而根本未能超越新保守派群體所虛構的“五千年文明-國家”這一歷史悠久的“世俗洞穴”傳統。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毛澤東開闢的全新世界史，也只不過是新保守派群體頌揚的五千年文明-國家作為新時代“超級大國”的歷史延續。然而，文揚未能意識到，對毛澤東的評價和爭議，首先會暴露世俗基本教義派信徒所描繪的古典文明-國家形象自身缺乏合法性的問題，是這一全世界最大的世俗洞穴內部所蘊含的嚴重危機。

因此，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絕不像文揚所鼓吹的那麼簡單，浪漫，成功，甚至在中國自身的文明-國家敘事不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就真的可以“改天換地”，會變成“新世界史的開端”。由於東亞大陸漫長的“世俗中心”傳統，在信仰和現實，此岸和彼岸兩者之間，始終難以形成有效的張力和妥協。這個問題從古代文明最初的起源階段就已經埋藏下來。到毛澤東所處的時代，這個問題也只是再次爆發而已。

形式上宣揚毛澤東的神聖化形象，卻不足以解決五千年文明-國家隱含的危機，因為實質問題並沒有隨之改變。無論文揚採取對毛澤東的“帝王”式解讀——這是一種極右翼群體以世俗方式展開的批判式解讀，或採取以新左派面目出現的“毛誕”式解讀——這是一種帶有準宗教色彩的神聖化解讀，東亞大陸的世俗基本教義派群體所虛構的五千年世俗文明-國家之根，仍然還是原地踏步，牢牢扎在既定的世俗洞穴里。而這才是問題的真正根源和深刻之處。

在走出非洲之後，人類文明在幾千年前就已經分化出幾個主要分支，具備了大體上的構形。很難想象，遷移到東亞大陸的世俗派群體，出於某種未知原因，在幾千年前就傾向於世俗至上，放棄一切信仰，而在幾千年後，在姍姍來遲的二十一世紀，一群民族社會主義者，通過延續並不斷鼓吹五千年文明-國家敘事，把毛澤東神聖化為現實中的“世俗大神”，就能夠真正開始放棄自己漫長的“現世主義”世俗傾向，轉而成就“新世界史的開端”，最終變成“上帝的選民”。

更何況，文揚刻畫的這個世俗上帝的形象，紅太陽毛主席，還是在1978鄧上台後被官方形式肯定實質卻又實質否定的世俗肉身大神形象。縱觀其理論的自相矛盾，文揚在這篇文章中流露出的狂妄，令人心驚肉跳的造神運動，恐怕更多地體現出形左實右的民族社會主義者所構設的五千文明-國家在自身具備重大缺陷的無奈之際，心有不甘的新保守派群體所進一步流露出的不切實際的狂妄幻想。

那麼，毛澤東到底是“凱撒加耶穌”，還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哪種評價更靠譜？顯然，無論是民族社會主義者，新保守派群體，或是極右翼群體，這兩種典型評價，顯然都是錯誤的，都無法代表毛澤東的真實形象。我們必須首先追問毛澤東背後體現出的到底是哪些傳統？它是共產主義的傳統麼？如果的確如此，答案就已有所預定。左翼期待的毛澤東形象，並不會是一種神聖化的像章，而只能是永無止境的繼續革命。可是，在民族社會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特殊語境下，毛澤東所代表的卻並非是繼續革命的現代文化傳統，而只能是陷入綿延五千年的文明-國家形象自身之中的“世俗大神”傳統。

但同樣也很明顯，針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問題，中國國內以及海外輿論的持續不斷的爭議，最終都會凸顯出民族社會主義者、新保守派和極右翼群體所描繪的現代中國國家概念的合法性危機。它在本質上也正是東亞大陸五千年世俗文明-國家形象自身所必然具備的這一“世俗至上”傳統的嚴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