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泽东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但其本身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又都充满大量争议。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高层通过“功过七三开”方式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给出了官方结论，但这恐怕只是“高层结论”，远非盖棺定论的评价。此后，由于苏联解体以及美国的大力支持，各种学界研究和解密史料对列宁和斯大林等人持续揭露、妖魔化，苏共的形象被严重丑化。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毛的重新评价要求以及左右两翼的相关激烈争执，从来也都没有真正平息过。

非常巧合的是，毛泽东的诞辰日是12月26日，这刚好比西方基督教世界通行的“圣诞节”晚一天。这个巧合比较玄妙，若解释得神秘一些，这就像是在冥冥世界之中存在着某种预定安排，有意引发这样一个必然充满争议的相关话题。尤其是到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即两个甲子过后，“毛诞节”的说法呼之欲出，快速流行。一些中国人开始把毛泽东的诞辰看成“新世界史”开端。

时任“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文扬，其文章“毛诞节具有世界史含义”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在文章中，文扬阐述了这样一种逻辑：西方文明的历史进步轨迹，是始于一神教造神运动，它的社会基础是氏族，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在西方的传统中，还存在另一个被称为国家的传统。国家是以地域和财产为中心而产生的组织形式。在西方世界，始终存在着氏族和国家两个不同传统之间的斗争，文扬认为，这就促使西方后来逐渐形成了政教分离模式。

然而，在古代东亚大陆，由于缺乏氏族传统，也缺乏一神教传统，现实中的国家形态就形成了不一样的认同方式。文扬认为：“中国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大国，并不是基于对大神的信仰，而是基于同一地域上的王者与人民对共同文化和共同命运上下一致的认同。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夷夏之辨、华夷之防，只认文化不分阶层，正是这种认同的典型体现。”

根据这样一种对中国和西方各自不同传统的解读，也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一些表述，文扬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提出了另一种全新解释模式：即，毛泽东自认一生中的两件大事，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分别代表了“缔造国家”和“缔造大神”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因此，毛泽东的重要意义，是堪称“凯撒加耶稣”。

既然是“凯撒加耶稣”，文扬就进一步认为，像毛泽东如此伟大且罕见的人物，也就即将开创全新的世界历史。因此，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就不能依托于日常生活中最直观的世俗道德标准。比如，在很多海外报道中，斤斤计较的凡夫俗子添油加醋，在凡胎肉眼中所看到的大量污点和劣迹，媒体大肆宣扬的毛泽东时代的血腥记录，以及加倍放大后的一些个人行为和道德的伪善和丑陋，乃至右翼知识分子群体长期描画的固步自封的封建帝王和农民领袖形象，自然都显得“视角过近”，是眼界“不够宏大”的产物。因而，依据这些思路，不足以作出任何正确评价。

以这种“新世界史”方式来解决中国国内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的确是有花样翻新的感觉。笔者认为，文扬对毛泽东的神圣化解读，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的持久争议，的确说明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出了问题，存在严重的内在冲突。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文扬所说的，简单地是因为很多人的视角过窄过近，因而无法解读毛泽东的伟大意义，而主要是体现在另一个重要层面，即东亚大陆的新保守派群体长期建构的五千年文明-国家叙事以及古典中国文明形态自身所蕴含的重大危机。

这个层面，恰恰就体现在文扬所说的有别于一神教传统的近现代中国形象的自身认同危机。按照文扬的这种叙事体系，也许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东亚大陆很早就脱离了一神教的传统，自古孤立地发展出了一种类似于“世俗中心”的文明体系，进而形成了以古典无神论和现实政治权力为核心的中央官僚集权和世俗专制模式，始终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历史上漫长的命运轮回。

但实际上，与文扬的表述有所不同，在古代的东亚大陆，各种皇帝和教主也经常都层出不穷，只是这些人始终是在激烈竞争，争夺最高权力，甚至相互杀戮。这种世俗文明-国家形象内部所孕育的教派之争，尤其会受制于世俗政权，大多数时候会成为暴力镇压下的牺牲品。因此，在古代的东亚大陆，即新保守派群体所描绘的单线文明-国家历史观的叙事中，真正能成为教主的，必然是掌握世俗政权的皇帝和官僚集团。这就导致世俗文明-国家的文明体系形成了一种不断“去神化”但又不断供奉“世俗大神”的变异形态。

纵观历史，东亚大陆的所谓核心文明，始终无法摆脱“世俗中心”的幽闭形态，发展不出任何一神教的或高度发达的信仰形态，因而不可能形成政教分离的制度设计。但同时，现实中的人们又不断供奉“世俗大神”和政治权力，在现实世界中争夺权力，由于世俗权力的神圣化和腐化而不断造成严重的问题。

显然，纵观文扬对毛泽东的神圣化解读，无论是缔造新中国，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尽管看起来是在高调颂扬毛泽东，但文扬的思路始终都没有真正摆脱过往的五千年世俗文明-国家话语体系，仍然停留于命运轮回的层面，而根本未能超越新保守派群体所虚构的“五千年文明-国家”这一历史悠久的“世俗洞穴”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毛泽东开辟的全新世界史，也只不过是新保守派群体颂扬的五千年文明-国家作为新时代“超级大国”的历史延续。然而，文扬未能意识到，对毛泽东的评价和争议，首先会暴露世俗基本教义派信徒所描绘的古典文明-国家形象自身缺乏合法性的问题，是这一全世界最大的世俗洞穴内部所蕴含的严重危机。

因此，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绝不像文扬所鼓吹的那么简单，浪漫，成功，甚至在中国自身的文明-国家叙事不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就真的可以“改天换地”，会变成“新世界史的开端”。由于东亚大陆漫长的“世俗中心”传统，在信仰和现实，此岸和彼岸两者之间，始终难以形成有效的张力和妥协。这个问题从古代文明最初的起源阶段就已经埋藏下来。到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这个问题也只是再次爆发而已。

形式上宣扬毛泽东的神圣化形象，却不足以解决五千年文明-国家隐含的危机，因为实质问题并没有随之改变。无论文扬采取对毛泽东的“帝王”式解读——这是一种极右翼群体以世俗方式展开的批判式解读，或采取以新左派面目出现的“毛诞”式解读——这是一种带有准宗教色彩的神圣化解读，东亚大陆的世俗基本教义派群体所虚构的五千年世俗文明-国家之根，仍然还是原地踏步，牢牢扎在既定的世俗洞穴里。而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和深刻之处。

在走出非洲之后，人类文明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分化出几个主要分支，具备了大体上的构形。很难想象，迁移到东亚大陆的世俗派群体，出于某种未知原因，在几千年前就倾向于世俗至上，放弃一切信仰，而在几千年后，在姗姗来迟的二十一世纪，一群民族社会主义者，通过延续并不断鼓吹五千年文明-国家叙事，把毛泽东神圣化为现实中的“世俗大神”，就能够真正开始放弃自己漫长的“现世主义”世俗倾向，转而成就“新世界史的开端”，最终变成“上帝的选民”。

更何况，文扬刻画的这个世俗上帝的形象，红太阳毛主席，还是在1978邓上台后被官方形式肯定实质却又实质否定的世俗肉身大神形象。纵观其理论的自相矛盾，文扬在这篇文章中流露出的狂妄，令人心惊肉跳的造神运动，恐怕更多地体现出形左实右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所构设的五千文明-国家在自身具备重大缺陷的无奈之际，心有不甘的新保守派群体所进一步流露出的不切实际的狂妄幻想。

那么，毛泽东到底是“凯撒加耶稣”，还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哪种评价更靠谱？显然，无论是民族社会主义者，新保守派群体，或是极右翼群体，这两种典型评价，显然都是错误的，都无法代表毛泽东的真实形象。我们必须首先追问毛泽东背后体现出的到底是哪些传统？它是共产主义的传统么？如果的确如此，答案就已有所预定。左翼期待的毛泽东形象，并不会是一种神圣化的像章，而只能是永无止境的继续革命。可是，在民族社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特殊语境下，毛泽东所代表的却并非是继续革命的现代文化传统，而只能是陷入绵延五千年的文明-国家形象自身之中的“世俗大神”传统。

但同样也很明显，针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中国国内以及海外舆论的持续不断的争议，最终都会凸显出民族社会主义者、新保守派和极右翼群体所描绘的现代中国国家概念的合法性危机。它在本质上也正是东亚大陆五千年世俗文明-国家形象自身所必然具备的这一“世俗至上”传统的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