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音聽眾發來的老收音機

幾個月前，美國之音向聽眾、觀眾發出徵集：有沒有一個瞬間，聽說、經歷或讀到的事改變了您對共產黨的認知？我們從來信中選編了一部分。一位前中共高乾子弟、美國之音幾十年的老聽眾在信中說：“現在重新回顧我們走過的覺醒之路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當年的愚民封閉政策又重新降臨了。”

離開謊言，這個政權將難以存在

講述人：王生，美國之音聽眾

我自幼直到成年後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認為“抗戰八年蔣介石躲在峨眉山”，國民黨對日寇未開一槍，是中共領導抗戰趕走了日寇，以至中學時代偶然看過我父親當年的日記後感到十分驚愕，日記中間隔但不間斷地記錄了我父親當年在國民黨軍隊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期間隨該部隊打日本的經歷。我父親曾在戰鬥中殺死過日人。後來也知道我姑父，一位當年馮玉祥將軍部下的軍官，抗戰期間也一直在打日本，老人身上還留着戰爭年代的傷痕。

我一直以為朝鮮戰爭的爆發是韓國、美國、聯合國跨過三八線入侵北朝鮮並企圖滅亡中國，中國是被迫“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的，並不知道我們的領導人不惜犧牲那麼多人是在為蘇俄火中取栗。

記得50年代大躍進時我還年幼，在一本叫《時事手冊》的期刊看到一幅漫畫印象很深：那是一位中國兒童與一位美國兒童的對話。中國兒童白胖可愛，那位美國白人兒童則瘦小，神情泣喪。中國兒童問美國兒童：“實行公社化以後我進了公社幼兒園，不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了，你和爸爸媽媽在一起嗎？”美國兒童答：“爸爸失業了，我和爸爸媽媽每天在一起喝自來水充飢……”

我的前半生曾接受了共產主義自由富裕美好的彼岸世界的諾言，並天真地相信那些無休止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和屠殺是達到崇高目的不愉快然而必要的手段。每當現實與官方宣傳反差過大時，我只能求助於死記硬背的共產主義教條理論；每當遇到解釋不清的事實時，我只能將其暫時擯出腦海。但是日積月累耳濡目染體驗到的現實產生了逐步積累起來的影響。我父母從小就教育我做人要正直誠實，不可說謊，然而幾十年的現實生活使我感到做這樣的人十分困難。這是一個充斥着謊言的社會，這個政權本身就是靠謊言維持的，離開謊言這個政權將難以存在。

阿波羅登月了，八億人卻被蒙在鼓裡

講述人：韓泥巴（化名），美國之音聽眾

文革中，父親被打成“走資派”，母親被誣為“叛徒”，家裡早已沒有了歡聲笑語，時時處處都瀰漫着一片悲哀、淒涼的氣氛。1969年7月18號晚上，我又失眠了，索性抓來家裡那台帶短波的收音機，插上耳塞。收音機里充斥着讓人生厭的套話、空話、假話，再不就是更令人膩歪的樣板戲。

突然，我聽到一個若隱若現的聲音，似乎是在報道人類首次的登月飛行。什麼？登月？這是怎麼回事？是誰的科學如此發達，已經能夠挑戰月球？不是在講笑話或幻想吧？強烈的好奇心讓我冒着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危險，緩緩調準了電台的頻率。儘管幹擾聲仍然很大，總算在斷斷續續中聽出了這是“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內容正是“阿波羅神11號”成功的登月飛行。

數以億計的人們都在關注這一壯舉，東京、香港甚至台北、漢城，街頭電視屏幕林立，人們或在家裡，或在街頭，都能親眼目睹這堪稱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共享着20世紀60年代人類科學發展的成果，而唯獨八億中國人被人為的蒙在鼓裡，密不透風。我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悲哀，我們太不幸了！同在一個星球上，我們為什麼就享受不到其他國家人民能夠享有的權利？甚至連最起碼的看一看、聽一聽都不行？

我只覺得心中升起的悲哀在擴大，瀰漫全身，令人窒息。多少年過去了，那一晚的悲哀和憤慨已經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里，揮之不去，難以撫平。

我曾是愚蠢的“小粉紅”

講述人：匿名，美國之音聽眾

曾經是個小粉紅。現在回頭想想何等愚蠢。生在農村，家有三畝地左右。家父在我小時候得了重病，家母帶家父四處求醫，很少有時間打理地里的莊稼。所以家裡糧食不夠吃是肯定的，但是農業稅一分也不能少。

即便這樣，年幼的我也沒改變“天大地大沒有黨的恩情大”的認知。甚至到了08年舉辦奧運會的時候，我仍在跟着驕傲，跟着自豪。其實心裡沒多大感覺，但是看着電視裡天天跟打雞血一樣宣傳，總感覺不跟着激動一下就是對不起黨，對不起國家。

現在想不起來具體是怎麼改變的了，印象比較深的一件事是強拆，一個農民保衛家園，對抗拆遷隊，喪命在拆遷隊的車輪之下。強拆讓我意識到，“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這句歌詞就是絕大諷刺。中國底層百姓就是待宰羔羊，沒什麼保障，聯想到小時候的經歷，意識到自己活在謊言當中。

另一個是谷歌撤離中國。可笑的是，我原來一直不知道自己處於局域網，還真以為是與世界互聯了。倔強讓我喜歡翻牆，看到一些牆內看不到的內容。

意識到自己生活在罪惡與謊言下之後，有段時間比較痛苦，差點抑鬱，畢竟顛覆了三觀。但是慢慢地接受了這個現實。從之前罵日本、罵美國慢慢地改變為關注弱勢群體。

前兩年，還敢去QQ群、微信群討論時事，轉發諷刺段子。這兩年感覺是沒人敢了，感覺言論管制之嚴厲僅次於文革。

我們如螻蟻一般，可以一腳被踩死

講述人：Issac，美國之音聽眾

我在2018年之前可以說是一名“自乾五”——現在也被稱為“小粉紅”。

首先我是一名基督徒，在大學的時候接受了信仰，2013年畢業之後受洗。在大學以及畢業之後幾年裡，我很堅定的擁護黨和政府，我覺得我們正在變好，我們越來越法制化，經過幾次反腐倡廉運動，我們的政府也越來越廉潔和高效。家鄉的變化也讓我更加欣喜不已，汽車成為村裡面比較常見的交通工具了，幾萬甚至十幾萬都在一些人的眼裡不是那麼多錢了。那時候我欣喜的認為我們的國家會越來越好，我們將會生活在一個越來越寬鬆自由和諧的社會中。

當時我在北京工作，是一家由同是基督徒創辦的公司。工作中經常有人提到對政府的不滿和對共產黨的嘲諷，我一開始聽到這些非常不滿，我覺得我們雖然有很多的問題，但是都在改變，不是嗎？

直到2018年，厄運突然來到了我們這裡。我經常聚會的教會也被封了，沒有原因，如果有的話，僅僅只是我們發展的太快，聚集的人數過多，引起了某些部門的注意。我一度以為我們會越來越法制治化，制度化，以為在中國也可以實現信仰的自由，但是教會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狀況下被封，我的天真被打碎了一地。

在中國是沒有法制可言的，有的只是領導意志、領袖思想。他們制定了法律，但是這只是一層外衣，這層外衣之下則是赤裸裸的黑暗。而作為基督徒的我們終究在他們的眼裡是屬於被專政的對象，我們就如螻蟻一般，只要他們願意，隨時可以一腳將我們踩死。

這個國家和朝鮮沒什麼兩樣

講述人：劉先生，大學生

我是牆內一名大一的學生，之前完全不關注政治。去年疫情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開始翻牆。當時出現了李文亮事件，在推特上李文亮已經官宣死亡了，但是在微博上還連續炒作了好幾個小時。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開始對官方媒體特別不信任。其實在那個瞬間我是比較恐懼的，疫情期間每個人心裡都有恐懼。當官方給你的東西讓你沒有安全感的時候你會更恐懼。

我開始看油管上的一些政論節目。剛開始我也和那些不了解事實真相的民眾一樣，覺得他們都是賣國賊。我就是給這個國家的皇帝去當奴隸也不願意去聽外國媒體。後來我發現，雖然這些消息可能是對官方不利的，但是它是客觀的。我開始意識到，如果你這個國家是集權的，是為少數人服務的，那它跟朝鮮一樣。我們完全沒有意義，就為一個皇上服務。我覺得中國還是需要民主的。

我的這些話不可能跟父母講。他們是共產黨員，完全不願意聽到這些東西，也不願意接受這些東西。大部分牆內的人對政治是麻木的。

我不想再做鴕鳥

講述人：簫玉（化名），美國之音聽眾

經過朋友的推薦，我讀了鄭念的《上海生死劫》，開始對上世紀五六十年發生在中國的事情產生了興趣。以前或多或少也聽說過文革，奈何大人對此也是知之甚少，課本講的就更少了，往往都是一筆帶過。隨着對這本書讀得越來越深入，我開始儘自己最大能力搜集有關文革的史料。從我搜來的史料我看到了以前無法看到的歷史，看到一個個名人死於非命，我真是痛心疾首。鄭念的堅強不屈讓我敬佩，當我在飛機上讀完這本小說的最後一頁，我淚流滿面。我下定決心，等我賺夠錢一定要到外面留學，更好地了解這些國家，不再做一個鴕鳥，把頭一直埋在沙子裡。因為是在牆內，有些話不能明說，等到離開了這裡就好了。

不讓下一代再受洗腦教育

講述人：趙松山，美國之音聽眾

生長在八十年代，父母都是中央機關的職工，所以我的生活應該還算比較富裕的群體。成長過程中的耳濡目染也讓我了解到機關單位的腐敗，以及整個國家系統的效率低下。但是因為父親經歷過文革，一直以來都在教育我不要參與政治，所以我也沒有對這個政權進行過反抗，最大的反抗也就是父母想把我安排進他們的機關，但是被我拒絕了。

大概從2016年開始（雨傘運動和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我對中共徹底失去了信心，走上了反共的道路。對我而言，香港是大陸民主化唯一的希望，而雨傘運動之後香港就已經徹底淪陷，中國民主化唯一的火種也就此熄滅。此後我開始更多地關注政治話題，盡我所能的在社交媒體上傳播牆外的信息，呼籲民主的重要性，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認清中共治下並非正常的社會。中國從70年前就被共產主義入侵了，並且70年期間一直在實行獨裁統治。

因為不希望孩子接受共產主義教育，所以從小對孩子的教育模式也比較特殊，到了幼兒園發現這樣也是會受排擠的。於是在上小學前希望能找到一個正常的學校，幾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私立學校之後發現，自從習近平執政以來，學校都強迫使用人教版教材，這也導致了我只能帶着孩子到英國上學。來到英國的原因純粹是為了避免孩子國內接受洗腦教育。我認為這種教育的結果會導致嚴重的人格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