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 一场改变日本命运的大决战在京都拉开序幕。反对德川幕府的政治家西乡隆盛、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策动政变，以天皇名义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幕府将军“辞官纳地”。延续了三百年的德川幕府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关头。此时担任幕府将军的是第九代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的儿子德川庆喜。他当然无法接受让幕府抛弃祖业的裁决。他也十分清楚,所谓“大号令”并非天皇本意,它不过是西乡等人用兵谏和暗杀等手段相威胁,逼迫朝廷的公卿们签署的一纸空文。他决定以武力驱逐反幕派。当月底,德川庆喜亲率幕府军一万五千人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与萨长两藩联军五千人开战。

幕府军虽然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武器装备和训练不如萨长联军,战局有些不利。不过,即使这一战失利, 幕府军也只是折损些皮毛而已。德川庆喜马上可以重新集结更多的兵力卷土重来。

就在这时,一件改变命运的事情发生了。德川庆喜接到报告, 说萨长联军打出了天皇御赐的锦旗。手中有了锦旗,标志着萨长联军成了皇军, 幕府军则沦为被天皇讨伐的叛军。

德川庆喜退缩了。他迅速返回江户,先罢免了主张动用幕府海陆军彻底粉碎敌军进攻的小栗忠顺等强硬派将领,然后召集各藩主宣布自己要恭顺朝廷。随后,德川庆喜放弃一切指挥和执政大权,独自隐居到江户的一座寺院里坐等新政府处置。虽然有些忠于幕府的将领独自展开抗战,但失去统帅的幕府军已经无法与新政府军对抗。几十万幕府陆海军和几千万人口的统治区几乎白白地送到新政府手里。

德川庆喜的不作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幕府军初战不利,但主力并未丧失。如果德川庆喜动员处于优势地位的海军和接受了法式训练的陆军与新政府军决战,那么到底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或许幕府军夺回京都,重新控制朝廷。也可能南北分治,使日本陷入长期的内战局面。德川庆喜的决断使日本把一次危机变成了机会, 中央集权的新政府顺利控制了全国主要地区,明治维新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成功,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德川庆喜是水户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的儿子,他算得上一个胸怀大志并具备领导才能的政治家,决不是怯战的懦夫。所以, 他放弃抵抗的动机成了一个迷。人们做了各种猜测却始终没能找出满意的答案。

明治政府掌控全国大权后, 德川庆喜一度被置于软禁状态。随着各项新政的顺利展开,人们开始重新评价他的历史作用。德川庆喜得以恢复名誉,获得 “从一位”的爵位。他开始出现在朝廷的各种仪式上。在一次晚宴上, 德川庆喜在与伊藤博文闲谈中讲到了他当年主动交权的原因。他是这样解释的。

“水户藩自义公以来一直矢志于尊王大义。按照义公遗训,万一朝廷与幕府发生冲突时,无论结果如何,切不可把箭射向朝廷。”

这里的“义公”指的就是第二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尊王”的“王”说的是天皇。也就是说,德川庆喜的祖先德川光国在二百年前就预感将来有一天德川幕府可能与京都的朝廷正面冲突,而且告诫后人切不可为了幕府利益对抗朝廷。

这个“遗训”实在不简单!水户藩可不是一般的藩。它与纪伊藩和尾张藩一样是德川姓的 “亲藩”,被称为“御三家”。这三个藩的第一代藩主都是德川家康的儿子。如果幕府将军无子，便会从“御三家”中挑选将军的养子来继承大位。所以这三个藩可以说是德川幕府的核心力量,幕府就是他们的家业啊! 而德川光国却让他的子孙宁愿背弃祖先也不能与朝廷为敌。德川光国的这个思想源自何处呢? 当然还是来自朱舜水,来自朱舜水传授的“君臣之义”。

明治时期的学者芳贺矢一在《国民十性论》中把“忠君爱国”列为日本民族第一大特性。这显然是芳贺对本民族历史的错误解释。在江户时代以前, “忠君” 的道德准则即使在武士阶级内部也并未得到严格遵循。在战乱纷起、各大势力激烈争夺的形势下,武士们见风使舵背主投敌的现象多有发生。到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崇尚程朱理学,“忠君”思想开始渗透到武士阶级。不过,这个时代的“君”一般不指天皇,而是指藩主和幕府将军。所谓“君恩”“君命”与天皇无关，而是来自藩主和幕府将军的恩和命令。谁要是把“忠君”的“君”解释为天皇,那麻烦就大了。德川幕府严格限制天皇的权限,连赐给和尚几件紫衣都要经幕府事先批准。天皇如果是“君”,幕府岂不成了无君无父的逆贼? 日本的武士和知识分子虽然热衷于程朱理学,但对其中的历史观和道德观,特别是正统论并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胜者为王败者寇”,谁占了天下,就认他为正统。

一六六五年,第二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请朱舜水指导《大日本史》的编纂。《大日本史》是日本唯一一部纪传体的“正史”, 它记录了一百代天皇的治世。该史全部用汉语文言文写成, 其文字水平之高,不次于中国的正史。当然,朱舜水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他在编纂过程中向水户的学者和官员们传授了真正的君臣大义,使尊皇思想在水户扎根。

在《大日本史》的编撰中, 朱舜水发现如何解释南北朝的正统性是一个严重问题。一三三六到一三九二年间,日本同时出现了两个天皇, 即南北朝鼎立的局面。后醍醐天皇在武士足利尊氏的帮助下推翻镰仓幕府, 开始推行“建武新政”。两个人的矛盾也就此激化。后醍醐天皇意欲效仿中国的皇帝总揽大权, 足利尊氏则要开设自己的幕府。双方兵戎相见, 后醍醐天皇败阵,被逼迫退位。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光严天皇并建立了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逃亡京都南面的吉野另立朝廷。后人把京都的朝廷叫做“北朝”, 吉野的朝廷则叫做“南朝”。后来, 南朝的势力衰退, 由北朝的天皇统一了皇室。

    编撰《大日本史》以前,日本普遍把北朝的天皇视为正统。北朝是胜利者,后来的天皇也是由北朝传承下来,直到今天的天皇为止。人们自然不会否认现世天皇的正统性。

朱舜水则明确指出,认北朝为正统的观点违背了君臣大义。足利尊氏居然对天皇动武,擅行废立,这是百分之百的篡逆行为啊! 程朱理学的大师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把“尊君父、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作为评价历史的基本准则,并根据这一准则把三国时代的蜀汉视为唯一正统,曹魏和孙吴则被斥为伪国。后代的学者们把这一思想推崇为“万世之准绳”。 朱舜水的主张也是《通鉴纲目》思想的体现。

在朱舜水的影响下,《大日本史》确立了南朝正统论, 也孕育了以尊皇思想为特征的“水户学”。我们不难想像朱舜水阐明的君臣大义给德川光国带来的震撼有多大。原来“忠君”不是忠于藩主,也不是忠于幕府将军,而是忠于天皇。联想到天皇与幕府几经冲突的历史,德川光国感到了畏惧:万一有一天德川幕府与天皇兵戎相见,自己的子孙很可能会站到篡逆一方。因此,他终于留下宁失幕府也不可背逆天皇的遗言。

    当年,德川幕府曾向京都的朝廷咨询过正式出版《大日本史》是否合适。朝廷的回答是 “不合适”。出版计划因此一度搁置。不久, 德川幕府还是做出出版的决定,理由是好不容易编出来的东西不出版太可惜。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 德川幕府根本没太把朝廷当回事。当然,德川幕府也不可能知道, 《大日本史》编撰过程中在朱舜水启发下萌生的尊皇思想二百年后竟然会成为葬送德川家业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