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朋友

　　总是在网上见到评价上海人的文字。不管是褒是贬，我都是很留意的，因为我生命中的一段岁月是跟上海人有关的。

　　１９７１年春，一批上海青年背井离乡去黑龙江小兴安岭下的“北大荒”“上山下乡”，到了我所在的农场。那时我们北京“知青”来场已一年多，男的多是一些浑打浑闹、十七、八岁的所谓初中毕业生（“文革”时小学毕业，后来就没学过文化），而这些上海青年是从中专技校来的，比我们要大四、五岁。记得他们刚到那天上午，几十个男女青年分别被带到男女青年宿舍。小伙子们进了门，就在特地为他们让出来的大通铺上并排躺着，一动不动，个个脸色苍白，疲惫不堪的样子。也难怪，上海到“北大荒”数千公里，他们在硬板座上坐了几天几夜。临出上海时，“市革委会”送给每人一套绿色的棉袄、棉裤，这会儿由于天气凉都套在身上。这些大号的棉衣裤套在这些瘦弱的人们身上很不协调，加上他们都不死不活的闭着眼睛，让人不由地想起菜青虫。

　　中午收工回来，北京这帮不怀好意的小子们开始对他们品头品足，大有挑衅的意味，上海人像受气包似的沉默着，顶多相互用上海话说上几句。对没有听过上海方言的我们来说，当面说哥儿几个根本不懂的话简直是一种冒犯，于是就说“他们怎么不说人话”。对于如此的蛮横，上海青年们无奈地摇摇头，苦笑一下。这时，食堂来叫新来的上海人去吃饭，说是特地为他们煮了热汤面。然而这帮家伙竟说不吃了，因为“不饿”，而且去各个宿舍的上海青年都没有去食堂喝热汤面的。“他们不吃，咱们吃！”北京的臭小子们立刻起着哄地奔到食堂，把热汤面抢个精光。上海青年一瞧这帮跟恶狼似的，又把自己路上吃剩下的面包拿出来。哥儿几个又是一通争抢，毫无体统，还跟上海青年说：“到时候没吃没喝的，你们也得这样。”

　　还真不这样，人家从上海带来了很多吃的。下午上海青年的行李一到，真让北京的小子们傻眼。几乎每人都是两个特大的木箱，用草绳细细地捆着，有人甚至带来了大木柜，行李卷也是巨大的。他们带来很多大米、腊肉、猪油等等，当然得有小锅、煤油炉等炊具；最让我们新奇，又羡慕不已的是蚊帐。“知青”在夏天睡觉饱受蚊蝇之苦，怎么就没想起蚊帐呢？还有，他们每人一个尿盆，而且是特大号的。

　　“我操！你们丫的搬家呀？”北京“知青”不解，因为来农场时带的东西比他们少多了。

　　“又没让你花钱，当然要多带了。再说，谁知道东北什么样？”上海“知青”理所当然。

　　注意，这是两地青年观念差异之一，上海人的“实际”体现出来。

　　北京的臭小子们大不满了，因为那些特大号尿盆。“你们丫的要是敢在屋里撒尿，到时候别说我不客气！”一脸“义和团”的样子。哎，这有什么不对吗？北京这帮臭小子倒不“在屋里撒尿”呢，起夜时就尿在门口，谁也不穿好衣服走到好几十米外的厕所去方便。其实尿到门口也情有可原，天气冷，再说外边有狼出没。那上海人的尿盆不挺好的嘛。夜里尿在尿盆里，早上就倒在离宿舍几十米的厕所里，卫生。可北京人认为不可接受，“在屋里撒尿”，这简直是一种侮辱。对于这样的蛮横，上海男青年们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尿在尿盆里总比尿在门口的地上文明。是夜，上海男青年们都用了尿盆。可第二天中午，他们发现每个人的尿盆的底都被镐头刨个大洞（是我干的，现在忏悔了）！对于这样的恶作剧，他们先是一楞，然后相互摇了摇头，并没说什么。如果上海青年为此理论起来，那恐怕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头破血流的欧斗，一群不打架就身上难受的北京小子正愁没事干呢。这难道不是欺负人吗？是的，上海青年心里很明白，可人家不和我们一般见识，忍了。是不是缺点血气方刚？

　　尿盆虽然在男宿舍给“灭”了，但在女宿舍却大行其道。那边没有“母大虫”抡镐头给尿盆刨眼儿，而是一个个都买了尿盆效仿之。哎，人家女孩子毕竟比混小子们实际点儿，再说生理特点也让她们接受尿盆。北京的臭小子们看着女宿舍那边栅栏上挂出越来越多的的尿盆便无可奈何地愤愤道：“这帮蹲着撒尿的！”极其粗鲁。不过北京男青年接受了蚊帐，看来臭小子们也并非不实际，只是上海“阿拉”更实际。

　　不象北京青年、东北青年动不动就打群架，上海青年来场以后很少和北京和东北青年发生冲突。当地干部们对北京青年和东北青年时常发生的械斗很是头痛。刚到农场时两地青年动不动就几十人、上百人，甚至几百人地武斗，发生了伤亡真是不好办。上海青年似乎是逆来顺受的“面条”。当然，这样的“副作用”很大。北京人和东北人总肆无忌惮地欺负上海人，农场的干部们也不拿上海青年当回事。忽然一天夜里上海男青年们都凶神恶煞起来，他们都蒙面冲进几家平日最欺负上海青年的干部家里，又砸又打，还放火烧了柴火垛，真是石破天惊。我们附近的一个农场，也发生上海青年在一夜之间把东北青年统统打一顿的事件。那个农场的东北青年欺负总是沉默的上海人太过分。有一次，几个东北的混小子看见上海青年做点好吃的，还喝着酒。他们过去问也不问，恶霸一样地又吃又喝，最后还把一只臭袜子塞在人家的茶缸里。结果就是上海青年密谋后，突然在一夜之间发难，把平日欺负人的家伙们收拾了。看来上海人并不是没有血性，逼急了什么都干得出来。只是他们颇有心计，不像北京青年那样鲁莽、头脑简单。

　　不过我在一些事情上对上海青年还是不以为然。他们很多人从不肯下死力气干活，而且往往把活干得一塌糊涂。真是他们不能干吗？非也。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一天工资就一块两毛五分半（当时我们一天的工资），干好、干坏都拿这么一点，凭什么好好干？可是“好好干”算是一种“好的表现”，以后可以入团、入党，后来还有“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退一步讲，“好好干”也是个自尊心问题，谁愿意落在后面？可人家上海人心里“嘿嘿”冷笑：如果确定能“入团、入党”，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那就“好好干”。再说了，得到这些“好处”是单凭“好好干”吗？为了自尊心“好好干”？问题是自尊心有多重要。

　　所以多数上海青年－－也就是觉得干也没用的那部份人，干活永远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是深有体会，你去帮助那些落在后面的上海青年，他们还是不紧不慢地干，到时候还说：“你干完了就该休息，你把我接上来了还得干活。离下工时间还早着哪。”他这么一说，好像我是个傻子。在农场农忙时，干部们常常搞包工、定额，并宣布谁干完了谁可以早回宿舍，算一天工。别看北京的小子们平常吊朗当、浑打浑闹，可干包工活个个玩儿命。秋天割黄豆，定额是六千米，也就是５.４亩。我早上七点多到地头，一猫腰割下去，根本不休息，五个钟头便割完。中午回家吃过饭，再睡上觉，觉得很值。当然，这五个钟头的活不是一般的累。那些上海人呢？他们懒洋洋快八点才到地头，看着豆子上的冰霜发楞，然后就磨镰刀。终于开始干了，也是不时地龇牙咧嘴，直起腰来东张西望，中午在地里吃午饭后仍是慢慢泡，一直割到下午六点，天都大黑了，六千米还差三分之一。可他们认为这样干比北京青年值。因为我们割了六千米，拿一块两毛五分半，他们才干四千米，也拿这个数。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值”，还是“不值”，只是联想到那年头我赶大车，拉车的牲口秉性很不一样。有的虽然调皮，但爱干活；有的看起来老实，可就是不拉套。我这个比喻很不恰当，何况那是一个压抑个人能力的年代。

　　中国人好吃，上海人尤其是这样。在农场工休的日子，除了洗洗衣服，北京青年愿意去钓鱼。不过上海人肯定不去，因为要跑上二十多里路才能到河边或湖边，而且得早起（最好凌晨三点就出发），钓鱼时蚊子时常能把人叮得鼻青脸肿，人也往往站在水里。这对上海人来说太苦了，他们愿意美美地在宿舍里做“小锅”。换上一身精神衣服，把煤油炉点上，拿出大米、腊肉什么的，细细地做上一小锅，然后几个人坐在一起“叽里呱拉”用上海话聊天，心满意足地吃上一顿。这时我正在水边上满脸油汗地钓鱼，浑身脏得像个野人。每次下午钓鱼回来都筋疲力尽，可钓到的鱼总要收拾吧，然而人累得真不想动。人家上海人来了，“我们替你收拾吧。”哎哟，谢天谢地。不过不能白收拾，洗好的鱼得分给帮忙的上海青年一些。我猜测他们又认为很“值”，是的，如果认为体验钓鱼的快乐是一种受罪，当然就“值”了。上海人更注重物质上的享受。

　　说起吃，我们北京人没有大米、腊肉，就是有，也不能像上海人那样细水长流。嘴馋怎么办？偷鸡摸狗嘛。有一度，我们几个北京的混小子在家属区明火执仗地干得太蝎虎，带家职工怨声载道。全分场大会上，“革委会”主任大发雷霆，要我们赔三百只鸡鸭鹅（我估计带家职工报失有夸张的成份）！当时哥儿几个都傻了，我们也没吃那么多鸡鸭鹅！嗨，当然吃不了那么多，可谁让你们明着抢？人家上海青年不动声色地暗偷，这罪名就哥儿几个担待着吧，偷偷摸摸的事非要明目张胆地干。上海青年干这种事简直是“地下工作者”。有知情者透露给我：“人家天天吃鸡鸭鹅，比你们吃得多多了，过瘾着呢。不信你到（场区附近）小河沟去看，那儿全是上海青年收拾偷来的鸡鸭鹅的毛和肚肠子……”这事咱真不该报怨上海青年。可哥儿几个颇有当“替罪羊”的味道，心里很是气闷，大有被耍弄了的感觉。

　　我对上海青年杰出“搬运工”的印象也非常之深。北京和上海的“知青”大都在冬天回家探亲，火车上见到的上海青年就是大包小包地带东西。回上海就带黄豆，上百斤地带（都是偷的，我也偷黄豆，但总想不起来往家带）；从上海回来当然是各种消费品，大米、腊肉，糖果、香烟，应有尽有。这么多、这么重的东西一个人搬运起来太困难，所以就成帮达伙地走。那时“知青”都在冬季回家过年，列车上挤得要爆炸，所以一到转车时，拿那么多东西的上海青年就面临那一场全力以赴的战斗。先是拼着命把带的东西搬下列车。在站台上，一伙上海“知青”的手提包堆得像小山，女的看着，大呼小叫，男的一个个气喘吁吁地穿梭搬运，往另外一列火车上搬，累得东倒西歪、汗流浃背。在农场干活他们从来不会这么玩儿命，叹为观止。进一步证明上海人的物质主义？

　　我父母是浙江人，所以长得象上海人。在旅途中上海青年总要过来用上海话搭讪，当得知我是北京青年就立刻说“咱们上海、北京的”怎样、怎样，意思是其他地方的青年如何土。老实讲，这让我不快。为什么非得标榜自己比其他地方的人聪明？就算确实精明又怎么样？我想众多“非上海人”脑子里对上海人的印象就是：总是聚在一起，没完没了地用上海话高谈阔论，聊的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就是那么津津乐道，好像充满哲理，隐隐地透着一副“高等华人”的样子。或许这是“非上海人”心理上的不平衡？

　　到国外谋生的大陆人中，上海人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有统计数字说占到三分之一。我很钦佩上海人自我奋斗的精神，但很受不了其中一些人在国人面前是趾高气扬的“高等华人”，在西方人那里又那么奴颜婢膝。其实也不单单是一些上海人，很多其他地方来的人也有这种心态。不客气地说：这真让人作呕。

　　当年上海“知青”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点，就是过于“现实”常使他们的爱情生活灰头土脸。他们来农场时都是二十出头的人，没几年就纷纷相互搞上对象。但“上山下乡”遥遥无期，许多上海人“曲线返城”，转走。这种情况如发生在一对上海“知青”恋人当中，天经地义地就是马上分手。还有就是上海女“知青”为了现实利益对当地干部们的“以身相许”。这种事见到、听到的太多、太多，不想再说了，而况也不单单发生在上海女“知青”中。如今在美国十多年，这种情况还不是司空见惯。

　　写到这儿，你不禁要问：我怎么看不出上海“知青”能成为你的朋友？惭愧，我当时确实没有和他们成为莫逆之交，甚至作为一般朋友都很勉强。因为那时年轻，偏激，如今想想着实有些可笑。然而现在阅历渐多，不再觉得世上有什么绝对的东西。上海人可以有我看不惯的东西，但并不一定是不好、不实际的东西；即便是多数人否定的东西，也不是所有的上海人都这样。再说人无完人，为什么一定要以点盖面，将他们身上的优点都抹杀掉？如果时光倒转，我会和很多上海人交上朋友的。即便现在，那些一同“上山下乡”的上海青年们在我心中很多很多已是朋友，虽然我们大概不会有什么机会再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