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朋友

　　總是在網上見到評價上海人的文字。不管是褒是貶，我都是很留意的，因為我生命中的一段歲月是跟上海人有關的。

　　１９７１年春，一批上海青年背井離鄉去黑龍江小興安嶺下的“北大荒”“上山下鄉”，到了我所在的農場。那時我們北京“知青”來場已一年多，男的多是一些渾打渾鬧、十七、八歲的所謂初中畢業生（“文革”時小學畢業，後來就沒學過文化），而這些上海青年是從中專技校來的，比我們要大四、五歲。記得他們剛到那天上午，幾十個男女青年分別被帶到男女青年宿舍。小伙子們進了門，就在特地為他們讓出來的大通鋪上並排躺着，一動不動，個個臉色蒼白，疲憊不堪的樣子。也難怪，上海到“北大荒”數千公里，他們在硬板座上坐了幾天幾夜。臨出上海時，“市革委會”送給每人一套綠色的棉襖、棉褲，這會兒由於天氣涼都套在身上。這些大號的棉衣褲套在這些瘦弱的人們身上很不協調，加上他們都不死不活的閉着眼睛，讓人不由地想起菜青蟲。

　　中午收工回來，北京這幫不懷好意的小子們開始對他們品頭品足，大有挑釁的意味，上海人像受氣包似的沉默着，頂多相互用上海話說上幾句。對沒有聽過上海方言的我們來說，當面說哥兒幾個根本不懂的話簡直是一種冒犯，於是就說“他們怎麼不說人話”。對於如此的蠻橫，上海青年們無奈地搖搖頭，苦笑一下。這時，食堂來叫新來的上海人去吃飯，說是特地為他們煮了熱湯麵。然而這幫傢伙竟說不吃了，因為“不餓”，而且去各個宿舍的上海青年都沒有去食堂喝熱湯麵的。“他們不吃，咱們吃！”北京的臭小子們立刻起着哄地奔到食堂，把熱湯麵搶個精光。上海青年一瞧這幫跟惡狼似的，又把自己路上吃剩下的麵包拿出來。哥兒幾個又是一通爭搶，毫無體統，還跟上海青年說：“到時候沒吃沒喝的，你們也得這樣。”

　　還真不這樣，人家從上海帶來了很多吃的。下午上海青年的行李一到，真讓北京的小子們傻眼。幾乎每人都是兩個特大的木箱，用草繩細細地捆着，有人甚至帶來了大木櫃，行李卷也是巨大的。他們帶來很多大米、臘肉、豬油等等，當然得有小鍋、煤油爐等炊具；最讓我們新奇，又羨慕不已的是蚊帳。“知青”在夏天睡覺飽受蚊蠅之苦，怎麼就沒想起蚊帳呢？還有，他們每人一個尿盆，而且是特大號的。

　　“我操！你們丫的搬家呀？”北京“知青”不解，因為來農場時帶的東西比他們少多了。

　　“又沒讓你花錢，當然要多帶了。再說，誰知道東北什麼樣？”上海“知青”理所當然。

　　注意，這是兩地青年觀念差異之一，上海人的“實際”體現出來。

　　北京的臭小子們大不滿了，因為那些特大號尿盆。“你們丫的要是敢在屋裡撒尿，到時候別說我不客氣！”一臉“義和團”的樣子。哎，這有什麼不對嗎？北京這幫臭小子倒不“在屋裡撒尿”呢，起夜時就尿在門口，誰也不穿好衣服走到好幾十米外的廁所去方便。其實尿到門口也情有可原，天氣冷，再說外邊有狼出沒。那上海人的尿盆不挺好的嘛。夜裡尿在尿盆里，早上就倒在離宿舍幾十米的廁所里，衛生。可北京人認為不可接受，“在屋裡撒尿”，這簡直是一種侮辱。對於這樣的蠻橫，上海男青年們採取了置之不理的態度。尿在尿盆里總比尿在門口的地上文明。是夜，上海男青年們都用了尿盆。可第二天中午，他們發現每個人的尿盆的底都被鎬頭刨個大洞（是我干的，現在懺悔了）！對於這樣的惡作劇，他們先是一楞，然後相互搖了搖頭，並沒說什麼。如果上海青年為此理論起來，那恐怕等待他們的是一場頭破血流的歐斗，一群不打架就身上難受的北京小子正愁沒事幹呢。這難道不是欺負人嗎？是的，上海青年心裡很明白，可人家不和我們一般見識，忍了。是不是缺點血氣方剛？

　　尿盆雖然在男宿舍給“滅”了，但在女宿舍卻大行其道。那邊沒有“母大蟲”掄鎬頭給尿盆刨眼兒，而是一個個都買了尿盆效仿之。哎，人家女孩子畢竟比混小子們實際點兒，再說生理特點也讓她們接受尿盆。北京的臭小子們看着女宿舍那邊柵欄上掛出越來越多的的尿盆便無可奈何地憤憤道：“這幫蹲着撒尿的！”極其粗魯。不過北京男青年接受了蚊帳，看來臭小子們也並非不實際，只是上海“阿拉”更實際。

　　不象北京青年、東北青年動不動就打群架，上海青年來場以後很少和北京和東北青年發生衝突。當地幹部們對北京青年和東北青年時常發生的械鬥很是頭痛。剛到農場時兩地青年動不動就幾十人、上百人，甚至幾百人地武鬥，發生了傷亡真是不好辦。上海青年似乎是逆來順受的“麵條”。當然，這樣的“副作用”很大。北京人和東北人總肆無忌憚地欺負上海人，農場的幹部們也不拿上海青年當回事。忽然一天夜裡上海男青年們都凶神惡煞起來，他們都蒙面衝進幾家平日最欺負上海青年的幹部家裡，又砸又打，還放火燒了柴火垛，真是石破天驚。我們附近的一個農場，也發生上海青年在一夜之間把東北青年統統打一頓的事件。那個農場的東北青年欺負總是沉默的上海人太過分。有一次，幾個東北的混小子看見上海青年做點好吃的，還喝着酒。他們過去問也不問，惡霸一樣地又吃又喝，最後還把一隻臭襪子塞在人家的茶缸里。結果就是上海青年密謀後，突然在一夜之間發難，把平日欺負人的傢伙們收拾了。看來上海人並不是沒有血性，逼急了什麼都幹得出來。只是他們頗有心計，不像北京青年那樣魯莽、頭腦簡單。

　　不過我在一些事情上對上海青年還是不以為然。他們很多人從不肯下死力氣幹活，而且往往把活幹得一塌糊塗。真是他們不能幹嗎？非也。他們有自己的邏輯：一天工資就一塊兩毛五分半（當時我們一天的工資），干好、干壞都拿這麼一點，憑什麼好好干？可是“好好干”算是一種“好的表現”，以後可以入團、入黨，後來還有“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退一步講，“好好干”也是個自尊心問題，誰願意落在後面？可人家上海人心裡“嘿嘿”冷笑：如果確定能“入團、入黨”，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那就“好好干”。再說了，得到這些“好處”是單憑“好好干”嗎？為了自尊心“好好干”？問題是自尊心有多重要。

　　所以多數上海青年－－也就是覺得干也沒用的那部份人，幹活永遠是“死豬不怕開水燙”。我是深有體會，你去幫助那些落在後面的上海青年，他們還是不緊不慢地干，到時候還說：“你幹完了就該休息，你把我接上來了還得幹活。離下工時間還早着哪。”他這麼一說，好像我是個傻子。在農場農忙時，幹部們常常搞包工、定額，並宣布誰幹完了誰可以早回宿舍，算一天工。別看北京的小子們平常吊朗當、渾打渾鬧，可干包工活個個玩兒命。秋天割黃豆，定額是六千米，也就是５.４畝。我早上七點多到地頭，一貓腰割下去，根本不休息，五個鐘頭便割完。中午回家吃過飯，再睡上覺，覺得很值。當然，這五個鐘頭的活不是一般的累。那些上海人呢？他們懶洋洋快八點才到地頭，看着豆子上的冰霜發楞，然後就磨鐮刀。終於開始幹了，也是不時地齜牙咧嘴，直起腰來東張西望，中午在地里吃午飯後仍是慢慢泡，一直割到下午六點，天都大黑了，六千米還差三分之一。可他們認為這樣干比北京青年值。因為我們割了六千米，拿一塊兩毛五分半，他們才幹四千米，也拿這個數。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值”，還是“不值”，只是聯想到那年頭我趕大車，拉車的牲口秉性很不一樣。有的雖然調皮，但愛幹活；有的看起來老實，可就是不拉套。我這個比喻很不恰當，何況那是一個壓抑個人能力的年代。

　　中國人好吃，上海人尤其是這樣。在農場工休的日子，除了洗洗衣服，北京青年願意去釣魚。不過上海人肯定不去，因為要跑上二十多里路才能到河邊或湖邊，而且得早起（最好凌晨三點就出發），釣魚時蚊子時常能把人叮得鼻青臉腫，人也往往站在水裡。這對上海人來說太苦了，他們願意美美地在宿舍里做“小鍋”。換上一身精神衣服，把煤油爐點上，拿出大米、臘肉什麼的，細細地做上一小鍋，然後幾個人坐在一起“嘰里呱拉”用上海話聊天，心滿意足地吃上一頓。這時我正在水邊上滿臉油汗地釣魚，渾身髒得像個野人。每次下午釣魚回來都筋疲力盡，可釣到的魚總要收拾吧，然而人累得真不想動。人家上海人來了，“我們替你收拾吧。”哎喲，謝天謝地。不過不能白收拾，洗好的魚得分給幫忙的上海青年一些。我猜測他們又認為很“值”，是的，如果認為體驗釣魚的快樂是一種受罪，當然就“值”了。上海人更注重物質上的享受。

　　說起吃，我們北京人沒有大米、臘肉，就是有，也不能像上海人那樣細水長流。嘴饞怎麼辦？偷雞摸狗嘛。有一度，我們幾個北京的混小子在家屬區明火執仗地幹得太蝎虎，帶家職工怨聲載道。全分場大會上，“革委會”主任大發雷霆，要我們賠三百隻雞鴨鵝（我估計帶家職工報失有誇張的成份）！當時哥兒幾個都傻了，我們也沒吃那麼多雞鴨鵝！嗨，當然吃不了那麼多，可誰讓你們明着搶？人家上海青年不動聲色地暗偷，這罪名就哥兒幾個擔待着吧，偷偷摸摸的事非要明目張胆地干。上海青年幹這種事簡直是“地下工作者”。有知情者透露給我：“人家天天吃雞鴨鵝，比你們吃得多多了，過癮着呢。不信你到（場區附近）小河溝去看，那兒全是上海青年收拾偷來的雞鴨鵝的毛和肚腸子……”這事咱真不該報怨上海青年。可哥兒幾個頗有當“替罪羊”的味道，心裡很是氣悶，大有被耍弄了的感覺。

　　我對上海青年傑出“搬運工”的印象也非常之深。北京和上海的“知青”大都在冬天回家探親，火車上見到的上海青年就是大包小包地帶東西。回上海就帶黃豆，上百斤地帶（都是偷的，我也偷黃豆，但總想不起來往家帶）；從上海回來當然是各種消費品，大米、臘肉，糖果、香煙，應有盡有。這麼多、這麼重的東西一個人搬運起來太困難，所以就成幫達伙地走。那時“知青”都在冬季回家過年，列車上擠得要爆炸，所以一到轉車時，拿那麼多東西的上海青年就面臨那一場全力以赴的戰鬥。先是拼着命把帶的東西搬下列車。在站台上，一夥上海“知青”的手提包堆得像小山，女的看着，大呼小叫，男的一個個氣喘吁吁地穿梭搬運，往另外一列火車上搬，累得東倒西歪、汗流浹背。在農場幹活他們從來不會這麼玩兒命，嘆為觀止。進一步證明上海人的物質主義？

　　我父母是浙江人，所以長得象上海人。在旅途中上海青年總要過來用上海話搭訕，當得知我是北京青年就立刻說“咱們上海、北京的”怎樣、怎樣，意思是其他地方的青年如何土。老實講，這讓我不快。為什麼非得標榜自己比其他地方的人聰明？就算確實精明又怎麼樣？我想眾多“非上海人”腦子裡對上海人的印象就是：總是聚在一起，沒完沒了地用上海話高談闊論，聊的其實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可就是那麼津津樂道，好像充滿哲理，隱隱地透着一副“高等華人”的樣子。或許這是“非上海人”心理上的不平衡？

　　到國外謀生的大陸人中，上海人的比例是相當高的，有統計數字說占到三分之一。我很欽佩上海人自我奮鬥的精神，但很受不了其中一些人在國人面前是趾高氣揚的“高等華人”，在西方人那裡又那麼奴顏婢膝。其實也不單單是一些上海人，很多其他地方來的人也有這種心態。不客氣地說：這真讓人作嘔。

　　當年上海“知青”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一點，就是過於“現實”常使他們的愛情生活灰頭土臉。他們來農場時都是二十出頭的人，沒幾年就紛紛相互搞上對象。但“上山下鄉”遙遙無期，許多上海人“曲線返城”，轉走。這種情況如發生在一對上海“知青”戀人當中，天經地義地就是馬上分手。還有就是上海女“知青”為了現實利益對當地幹部們的“以身相許”。這種事見到、聽到的太多、太多，不想再說了，而況也不單單發生在上海女“知青”中。如今在美國十多年，這種情況還不是司空見慣。

　　寫到這兒，你不禁要問：我怎麼看不出上海“知青”能成為你的朋友？慚愧，我當時確實沒有和他們成為莫逆之交，甚至作為一般朋友都很勉強。因為那時年輕，偏激，如今想想着實有些可笑。然而現在閱歷漸多，不再覺得世上有什麼絕對的東西。上海人可以有我看不慣的東西，但並不一定是不好、不實際的東西；即便是多數人否定的東西，也不是所有的上海人都這樣。再說人無完人，為什麼一定要以點蓋面，將他們身上的優點都抹殺掉？如果時光倒轉，我會和很多上海人交上朋友的。即便現在，那些一同“上山下鄉”的上海青年們在我心中很多很多已是朋友，雖然我們大概不會有什麼機會再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