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造反派”

     1966年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表可以是“文革”的开始。此后全国大乱。当时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宽街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正在准备初中考试。我是个好学生，记得那会儿只是认真学习、复习，准备考个北京的一流初中。1966年初，“文革”序幕的步伐便紧锣密鼓起来，“五、一六”后学校基本就不上课了。我当时的想法嘛，有点发傻。

    那时班上有个男生叫刘长鸣。他平日孤傲，不苟言笑，功课一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从不参与班级之间男生的打群架。不知现在的孩子怎么样？那会儿同年级各个班的男孩子们总是相互寻衅，动不动就殴斗，滚倒在地上拳打脚踢，尘土飞扬。大家都站在“自己这头儿”喝五吆六，刘长鸣只是在一边冷笑，从不上手，一脸愤世嫉俗的表情。这让班上的男生们不快。

    没想到“文革”一来他马上崭露头角。真没想到他有非凡的煽动力和组织能力，居然成功地组织高年级同学“护校”（大家夜里不回家在校内巡逻，严防“阶级敌人”破坏），还挑头贴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大字报，并组织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斗，矛头直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另外还有几个老师陪斗。

    对刘长鸣的所作所为，我个人觉得诧异。我本人“出身”不好，父亲是“摘帽子右派”，母亲在历史上有“问题”（作为一个孩子，有这种思想负担，真是受残害），所以后来渐渐地就不去学校了，当了所谓的“逍遥派”。

    再以后听说刘长鸣成了宽街小学“造反派”的头儿（他可才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并与其他学校（都是中学）组成跨校“造反派”组织。那些中学生参与了宽街小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夜批斗校长和教导主任等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批斗不说，她的丈夫也被抓来批斗、殴打。这汉子忍无可忍，夺过给他剃阴阳头的女孩儿的剪子，照拿女孩儿连轧好几剪子。这还了得？孩子们蜂拥而上，将郭文玉的丈夫当场打死。校长郭文玉也被毒打致死。教导主任吕贞先老太太双手被绳子捆着，绳子另一头拴在一辆平板车上，一个孩子使劲骑，拖着吕贞先跑。没一会儿，已经被殴打折磨得有气无力的老太太就倒地不支，很快死去。这一系列暴行应该都与刘长鸣的“指挥”有关。

    宽街小学的“造反派”还组织了“劳改大队”，附近街道“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都被集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在校的中、小学“红卫兵”，每天就是逼“阶级敌人”卖苦力（宽街小学曾是清将僧格林沁的纪念祠堂，“文革”初期被“红卫兵”驱赶“阶级敌人”拆毁），动不动就殴打，当时有打死的，多少人不清楚。这一切一切仍与刘长鸣有密切关系。

    但到了1967年夏天，刘长鸣因为“出身”问题被“清除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他有“出身问题”让我吃惊，这小子胆子可真大）。“上面”也来追查宽街小学校长河主任被毒打致死事件，刘长鸣“受牵连”理所当然。可是他年纪尚小，被免予刑事处分（当时公检法机构名存实亡）。记得有一天我到宽街小学去拿琉璃瓦（为养鸽子用），校门口遇上刘长鸣，他还是一脸愤世嫉俗的表情（说实话，他长得很帅，高个儿，浓眉大眼）。他问我是否看到教育局“革委会”的人到学校调查“打人致死事件”。那天我确实看到了，就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等着吧，我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咬牙切齿地来了一句，头也不回的走了。

    此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去年和一些小学同学相互联系上了。问到刘长鸣，有知情者说，刘长鸣没有“上山下乡”，而是回老家插队去了。“改革开放”不久，他勾结当地上上下下的干部弄个什么公司，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可不两年贪污贿赂罪案发，刘长鸣竟然潜逃，从此失踪。九十年代初，在香港一次帮派的火并中有人死亡，经香港警方查明，死者正是大陆经济大案要犯刘长鸣！当时他已经成为帮派小头目。

真有些感叹。咱这种老实人就是“出身”没问题也肯定当不成“造反派头头”，脑后没反骨。刘长鸣就有！性格和周围的人就是不一样。一到乱世，这种人就大显神通啦。呵呵，这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中最有名的人物。

为何感叹？刘长鸣这类人只能在乱世中成为“英雄”，“无法无天”式的英雄，一“天下大乱”便有“英雄用武之地”，他们决不是法治下的杰出人才。这类人一旦成为“英雄”必惑众，或惑众后才能成为“英雄”。此类“英雄”高举“革命”大旗，用燃起“革命激情”的人们的血，最终建立自己的集权统治，成为独裁者。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这种“革命”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这种“英雄”甭管主观上如何想，客观上起的作用只能让拥护他得天下的百姓们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