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族际通婚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李晓霞

    虽然是份调查报告，但我读起来兴趣盎然。或许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论文？我始终认为，解决民族隔阂最好的办法就是通婚，搞民族融合。然而这毕竟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我们还是先读文章，少发议论。文章太长，我摘编了一下。

                                           －－编者

最近我们完成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多民族混合家庭研究”，对新疆民族混合家庭和族际婚姻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与国内其它省区相比，新疆混合家庭数相对较少。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新疆民族混合户总数达8.39万户，占全疆家庭户总数的1.75%，比全国同类平均值低1.21个百分点，主要表现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合家庭数相对较少。混合户少的主要原因是族际婚姻数少，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族际通婚比例(即有配偶人口中夫妇是不同民族的比例)最低的几个民族都在新疆，如维吾尔族(1.05%)、哈萨克族(2.21%)、柯尔克孜族(5.15%)的族际通婚率分别排在55个少数民族中的最后三位，塔吉克族(7.99%)排在倒数第五位。

    族际婚姻北疆多于南疆，城市多于农村，多民族混居区多于单一民族聚居区。

被调查的族际通婚者，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文化程度和职业层次相对较高；(2)平均初婚龄较高；(3)大多数是自幼生长在新疆的本地人；（4）一般都是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双方社会地位相近，婚姻条件相似，婚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散居民族的族际婚姻发生率较高，如散居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市的锡伯、达斡尔、蒙古等民族。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间更容易通婚，如维吾尔与乌孜别克、塔塔尔间，哈萨克与塔塔尔、乌孜别克间，汉与满、蒙、锡伯等民族间的通婚较多。

各民族通婚的难易程度不同，很大程度是由双方不同民族属性所带来的文化差异（如宗教、语言、风俗等）所致，其中宗教经常被视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伊斯兰教有严格的宗教内婚规定，严禁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通婚。      

    大多数穆斯林家庭都要求非穆斯林一方入伊斯兰教，或起码在婚礼前举行念“尼卡”仪式，并把遵循自己民族最基本的生活习惯，即穆斯林的饮食禁忌作为接纳通婚者的底线。这一方面反映了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群众中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以“进教”的形式或遵守清真饮食的允诺，同意家人或族人与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成员缔结婚姻，也表现出伊斯兰教作为回汉通婚中最主要的障碍在被削弱。在新疆，族际通婚难度最大的是维吾尔族与汉族的通婚。维吾尔族人普遍不支持与异族结婚，尤其反对与非穆斯林通婚；维汉两族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别很大，彼此沟通存在一定困难，由相识到相恋的机会与可能较少，故维汉通婚数量很少。

    2000年全国有 19004对维汉夫妻，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新疆籍的维吾尔族人。统计显示，越是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区域，与汉族人之间建立混合家庭的难度越大。

  不少人认为上个世纪50-60年代维汉通婚现象相对较多，80年代后维汉通婚不仅数量下降，难度也在增大。 50-60年代的维汉通婚家庭，男方大多是汉族干部或复转军人，家庭生活也多随汉族的习惯（饮食例外），子女多报汉族；80年代以后的维汉通婚，汉族一方不论男女基本都要“进教”，子女多报维吾尔族。而且目前维汉通婚中相当一部分是维汉混血儿与汉或维族的通婚。由于调查范围有限，我们的研究虽尚无足够的数据证实这些认识，但基本同意。

    这种数量的变化与新疆汉族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有关：上世纪50-60年代汉族中青年人口中男多女少的现象很突出，汉族男子娶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女子的相对较多。当时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民汉团结，自治区党委还曾明令不准汉族男子娶少数民族女子。以后随着汉族人口基数增大，人口逐渐稳定，由性比例失调引发的民汉通婚现象在减少，维汉通婚数量也在减少。

维汉通婚难度增大的原因，与维吾尔族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增强以及维汉民族关系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近20多年，在维汉民族成员之间往来愈益频繁的同时，维汉民族间的界线却更趋严格，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异民族的认异心理在增强，宗教对维吾尔族民众社会日常生活的干预程度加深，通婚者往往要承受主要来自维吾尔族社会的巨大社会压力，即使是与维汉混血儿的通婚也不易被接受。维吾尔民族、宗教意识上升以及维汉关系的变化无疑与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宣传和活动有关。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由过去更多注重现实物质生活的改善，向追求本民族独有的精神生活变化，纯洁民族的血统和文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期待。说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或族际交往的增加都不可能完全解决民族关系方面的某些问题。

我们这样预测今后新疆族际婚姻的走向：族际婚姻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多，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婚姻仍将占主要地位。随着族际婚姻数量的增多，民族间相互之间的交往程度加深，文化相互借鉴、交融的趋向日益明显，将进一步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但因为族际婚姻很大程度受到宗教信仰的局限，在较长时期内，除回族外，这种民族交往圈、族际通婚圈仍较难被打破。目前，新疆某些民族中存在的族际婚姻障碍主要是来自彼此间文化的差异，但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对维汉通婚及其混合家庭的压力还将持续，甚至可能增大。

    当代回族中共有一百多万与汉族通婚，有的地方回汉通婚率可能过半甚至更多，比如南方回族和城市回族。而有的地方则是百分之零点几、零点零几甚至更低，比如中东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有文中只提到了通婚率，离婚率却没有提。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办工室统计，回族在20世纪九十年代族际通婚比例为11.29%。民族通婚户占总户数的比例是21.05%。其中回族男性同汉族女性通婚的比例是10.18%。同其他民族女性通婚的只占1.3%。回族女性同汉族男性通婚的比例是8.86%。同其他民族男性通婚的只占0.98%。。以全国城市范围计算，东南沿海回汉通婚的程度又远远高于西北地区。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城市文化水平高的省份尤为如此。江苏少数民族人口的79.3%是回族。如果假定该省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方面水平相似的话，江苏平均每11个已婚回族人中就有7个与汉族联姻，只有4个人属族内婚。回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额度的族际婚（回汉通婚）说明了回族青年在婚姻择偶观念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要求通婚对方归信伊斯兰的遵守方面已经淡化，笼统而更具涵盖意义的说，在城市地区回族社会中的部分群众信仰观念已经淡谟。戈登（M.Gordon）在分析美国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时曾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族际通婚率是测度民族关系的最重要的指标。当两个民族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时，则他们的民族关系大致可以说是比较良好的。民族通婚的扩大有利于，同时也表明了民族关系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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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讲述族际通婚家庭子女选择民族的问题时有大量当事人的例子。读起来有意思。我摘录了下来。其实选择民族归属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俄罗斯族妇女Z（45岁）：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汉族，祖母和外祖母是俄罗斯族，丈夫的外祖母也是俄罗斯族。我们的户口原来都是汉族，一般都随父亲的民族，过去也不管民族成份。恢复高考后，为了孩子上学，我的民族改成了俄罗斯族。以后为了能生老三（3个孩子都是女孩，老三13岁），他（丈夫）也改成了俄罗斯族。

    哈萨克族女子B（32岁，丈夫是回族）：我只有一个女儿（7岁），给孩子报户口时，报的是哈族，主要是考虑孩子以后的上学。换户口时派出所错打为回族，随她爸爸了，准备以后还是改成哈族，随我。

    回族女子L（25岁，丈夫是汉族）：我们去年生了一个儿子，儿子报成了汉族，户口是我老公报的，他给我做了些工作。男孩报汉族择业比较容易，他以后也许到关内，到外地，那样适应能力应该比较强。如果是女孩的话我就报回族，把她留在我身边。

    维吾尔族女子A(丈夫是回族)：我去年结婚。如果有孩子我会给孩子报维族，在新疆还是维族多，对孩子也好。如果我们到宁夏(丈夫的家)，那孩子就报回族。

     H(53岁，夫妇俩都是维吾尔族，大学教授)：孩子小时，我没有教过她维语，她会几句最简单的维语，如爸爸、妈妈等。我夫人会些维语，但我们在家里都是用汉语交流。我从小上汉校，维语还可以，维文只能看懂，写不了。学好任何语言都是要花费时间的，即使是母语。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我不像一些家长，对本民族的就特别看重，不管有用无用。我主要让女儿学好英语，现在她大学二年级，已经过了英语四级，准备过六级，还在学二外，学的是法语。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她以后能出国发展。

    M妻(28岁，汉族)：我结婚前一点也不懂维语，和老公说汉语。儿子(1岁半)生下来一年，我都在婆婆家住，主要是为了让儿子学维语。这一年我的维语进步很多，吃饭、睡觉等我都用维语和儿子说。我就想让儿子学好维语，因为我自己不会。我想让他维语学好后再学汉语。在乌鲁木齐，懂两种语言好一点。现在如果是搞批发，懂双语的人工资就能拿到1000多元，懂汉语的只有600-700元，如果只懂民语，可能就没有人要。多一种语言就多一倍的生意。等他3岁后就送到幼儿园学汉语。

    米泉市回族女子L(丈夫汉族)：我们去年生了一个儿子，双方父母都特别高兴。儿子报成了汉族，原则上习惯跟着回族走，有经名，以后我准备给他做割礼。现在他由我婆婆带，等他到了两岁时，我就接他回来，用我自己的方式教育他，让他很快适应这个社会。教育方法肯定跟我的父母不一样，不会太传统，该让他知道的让他知道，毕竟他的母亲是少数民族。我的孩子能基本懂我们的风俗习惯就好了，多了也不可能，现在社会发展那么快。

    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妇女E(40岁，父母为维-哈通婚，丈夫是哈萨克族)认为儿子哈族意识较强与丈夫的父母(在阿勒泰市)和丈夫的教育有关：儿子报的是哈族，读小学四年级。儿子4岁半以前是爷爷奶奶带的，跟爷爷奶奶感情非常好，每年寒暑假都要去看他们。现在上的汉校，会说哈语，不会说维语。我的亲戚来家里，他有时会说你的维族亲戚来了。妹妹家的小孩都挺喜欢他，但他心里认为他是哈族，他们是维族。孩子的民族意识强，与他父亲、爷爷奶奶的灌输有一定关系。他们家对他说，他是奶奶生的，他也相信。他爸爸每次打电话，就叫他跟爷爷奶奶说话。他知道我是维族，但不说什么，我说如果你嫌我是维族，让你爸爸给你娶个哈族妈妈吧，他说不行。我开玩笑说将来给他娶个维族媳妇，他说不要。

    塔什库尔干县汉族女子W(29岁，丈夫是回族)：我们家小妞(7岁)从小就由爷爷奶奶(在喀什市)带大的，和他们家的人比较亲。她刚出生一个月时，按回族礼节，请阿訇念经，起经名，举行仪式。2、3岁时，她爷爷奶奶就教过她，到别的小朋友家不要吃饭，要吃，回来爷爷奶奶给买。她有时也问我：“他们（指别人）是汉族，我们是回族，是吧？”

    塔城市锡伯族女子G（28岁，高中文化程度）的父母是锡-汉通婚，丈夫也是汉族，虽然还没有孩子，但G对孩子有很多期望：我希望有一个孩子，发展锡伯族文化。如果这个孩子以后能够争气，也是锡伯族的光荣。只有锡伯族对自己的文化最了解，能够理解本民族最精华的东西。我要让孩子去察布查尔县学习音乐、舞蹈。现在的民族都一样了，应该保留自己的东西。现在这样不是不好，是感到挺遗憾的。G从父母那里受到的锡伯族文化熏陶很有限，因为母亲是汉族，父亲甚至不会说锡伯语。可能正因为如此，她发现了所属族体与其他族体的差别在自己身上并不存在，她的身份模糊了，特点消失了，于是她寻找一种归属感。这可能也是现代民族，尤其是小民族文化对待强势文化、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在个体身上的体现。

    乌鲁木齐市哈萨克族妇女J（46岁，丈夫是汉族）：我们有个女儿，9岁了，报的是哈族，这是孩子他爸的主意。孩子他爸甚至提议让女儿上哈族学校，我认为不妥，因为我自己就是民考汉，将来孩子学习我们都看不懂，没法辅导。孩子的教育一个大事，从孩子未来的发展来考虑，还是让她上汉校比较好些。我们给孩子取了两个名字，一个是汉族名字，一个是哈族名字。孩子自认为是哈族，她在上幼儿园时曾问过我，她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子？为什么爸爸不会说哈语？为什么爸爸和我们不太一样？因为当时她还小，我只是告诉她一个是大名，一个是小名；因为爸爸不常说哈语就忘了，等等。我担心孩子小，不明白一些道理，过早地承受不该承受的事儿。不知什么时候告诉她这些较合适。

    乌鲁木齐市乌孜别克族男子S（35岁，妻子维吾尔族）：两个儿子原来都报的是维吾尔族，去年我改成乌孜别克族。在家我没有给孩子灌输过他们是什么民族的概念，如果问他们，他们肯定会说是维吾尔。大儿子现在上小学二年级，他曾问我：你是乌孜别克族？乌孜别克族是个什么样的民族？无疑，孩子的民族认同与他的民族属性是有差别的。当然，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族本身差别很小，彼此之间的认同也很容易，而且有些人也会表示疑问：有必要一定要分得那么清吗？

    维吾尔族妇女E(40岁，父母为维-哈通婚，丈夫是哈萨克族)自小在哈萨克族人口占多数的区域生活，但表示在心理上更倾向于维吾尔族，父亲的爱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认同具有一种归属感。E：我的维族朋友多。从心里我认同维族，对维族有亲切感。骨子里的东西不可能改变，外表上看起来无所谓，但心里，也不是刻意的，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去做客，在场的人有维族、哈族，我很自然就跟他们（维族）说到一起了。如果在乌市的阿勒泰籍维族人有婚丧等事，只要我听说，我都积极投入，虽然有些人把我忘了。现在认识的哈族朋友，也都是他（丈夫）的朋友，通过他认识的。由于母亲和丈夫是哈萨克族，B对哈萨克族的认同也同样存在，这种双重认同，或特殊的身份有时会给她带来困惑，甚至是痛苦：因为父亲是维族，母亲是哈族，有时哈族会开玩笑说你是维族，而维族人又会开玩笑说你是哈族。我在维族人中，他们说哈族什么，我会不高兴。我在哈族人中，他们说维族什么，我心里会更不好受。

    锡伯族男子D（43岁）的父亲维吾尔语非常好，1949年随部队到莎车县认识了D的母亲(维吾尔族)，为能娶到D的母亲，D父说自己是回族。D直到上初中才知父亲是锡伯族，就将族称改为锡伯族。D：和田地区锡伯族特别少，总共就有两家，我家在墨玉县，和田县还有一家，男的是汉族，女的是锡伯族。知道我们家是锡伯族后，那家专门到墨玉县认我爸做哥哥，我们就叫她姑姑。我们家子女的锡伯族概念不很强。家里7个孩子只我找的是锡伯族，其他都和汉族人结婚。我对锡伯族的认同，也是在结婚后增强的，每年我都参加锡伯族的“西迁节”活动。但我只会几句锡伯语，不能用锡伯语和他们沟通。小时我家住的大院里聚居的基本上是汉族同志，民族同志特别少。我们上汉校，结交汉族朋友，认同汉族文化。我们都随父亲姓，出生时也起了维族名字。我们长大后，妈妈的亲戚不太高兴了，他们看我们怎么都像汉族。我小时候维族朋友特别多，我可以用维语跟妈妈交流，妈妈也偏爱我，特别希望我找个维族媳妇。我有这种感觉，我到汉族人那里去，我就认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在全是汉族人的环境里，我又特别想跟维族人交往，我潜意识里、内心深处还是倾向于维吾尔族。显然，D的族名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并不一致，三者分别表现为对锡伯族、汉族和维吾尔族的认同。

    自幼在伊宁市长大的DM（42岁，教授），父母是维-哈通婚，他对自己属维吾尔或哈萨克一直就没有明确的选择，有时就将自己的族称写成“哈萨克/维吾尔”。DM：小时候，父母对于我们子女的族别并无特别关心、引导，家中使用维语，主要的生活方式是维族的，我上的汉校，哈语和维语都不错。在需要填写民族成份时，我先想到哪个民族就写哪个民族，所以有时是维吾尔，有时是哈萨克。我们兄弟姐妹8人都如此。我不知他们现在的民族成份是什么。考大学时，我的档案里写的是哈萨克族。我有两个身份证，在北京办的证填的是哈萨克族，回新疆又办了一个，办证的人根据我的姓名自己就填上了维吾尔族。我到哈族地区说是哈族，到维族地区说是维族。我夫人是维族，儿子报的是维族，这是由她决定的。但儿子（14岁）实际也没认同哪个民族，和我一样。儿子将手指从身体中间划过，说一半是维吾尔，一半是哈萨克。

    乌鲁木齐市的维吾尔族女子G(30岁)的父母是维-汉通婚，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北京人，她从小在北京由姥姥带大，12岁回到新疆，上大学前基本不会说维语。本来报的志愿是外语系，父亲把她调到中语系学维语，毕业后到维语中学当老师。她曾经也想找个汉族丈夫，后来和一个民考汉的维吾尔族男子结婚。调查员是G的同学，她对G的变化印象深刻：刚上大学，同学们都看不出G的民族成份。大学毕业后，G不愿进民族中学工作，因为那里几乎完全是维吾尔族，她说只要不是民族中学，去哪个单位都可以。几年后，我打电话问G是否想来我们单位(中专)当一名汉语老师，她一口回绝了。最近我们见面，离毕业已经8年，她的穿戴、举止、神态都和维吾尔族女性完全一样，从前纯正的北京口音已经丧失了百分之六、七十，中间夹杂着维吾尔族人说汉语特有的很重的语调。

    俄罗斯族妇女Z(45岁，祖母及外祖母都是俄罗斯族，祖父和外祖父是汉族)对自己以后要去的另一个世界存有恐惧：圣经上写着，耶稣说，东方人不能到西方，西方人不能到东方，各有各的生活。我有时就想，我以后是去东方还是去西方？我会不会下地狱？我不是俄罗斯人，又不是汉族人。在俄罗斯，他们说我们是汉族，在中国，他们说我是俄罗斯族。

    阿克苏县某乡维族女子董氏，幼年丧父，生母再嫁到外地，被汉族居民董某抚养长大，生活习惯与汉族差别不大，坚决要求与同乡汉族男社员结婚，已同居并怀孕，干部们组织维吾尔族社员讨论，大部分人表示同意，宗教人士也认为该女再嫁维族男子会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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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族际通婚当事人的自述中，我强烈感觉到语言和文字的重要。当年沙皇俄国扩张时，征服了的民族必须学俄语。美国的阿拉斯加曾属于沙俄，当地印第安原住民现在仍讲俄语。我当时知道后很受震动。这可是美国买下阿拉斯加一百多年后啊！看来沙俄为巩固统治，强行灌输被征服民族俄语是“硬道理”。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这个民族的特性就大打折扣。

    其实，中国政府应该让少数民族必须学汉语，而且还得学好。汉语是官方语言，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不会读写听说汉语呢？至于他们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汉族人应该尊重，但不应极力扶植他们去学本民族文字和语言。少数民族的人们应该首先学好汉语，这有利于他们经济上的发展。

    现在的中国，大概藏族和维族中的很多人最抵触汉语。我体会，抵触中文者内心深处是有民族独立意识的。他们极力推崇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有种心照不宣的东西。照此看来，中国政府应该极大的强化维族和藏族地区的汉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