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族際通婚的調查與分析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李曉霞

    雖然是份調查報告，但我讀起來興趣盎然。或許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論文？我始終認為，解決民族隔閡最好的辦法就是通婚，搞民族融合。然而這畢竟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可能“立竿見影”。我們還是先讀文章，少發議論。文章太長，我摘編了一下。

                                           －－編者

最近我們完成了一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疆多民族混合家庭研究”，對新疆民族混合家庭和族際婚姻狀況進行了調查研究。與國內其它省區相比，新疆混合家庭數相對較少。據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新疆民族混合戶總數達8.39萬戶，占全疆家庭戶總數的1.75%，比全國同類平均值低1.21個百分點，主要表現為漢族與少數民族混合家庭數相對較少。混合戶少的主要原因是族際婚姻數少，全國55個少數民族中，族際通婚比例(即有配偶人口中夫婦是不同民族的比例)最低的幾個民族都在新疆，如維吾爾族(1.05%)、哈薩克族(2.21%)、柯爾克孜族(5.15%)的族際通婚率分別排在55個少數民族中的最後三位，塔吉克族(7.99%)排在倒數第五位。

    族際婚姻北疆多於南疆，城市多於農村，多民族混居區多於單一民族聚居區。

被調查的族際通婚者，具有這樣幾個特點：(1)文化程度和職業層次相對較高；(2)平均初婚齡較高；(3)大多數是自幼生長在新疆的本地人；（4）一般都是自由戀愛，自主婚姻。雙方社會地位相近，婚姻條件相似，婚姻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之上。

    散居民族的族際婚姻發生率較高，如散居在烏魯木齊市、伊寧市、塔城市的錫伯、達斡爾、蒙古等民族。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間更容易通婚，如維吾爾與烏孜別克、塔塔爾間，哈薩克與塔塔爾、烏孜別克間，漢與滿、蒙、錫伯等民族間的通婚較多。

各民族通婚的難易程度不同，很大程度是由雙方不同民族屬性所帶來的文化差異（如宗教、語言、風俗等）所致，其中宗教經常被視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伊斯蘭教有嚴格的宗教內婚規定，嚴禁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通婚。      

    大多數穆斯林家庭都要求非穆斯林一方入伊斯蘭教，或起碼在婚禮前舉行念“尼卡”儀式，並把遵循自己民族最基本的生活習慣，即穆斯林的飲食禁忌作為接納通婚者的底線。這一方面反映了伊斯蘭教在穆斯林群眾中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以“進教”的形式或遵守清真飲食的允諾，同意家人或族人與不信仰伊斯蘭教民族的成員締結婚姻，也表現出伊斯蘭教作為回漢通婚中最主要的障礙在被削弱。在新疆，族際通婚難度最大的是維吾爾族與漢族的通婚。維吾爾族人普遍不支持與異族結婚，尤其反對與非穆斯林通婚；維漢兩族在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差別很大，彼此溝通存在一定困難，由相識到相戀的機會與可能較少，故維漢通婚數量很少。

    2000年全國有 19004對維漢夫妻，其中相當一部分不是新疆籍的維吾爾族人。統計顯示，越是維吾爾族人口占絕對優勢的區域，與漢族人之間建立混合家庭的難度越大。

  不少人認為上個世紀50-60年代維漢通婚現象相對較多，80年代後維漢通婚不僅數量下降，難度也在增大。 50-60年代的維漢通婚家庭，男方大多是漢族幹部或復轉軍人，家庭生活也多隨漢族的習慣（飲食例外），子女多報漢族；80年代以後的維漢通婚，漢族一方不論男女基本都要“進教”，子女多報維吾爾族。而且目前維漢通婚中相當一部分是維漢混血兒與漢或維族的通婚。由於調查範圍有限，我們的研究雖尚無足夠的數據證實這些認識，但基本同意。

    這種數量的變化與新疆漢族人口性別結構的變化有關：上世紀50-60年代漢族中青年人口中男多女少的現象很突出，漢族男子娶維吾爾等少數民族女子的相對較多。當時為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維護民漢團結，自治區黨委還曾明令不准漢族男子娶少數民族女子。以後隨着漢族人口基數增大，人口逐漸穩定，由性比例失調引發的民漢通婚現象在減少，維漢通婚數量也在減少。

維漢通婚難度增大的原因，與維吾爾族民族意識、宗教意識增強以及維漢民族關係的變化有密切聯繫。近20多年，在維漢民族成員之間往來愈益頻繁的同時，維漢民族間的界線卻更趨嚴格，對本民族的認同與異民族的認異心理在增強，宗教對維吾爾族民眾社會日常生活的干預程度加深，通婚者往往要承受主要來自維吾爾族社會的巨大社會壓力，即使是與維漢混血兒的通婚也不易被接受。維吾爾民族、宗教意識上升以及維漢關係的變化無疑與民族分裂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的宣傳和活動有關。同時，也反映出人們由過去更多注重現實物質生活的改善，向追求本民族獨有的精神生活變化，純潔民族的血統和文化成為一種普遍的期待。說明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或族際交往的增加都不可能完全解決民族關係方面的某些問題。

我們這樣預測今後新疆族際婚姻的走向：族際婚姻的數量將進一步增多，漢族與其他民族的婚姻仍將占主要地位。隨着族際婚姻數量的增多，民族間相互之間的交往程度加深，文化相互借鑑、交融的趨向日益明顯，將進一步促進民族關係的良性發展，有利於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但因為族際婚姻很大程度受到宗教信仰的局限，在較長時期內，除回族外，這種民族交往圈、族際通婚圈仍較難被打破。目前，新疆某些民族中存在的族際婚姻障礙主要是來自彼此間文化的差異，但維吾爾族和漢族之間的關係對維漢通婚及其混合家庭的壓力還將持續，甚至可能增大。

    當代回族中共有一百多萬與漢族通婚，有的地方回漢通婚率可能過半甚至更多，比如南方回族和城市回族。而有的地方則是百分之零點幾、零點零幾甚至更低，比如中東部和西部的大部分農村地區。還有文中只提到了通婚率，離婚率卻沒有提。據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辦工室統計，回族在20世紀九十年代族際通婚比例為11.29%。民族通婚戶占總戶數的比例是21.05%。其中回族男性同漢族女性通婚的比例是10.18%。同其他民族女性通婚的只占1.3%。回族女性同漢族男性通婚的比例是8.86%。同其他民族男性通婚的只占0.98%。。以全國城市範圍計算，東南沿海回漢通婚的程度又遠遠高於西北地區。在北京、上海、江蘇等城市文化水平高的省份尤為如此。江蘇少數民族人口的79.3%是回族。如果假定該省其他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方面水平相似的話，江蘇平均每11個已婚回族人中就有7個與漢族聯姻，只有4個人屬族內婚。回族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額度的族際婚（回漢通婚）說明了回族青年在婚姻擇偶觀念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在要求通婚對方歸信伊斯蘭的遵守方面已經淡化，籠統而更具涵蓋意義的說，在城市地區回族社會中的部分群眾信仰觀念已經淡謨。戈登（M.Gordon）在分析美國移民與主流社會的關係時曾提出這樣一個命題：族際通婚率是測度民族關係的最重要的指標。當兩個民族集團間的通婚率達到10%以上時，則他們的民族關係大致可以說是比較良好的。民族通婚的擴大有利於，同時也表明了民族關係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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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講述族際通婚家庭子女選擇民族的問題時有大量當事人的例子。讀起來有意思。我摘錄了下來。其實選擇民族歸屬多出於自身利益考慮。

    俄羅斯族婦女Z（45歲）：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漢族，祖母和外祖母是俄羅斯族，丈夫的外祖母也是俄羅斯族。我們的戶口原來都是漢族，一般都隨父親的民族，過去也不管民族成份。恢復高考後，為了孩子上學，我的民族改成了俄羅斯族。以後為了能生老三（3個孩子都是女孩，老三13歲），他（丈夫）也改成了俄羅斯族。

    哈薩克族女子B（32歲，丈夫是回族）：我只有一個女兒（7歲），給孩子報戶口時，報的是哈族，主要是考慮孩子以後的上學。換戶口時派出所錯打為回族，隨她爸爸了，準備以後還是改成哈族，隨我。

    回族女子L（25歲，丈夫是漢族）：我們去年生了一個兒子，兒子報成了漢族，戶口是我老公報的，他給我做了些工作。男孩報漢族擇業比較容易，他以後也許到關內，到外地，那樣適應能力應該比較強。如果是女孩的話我就報回族，把她留在我身邊。

    維吾爾族女子A(丈夫是回族)：我去年結婚。如果有孩子我會給孩子報維族，在新疆還是維族多，對孩子也好。如果我們到寧夏(丈夫的家)，那孩子就報回族。

     H(53歲，夫婦倆都是維吾爾族，大學教授)：孩子小時，我沒有教過她維語，她會幾句最簡單的維語，如爸爸、媽媽等。我夫人會些維語，但我們在家裡都是用漢語交流。我從小上漢校，維語還可以，維文只能看懂，寫不了。學好任何語言都是要花費時間的，即使是母語。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我不像一些家長，對本民族的就特別看重，不管有用無用。我主要讓女兒學好英語，現在她大學二年級，已經過了英語四級，準備過六級，還在學二外，學的是法語。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她以後能出國發展。

    M妻(28歲，漢族)：我結婚前一點也不懂維語，和老公說漢語。兒子(1歲半)生下來一年，我都在婆婆家住，主要是為了讓兒子學維語。這一年我的維語進步很多，吃飯、睡覺等我都用維語和兒子說。我就想讓兒子學好維語，因為我自己不會。我想讓他維語學好後再學漢語。在烏魯木齊，懂兩種語言好一點。現在如果是搞批發，懂雙語的人工資就能拿到1000多元，懂漢語的只有600-700元，如果只懂民語，可能就沒有人要。多一種語言就多一倍的生意。等他3歲後就送到幼兒園學漢語。

    米泉市回族女子L(丈夫漢族)：我們去年生了一個兒子，雙方父母都特別高興。兒子報成了漢族，原則上習慣跟着回族走，有經名，以後我準備給他做割禮。現在他由我婆婆帶，等他到了兩歲時，我就接他回來，用我自己的方式教育他，讓他很快適應這個社會。教育方法肯定跟我的父母不一樣，不會太傳統，該讓他知道的讓他知道，畢竟他的母親是少數民族。我的孩子能基本懂我們的風俗習慣就好了，多了也不可能，現在社會發展那麼快。

    烏魯木齊市維吾爾族婦女E(40歲，父母為維-哈通婚，丈夫是哈薩克族)認為兒子哈族意識較強與丈夫的父母(在阿勒泰市)和丈夫的教育有關：兒子報的是哈族，讀小學四年級。兒子4歲半以前是爺爺奶奶帶的，跟爺爺奶奶感情非常好，每年寒暑假都要去看他們。現在上的漢校，會說哈語，不會說維語。我的親戚來家裡，他有時會說你的維族親戚來了。妹妹家的小孩都挺喜歡他，但他心裡認為他是哈族，他們是維族。孩子的民族意識強，與他父親、爺爺奶奶的灌輸有一定關係。他們家對他說，他是奶奶生的，他也相信。他爸爸每次打電話，就叫他跟爺爺奶奶說話。他知道我是維族，但不說什麼，我說如果你嫌我是維族，讓你爸爸給你娶個哈族媽媽吧，他說不行。我開玩笑說將來給他娶個維族媳婦，他說不要。

    塔什庫爾干縣漢族女子W(29歲，丈夫是回族)：我們家小妞(7歲)從小就由爺爺奶奶(在喀什市)帶大的，和他們家的人比較親。她剛出生一個月時，按回族禮節，請阿訇念經，起經名，舉行儀式。2、3歲時，她爺爺奶奶就教過她，到別的小朋友家不要吃飯，要吃，回來爺爺奶奶給買。她有時也問我：“他們（指別人）是漢族，我們是回族，是吧？”

    塔城市錫伯族女子G（28歲，高中文化程度）的父母是錫-漢通婚，丈夫也是漢族，雖然還沒有孩子，但G對孩子有很多期望：我希望有一個孩子，發展錫伯族文化。如果這個孩子以後能夠爭氣，也是錫伯族的光榮。只有錫伯族對自己的文化最了解，能夠理解本民族最精華的東西。我要讓孩子去察布查爾縣學習音樂、舞蹈。現在的民族都一樣了，應該保留自己的東西。現在這樣不是不好，是感到挺遺憾的。G從父母那裡受到的錫伯族文化薰陶很有限，因為母親是漢族，父親甚至不會說錫伯語。可能正因為如此，她發現了所屬族體與其他族體的差別在自己身上並不存在，她的身份模糊了，特點消失了，於是她尋找一種歸屬感。這可能也是現代民族，尤其是小民族文化對待強勢文化、對待全球化的態度在個體身上的體現。

    烏魯木齊市哈薩克族婦女J（46歲，丈夫是漢族）：我們有個女兒，9歲了，報的是哈族，這是孩子他爸的主意。孩子他爸甚至提議讓女兒上哈族學校，我認為不妥，因為我自己就是民考漢，將來孩子學習我們都看不懂，沒法輔導。孩子的教育一個大事，從孩子未來的發展來考慮，還是讓她上漢校比較好些。我們給孩子取了兩個名字，一個是漢族名字，一個是哈族名字。孩子自認為是哈族，她在上幼兒園時曾問過我，她為什麼會有兩個名子？為什么爸爸不會說哈語？為什么爸爸和我們不太一樣？因為當時她還小，我只是告訴她一個是大名，一個是小名；因為爸爸不常說哈語就忘了，等等。我擔心孩子小，不明白一些道理，過早地承受不該承受的事兒。不知什麼時候告訴她這些較合適。

    烏魯木齊市烏孜別克族男子S（35歲，妻子維吾爾族）：兩個兒子原來都報的是維吾爾族，去年我改成烏孜別克族。在家我沒有給孩子灌輸過他們是什麼民族的概念，如果問他們，他們肯定會說是維吾爾。大兒子現在上小學二年級，他曾問我：你是烏孜別克族？烏孜別克族是個什麼樣的民族？無疑，孩子的民族認同與他的民族屬性是有差別的。當然，烏孜別克族與維吾爾族本身差別很小，彼此之間的認同也很容易，而且有些人也會表示疑問：有必要一定要分得那麼清嗎？

    維吾爾族婦女E(40歲，父母為維-哈通婚，丈夫是哈薩克族)自小在哈薩克族人口占多數的區域生活，但表示在心理上更傾向於維吾爾族，父親的愛是一個重要原因。這種認同具有一種歸屬感。E：我的維族朋友多。從心裡我認同維族，對維族有親切感。骨子裡的東西不可能改變，外表上看起來無所謂，但心裡，也不是刻意的，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去做客，在場的人有維族、哈族，我很自然就跟他們（維族）說到一起了。如果在烏市的阿勒泰籍維族人有婚喪等事，只要我聽說，我都積極投入，雖然有些人把我忘了。現在認識的哈族朋友，也都是他（丈夫）的朋友，通過他認識的。由於母親和丈夫是哈薩克族，B對哈薩克族的認同也同樣存在，這種雙重認同，或特殊的身份有時會給她帶來困惑，甚至是痛苦：因為父親是維族，母親是哈族，有時哈族會開玩笑說你是維族，而維族人又會開玩笑說你是哈族。我在維族人中，他們說哈族什麼，我會不高興。我在哈族人中，他們說維族什麼，我心裡會更不好受。

    錫伯族男子D（43歲）的父親維吾爾語非常好，1949年隨部隊到莎車縣認識了D的母親(維吾爾族)，為能娶到D的母親，D父說自己是回族。D直到上初中才知父親是錫伯族，就將族稱改為錫伯族。D：和田地區錫伯族特別少，總共就有兩家，我家在墨玉縣，和田縣還有一家，男的是漢族，女的是錫伯族。知道我們家是錫伯族後，那家專門到墨玉縣認我爸做哥哥，我們就叫她姑姑。我們家子女的錫伯族概念不很強。家裡7個孩子只我找的是錫伯族，其他都和漢族人結婚。我對錫伯族的認同，也是在結婚後增強的，每年我都參加錫伯族的“西遷節”活動。但我只會幾句錫伯語，不能用錫伯語和他們溝通。小時我家住的大院裡聚居的基本上是漢族同志，民族同志特別少。我們上漢校，結交漢族朋友，認同漢族文化。我們都隨父親姓，出生時也起了維族名字。我們長大後，媽媽的親戚不太高興了，他們看我們怎麼都像漢族。我小時候維族朋友特別多，我可以用維語跟媽媽交流，媽媽也偏愛我，特別希望我找個維族媳婦。我有這種感覺，我到漢族人那裡去，我就認為我是他們中的一員。但在全是漢族人的環境裡，我又特別想跟維族人交往，我潛意識裡、內心深處還是傾向於維吾爾族。顯然，D的族名認同、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並不一致，三者分別表現為對錫伯族、漢族和維吾爾族的認同。

    自幼在伊寧市長大的DM（42歲，教授），父母是維-哈通婚，他對自己屬維吾爾或哈薩克一直就沒有明確的選擇，有時就將自己的族稱寫成“哈薩克/維吾爾”。DM：小時候，父母對於我們子女的族別並無特別關心、引導，家中使用維語，主要的生活方式是維族的，我上的漢校，哈語和維語都不錯。在需要填寫民族成份時，我先想到哪個民族就寫哪個民族，所以有時是維吾爾，有時是哈薩克。我們兄弟姐妹8人都如此。我不知他們現在的民族成份是什麼。考大學時，我的檔案里寫的是哈薩克族。我有兩個身份證，在北京辦的證填的是哈薩克族，回新疆又辦了一個，辦證的人根據我的姓名自己就填上了維吾爾族。我到哈族地區說是哈族，到維族地區說是維族。我夫人是維族，兒子報的是維族，這是由她決定的。但兒子（14歲）實際也沒認同哪個民族，和我一樣。兒子將手指從身體中間划過，說一半是維吾爾，一半是哈薩克。

    烏魯木齊市的維吾爾族女子G(30歲)的父母是維-漢通婚，父親是大學教授，母親是北京人，她從小在北京由姥姥帶大，12歲回到新疆，上大學前基本不會說維語。本來報的志願是外語系，父親把她調到中語系學維語，畢業後到維語中學當老師。她曾經也想找個漢族丈夫，後來和一個民考漢的維吾爾族男子結婚。調查員是G的同學，她對G的變化印象深刻：剛上大學，同學們都看不出G的民族成份。大學畢業後，G不願進民族中學工作，因為那裡幾乎完全是維吾爾族，她說只要不是民族中學，去哪個單位都可以。幾年後，我打電話問G是否想來我們單位(中專)當一名漢語老師，她一口回絕了。最近我們見面，離畢業已經8年，她的穿戴、舉止、神態都和維吾爾族女性完全一樣，從前純正的北京口音已經喪失了百分之六、七十，中間夾雜着維吾爾族人說漢語特有的很重的語調。

    俄羅斯族婦女Z(45歲，祖母及外祖母都是俄羅斯族，祖父和外祖父是漢族)對自己以後要去的另一個世界存有恐懼：聖經上寫着，耶穌說，東方人不能到西方，西方人不能到東方，各有各的生活。我有時就想，我以後是去東方還是去西方？我會不會下地獄？我不是俄羅斯人，又不是漢族人。在俄羅斯，他們說我們是漢族，在中國，他們說我是俄羅斯族。

    阿克蘇縣某鄉維族女子董氏，幼年喪父，生母再嫁到外地，被漢族居民董某撫養長大，生活習慣與漢族差別不大，堅決要求與同鄉漢族男社員結婚，已同居並懷孕，幹部們組織維吾爾族社員討論，大部分人表示同意，宗教人士也認為該女再嫁維族男子會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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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族際通婚當事人的自述中，我強烈感覺到語言和文字的重要。當年沙皇俄國擴張時，征服了的民族必須學俄語。美國的阿拉斯加曾屬於沙俄，當地印第安原住民現在仍講俄語。我當時知道後很受震動。這可是美國買下阿拉斯加一百多年後啊！看來沙俄為鞏固統治，強行灌輸被征服民族俄語是“硬道理”。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字，這個民族的特性就大打折扣。

    其實，中國政府應該讓少數民族必須學漢語，而且還得學好。漢語是官方語言，作為一個中國人怎能不會讀寫聽說漢語呢？至於他們少數民族自己的文字和語言，漢族人應該尊重，但不應極力扶植他們去學本民族文字和語言。少數民族的人們應該首先學好漢語，這有利於他們經濟上的發展。

    現在的中國，大概藏族和維族中的很多人最牴觸漢語。我體會，牴觸中文者內心深處是有民族獨立意識的。他們極力推崇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有種心照不宣的東西。照此看來，中國政府應該極大的強化維族和藏族地區的漢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