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農業學大寨”

我1969年9月隨大流到“北大荒”一個農場“上山下鄉”的時候，全國農村已經展開“農業學大寨”的運動。在1970年代的頭幾年，農場裡居然也想搞梯田，也就是所謂“大寨田”。因為我們那裡是小興安嶺邊上，農田多有點坡度，所以有些當地幹部別出心裁，居然說“我們這裡學大寨，也可以搞梯田”。據說有的分場還真十分荒唐地弄了點“大寨田”，大概是為宣傳報道用的吧？

農業學大寨是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開展的一場運動，依據的是毛澤東於1963年發布的一項指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有關資料介紹：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相當於現在大寨鎮下屬的大寨村），全村位於山西東部太行山區環境氣候惡劣的區域，包括“七溝八梁一面坡”的石山，在1950-1960年代，在當時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當地農民從山下擔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頂上開闢蓄水池，所謂“萬里千擔一畝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狀態，受到政府的重視，毛澤東認為符合“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原則，因此號召全國農民向大寨學習。

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當時主要是在冬季農閒時，組織農民進行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我所在農場有的分場在冬季裝模作樣地弄了點梯田；各個分場都在河谷地帶的濕地里挖水渠，打算排幹了水後將濕地改造成農田。其實濕地因地勢太低，即使排了水也很難種莊稼。據我所知，各地農村農閒季節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勞動強度都很大，各級政府投資很少。

山西省昔陽縣的那個大寨生產大隊到底什麼樣？大寨的名稱是因為北宋時，宋軍在此駐兵抗擊遼兵，因此得名。全村共有160多戶人家510口人。村東西長約兩公里，南北寬約一公里，總面積約為1.88平方公里，海拔為1162.6米。全村共有七百多畝地，但被山梁、溝壑分割成四千八百多塊，惡劣的地形俗稱“七溝八梁一面坡”。全年無霜期只有五個多月，十年九旱，災年平均畝產只有七、八十斤，自然環境非常惡劣。

1952年陳永貴擔任大寨村的黨支部書記。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人從山下擔土到山上，造起了旱澇保收的人工梯田，平均個勞動力搬運土石方作業量達1000多立方米，擔土80多萬擔；每人每年擔石頭880多擔，擔糞、擔莊稼十萬斤。

陳永貴帶領農民制定了改造大自然的規劃。他們憑着扁擔、籮筐、鋤頭、鐵鎬，在土石山上開溝造地，平整田地，蓄水保糧，抗旱防澇，用秸杆還田，增施農家肥，改良了土壤，使糧食產量逐年上升。1952年畝產237斤，1962年增至畝產774斤。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衝垮100條大石壩，顆粒無收的耕地180畝，沖塌了113孔窯洞，倒塌房屋77間。災情十分嚴重，但，大寨人沒有氣餒，他們不要國家救濟款、救濟糧、救濟物質，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僅用一年時間，就醫治了這場毀滅性的災害。“大寨大隊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在逐漸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交售糧食175萬斤，每戶平均2000斤”；因而毛澤東號召全國要“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196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農業生產毛的政策性失誤損失極大。毛澤東還是關心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但國家又不能以更多資金支持農業。正在這時，他了解到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以自力更生精神將“七溝八梁一面坡”的窮山溝改造成為“層層梯田米糧川”的事跡。一貫認為自力更生是立國之本的毛澤東，很自然地認為大寨的事跡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他決定在全國農村提倡大寨精神。

“文革”中的1969年，陳永貴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開始進入中央政治領導層，並在毛澤東的提名下，任命陳永貴為國務院副總理。可見毛澤東對“農業學大寨”的重視。

記得當年在農場，每年開春開“戰地動員會”時，大家“表衷心”是總念一短所謂的“最高指示”（也就是毛澤東曾說過的話）：“大寨能做到的，為什麼別的農村做不到？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四年總可以了吧！”這話到底是不是毛說的呢？我現在在網上查找資料，大概是這樣：1970年的8月20日，北方農業會議在昔陽召開。陳永貴介紹了經驗。與會人員聽說昔陽縣糧食產量三年翻一番的驚人成績，看了許多令人難忘的農田基本建設工程，不禁大受感動。在山東組的討論會上，一位山東漢子操着山東腔問道：“同是一個天，同是一個地，同是一個太陽照，同是毛主席的好領導，為什麼昔陽能辦到我們辦不到？”

國務院工作人員在寫“會議報告”時，把這個問題寫了進去：“在學習昔陽經驗的時候，都應當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昔陽能辦到的，我們為什麼辦不到？一年不行，兩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後來這份報告呈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閱後批示：“照發。”既然是“照發”，也可以理解成毛澤東說過的話了。這話一變成“最高指示”，全國農業的“農業學大寨”的運動又再掀“高潮”。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在《農業學大寨》的社論中指出：“昔陽能辦到，你們難道不行嗎？一年不行，兩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

當時已成為風雲人物的陳永貴也跟着說“這就正如《人民日報》社論所提的：昔陽能辦到，你們難道不行嗎？一年不行，兩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我這次跑了不少省、市，不少地方，看了以後想，三年行不行？行。四年、五年怎麼樣？完全可以”。

正是因為這樣，從1970年以後，我們每年春季開“動員大會”“表衷心”就說“今年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昔陽能辦到，你們難道不行嗎？一年不行，兩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的第一年……”過了一年，這“第一年”變成了“第二年”，再過一年成了“第三年”，隨後成了“第四年”；1975年成了“今年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昔陽能辦到，你們難道不行嗎？一年不行，兩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的最後一年……”。到了1976年，我們再也不說這個“最高指示”。毛澤東去世後，不切合實際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也銷聲匿跡。

我在農場的那些年，因為地理條件與大寨很不同，更加上各地“知青”的消極對待，“農業學大寨”在我們那裡也只能走走形式。不過中國大陸很多農村則不然，逆來順受的老農民被“農業學大寨”運動折騰得很苦，而且多為無用功。我有一親戚在山西環保部門，他那時看過山西省其他各縣修“大寨田”。那些坡度很大的山地修的梯田很不牢固。暴雨一來，梯田外部的石頭牆從大大小小的縫隙中往外流淌出滾滾的泥水；很快，梯田就被沖毀了。這些梯田都是農民們辛辛苦苦修建的。如果要能耐暴雨的衝擊，最起碼得使用大量水泥加固梯田外邊的石頭牆。這僅僅是看到的一處情景。他還看到山西農民建設大型農田水利設施的時候，中午吃飯往往只是隨身攜帶的窩頭。灰頭土臉的農民們說“這就是很好的吃食啦”。

當年大寨成為典型後，國家對大寨的投入可是非常多的。部隊的工程兵在那裡去搞定向爆破，平整不少“小平原”；各個梯田裡使用的都是小型機械；梯田的建築也是很堅固的。然而，國家只能有一個大寨，當時中國大陸政府沒有這個財力再全國的村村寨寨都像大寨那樣投入大量資金。再說精神也不是萬能的。宗教式的熱情是長久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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