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在这些事件中的角色

CIA与猪湾事件

  猪湾事件，又称吉隆滩事件，是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入侵。

  对美国来说这次未成功的进攻不但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而且也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误。国内外对这次进攻的批评非常强烈，刚刚上任90天的约翰.肯尼迪政府为此大失信誉，相反的卡斯特罗政权和古巴革命得到巩固。由于古巴担心美国再次进攻，因此古巴开始与苏联靠近，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直到古巴革命为止，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受美国影响非常大。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被推翻后，美国以为：古巴革命与拉丁美洲其它众多革命一样，是使用社会主义口号来推翻一个旧政府，建立一个实际上相同的新政府。但1960年，新的古巴政府开始实行它们的改革（比如土地改革），这个改革也涉及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尤其是联合果品公司）；美国此时依然以为：通过警告可以阻止古巴实行这些改革，因为古巴完全依靠美国。

  美国对古巴采取了所有可能的经济措施，包括禁止进口古巴的糖、禁止出口零件，后来甚至达到完全经济封锁。但古巴却灵巧地利用了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冲突，并将它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转到其它国家（比如西班牙和社会主义国家）。此时美国唯一还拥有的措施是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

  在当时的冷战气氛下，美国已经无法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炮舰外交做法了：假如美国现在入侵古巴的话，会造成巨大的地缘政治反应，因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会抗议美国这样“干涉其它国家内政”。1961年2月17日，肯尼迪问他的顾问：“是否可以将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行动与（苏联对古巴的）提供武器联在一起？”“我们能否说，我们本来的进攻目标是威胁美国安全的现代的喷气式轰炸机和火箭？”但这个计划无法实现，因为当时苏联对古巴的武器供应还很少，而古巴空军当时实际上完全由几架改装的运动飞机组成。

  唯一可行的是：一个位于古巴的反政府组织向美国求援，这样美国就可以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了。

  1960年，中央情报局开始在危地马拉招募逃亡的古巴人，首先对他们进行从事破坏行动的训练，后来训练他们在美国支持下进行大规模入侵。古巴流亡者被编成“2506”突击旅，下辖4个步兵营、1个摩托化营、1个空降营、一个重炮营及数支装甲分队。何塞.佩罗斯.圣罗曼任指挥官，政治领导人为叛逃的前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督察员曼努埃尔.阿蒂梅。

  流亡古巴人的唯一任务是在古巴用武力保卫一个临时机场，直到在迈阿密的古巴流亡政府得以飞往古巴后向美国发电求救。对这个计划来说，猪湾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它位于一个沼泽地（萨帕塔半岛）的边上，古巴政府要对它进行军事攻击有一定的难度。在它附近的埃斯坎布雷山中，直到1960年代中依然有反政府武装力量行动。这里人烟稀少，当地的反抗不会很强。

  然而中央情报局使用的情报来自于想要推翻古巴政府的反政府人士，他们夸张了古巴国内的反政府情绪，同时也夸张了埃斯坎布雷山中的武装力量的实力。中央情报局本身也夸张他们的报告，来向当时刚刚上任的肯尼迪保证这个行动肯定会成功的。肯尼迪一开始犹豫不决。也许当时中央情报局计划署认为：行动开始后，即使失利，肯尼迪也会同意投入美军。后来对肯尼迪的责怪，说他中断了行动计划，似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确做了这样的假设。

  4月14日，肯尼迪同意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但作为美军最高统帅，他决定将不投入美军。

  1961年4月15日美国B-26轰炸机以轰炸古巴机场作为准备。这些飞机被涂上古巴的标记来造成反政府起义的假象。不过5架美国飞机居然被古巴飞机击落。

  4月17日，约1500受过训练的流亡古巴人在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指挥下在猪湾登陆。美国海军提供补给支援。入侵者的两条运送弹药的船被古巴军队击沉。

  三天后入侵军被消灭，1000多人被俘，约90人阵亡。被俘的人受公开审判。一些人在1963年通过与美国交换紧急需要的药品、食品和农业机械返回美国。

  当时由于雇佣军无法守住古巴流亡政府打算飞往的机场，因此这个流亡政府无法发出他们的“求援”。对肯尼迪来说，这样他也就无法下令让美国海军陆战队介入；因此美国总统不顾中央情报局的反对，下令中止这次行动。

  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有：

  入侵计划没有保密。许多参战的流亡古巴人在迈阿密的酒店里吹牛，说他们将要参加入侵古巴的行动。

  入侵前的破坏活动和从美国起飞的飞机轰炸，为古巴报了警。

  当地的居民属于古巴最贫穷的阶层，也是受益于古巴革命最大的阶层（建造学校、医院、基础建设）；因此他们是一开始反抗入侵者的人，他们为古巴正规军提供了组织反攻的宝贵时间。

  古巴军队刚刚赢得三年游击战的胜利，他们士气高昂，而且很有作战经验。

  肯尼迪将美国空军支援减少。因此古巴空军只有一半在地面上被消灭，其余的得以升空，击毁五架美国B-26轰炸机和两条弹药船。

  至今在美国，就谁应该为入侵失败负责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中央情报局和流亡古巴人指责肯尼迪导致入侵失败，因为肯尼迪在流亡古巴人战败后不肯派海军陆战队登陆。

  中央情报局的批评者认为中央情报局向肯尼迪提供了错误的情报，有些人甚至指责中央情报局对肯尼迪施加了压力。

  事实是肯尼迪觉得他被中央情报局欺骗了（尤其在古巴国内情绪方面），肯尼迪有过通过国家安全局牵制中央情报局来减少中央情报局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

CIA与西藏叛乱

  在1951年中共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时候，并不是所有西藏人都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在接下来的20年里，分裂分子发起了一场反抗中央政府的，统一计划并旷日持久的叛乱活动。CIA便是幕后操纵者，并秘密建立了一个叛乱分子训练营，还提供武器和装备，以及资金。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首府拉萨，与达赖喇嘛的宗教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但在一些边远地区，协议执行得并不顺利，土司和一些宗教势力武力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到来。

  他们的头领是一位名叫恩珠仓.贡保扎西的西藏商人，当时51岁。贡保扎西知道，要想给解放军带来更大的武力震慑，他们必须得到外界的支持。为此，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暗中接触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准备请求美国援助。当时，美国人正图谋将西藏反叛分子培养成世界反共联盟的一部分。贡保扎西对美国支持的前景非常乐观，虽然他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了解非常少。

  1957年春，贡保扎西的六名手下秘密接触了中情局的密探。他们被空运到了太平洋上的赛班岛（美国托管）。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中，6个藏族人接受了现代武器和游击战的特殊训练。他们还学习间谍手段和使用密码，并且学习操作手摇式的电报传送和接收装置。   

  1957年秋的一个夜晚，这几名藏独骨干分子从“天空之船”上跳伞着陆。他们后来回忆道：“我们可能看到雅鲁藏布江在夜色微微闪着光。快乐笼罩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轻快地跳下了飞机。”他们在拉萨秘密联系了贡保扎西。这一高度机密的计划以“ST杂技团”为代号。

  第二年夏天，贡保扎西在西藏南部的哲古塘成立了新的指挥部。在那里，上千名藏独分子组成了武装抵抗势力。7月，中情局向西藏投下了第一批武器，这批武器主要是李-艾菲尔德式步枪。收到来自西藏的反馈信息后，中情局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赫尔营建立了一个高度秘密的基地：3000米和海拔、稀薄的空气和植被，完全模拟西藏的环境。在这里，“藏独”分子们过着角斗士一般残酷的生活，训练得十分细致和严格。当他们登上开往家乡的飞机的时候，每个小组都配备了统一的装备--个人武器、无线电装备、用皮带绑在手腕上的氰化物胶囊。

  这些人返回西藏后，马上就开始进行分裂活动，中情局的付出很快得到了回报。这些接受了游击战训练的分裂分子四处进行破坏活动，中情局再次向西藏投放武器支援。   

  与此同时，在拉萨，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准备出逃，跟着拉萨发生暴乱。1959年3月17日，武装分裂分子将达赖从布达拉宫偷偷送往游击队占领的地区。接着，两名在美国受过训练的士兵和一些“藏独”分子在中情局特工东尼.坡的指引下将达赖送出了中印边界。沿途，中情局空投食物和武器弹药支持达赖一行，并且将他出逃的全过程记录在案。

  3月20日，解放军彻底平息拉萨的暴乱。在西藏东部地区，反叛势力也很快失去了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解放军对残余“藏独武装”进行不断的打击。贡保扎西和剩下的士兵加入了流亡的队伍。达赖喇嘛飞到印度以后，被秘密送往赫尔营的西藏分裂分子人数增加到259人。   

  此前，这些“藏独”分子在西藏进行了很多破坏活动。贡保扎西联系了中情局的行动指挥麦卡锡，他们秘密策划在1958年12月25日这天，由200名武装分子向解放军发动进攻。接着在1959年1月24日，另一组由130名武装分子组成的小队袭击了驻扎在丁青县的解放军。但天亮后解放军开始反攻，最终击败了这些叛乱分子。 

  1959年9月，另外18支分裂队伍聚集到拉萨东北方向300多公里的边坝，要在这座游牧民族聚集的城市里训练一支由当地居民构成的抵抗力量。不久，这支分裂力量的成员达到了3.5万人，两个小组用无线电请求着中情局的支援。

  不久，中情局几次向这一地区空投了大量武器，主要是M-1式步枪、迫击炮、手榴弹、无后坐力步枪和机关枪，可谓都是大手笔。第一批武器弹药装了整整126个箱子，第二批类似，第三批226包货物包括800多枝步枪、200多箱弹药和20多箱手榴弹。1960年1月6日，中情局又空投了650包武器装备，还有一些食物。   

  但这时，在边坝拖沓杂乱的营地已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带着大批亲属和生活用品的分裂队伍不能有效地作战，而中情局更是急于劝说他们分散成更小的单元以便能够更灵活地作战。但不久以后，解放军部队发现了叛乱分子的营地，在用飞机摧毁了他们的训练营。   

  1960年春，一个“藏独”七人小分队在西藏东部的马尔康县跳伞。他们降落在一片薄薄的积雪上，这被西藏人看作是一个不错的征兆。但这个征兆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降落的地方是人民解放军的控制范围。七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回忆道：“整个山腰上都是中国军队，我们和他们交火了九次。战斗很激烈，就像一场梦一样。大概10点钟左右，我看到身边同去的两人已经吞下了氢化物胶囊。我知道一切该结束了，于是我也把药放进了口中，再晚就没时间了。”就在他把胶带中间咬开的瞬间，从背后袭来的子弹让他失去了知觉。后来，他供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支持西藏分裂分子的武装行动。   

  西藏的分裂分子在中情局的支持下仍然四处活动，但美国人的自信心在渐渐消失。他们只有不断找借口搪塞自己在西藏的一连串失败：“西藏这块贫瘠的土地连当地的人口都养活不了，更别说这些就知道拿枪杀人、不知道放牧耕种的游手好闲的懒汉了。”同时，美国人错误的自信误导了这些武装分子，他们不顾中情局的警告，坚持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力量正面交锋，于是节节败退，难觅容身之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情局找不到一种能让这些各自为战的分裂分子互相联络的方法。PRC-10型发报机非常费电，让这些西藏人选择武器支援还是电池支援时，他们却总是选择前者，所以中情局经常和他们断绝联络。

  CIA认为，维持一个规模庞大的游击队是一个重大失误。麦卡锡在报告中写道：“最早打入敌方藏区的10至15人非常成功地提升了受训西藏士兵和所有反抗势力的士气。接下来的20多人提供了抵抗组织战胜解放军所必需的帮助。但派驻到边坝地区的士兵带来的却是错误的希望。”   

  1960年夏天，分裂组织的基地迁移到了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在那里，分裂分子在中情局的帮助下，计划将2100名武装分子分成300个小分队派往已经被中国政府控制的西藏地区。考虑到此次行动的人数，中情局在没有取得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在尼泊尔制定了秘密行动计划，并要求这次行动的高度保密性。   

  但是保守秘密并不是这些脑子里只有武器的暴徒们的强项。报纸上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报道，说有2000多名西藏群众拥入露营地寻找食物和住所，而这一数字是原计划人数的三倍多。由于对行动的失望，还因为1960年的U-2侦察机事件让艾森豪威尔对安全问题更加重视，中情局停止了对西藏的援助。在木斯塘的西藏分裂分子们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冬天，一些人被冻死，另一些人靠吃掉鞋子和冬眠的动物勉强挨过了一个冬天。  

  1961年的春天，美国迎来了一位新总统--约翰.肯尼迪。至少在最开始，他继续支持中情局在西藏的工作。中情局向尼泊尔的营地投放了更多武器并派驻了一个七人工作小组。这被证明是中情局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决策之一。分裂分子开始在西藏西南通往拉萨的新疆一西藏公路沿线发动了一系列猛烈袭击。

  让中央情报局最满意的收获是大量的情报。40个西藏骑兵袭击了一个中国文件护卫队，这次行动被称为“蓝色背包奇袭”。一个武装分子回忆起这次事件：“我们击中了司机的眼睛，卡车停了下来但是引擎还在运转。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位级别很高的女军官，她手中有一个装满了文件的蓝色布包。”当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在华盛顿打开这个布包时，他们都惊呆了。这个沾满鲜血的蓝色小布包里装着1500份文件，是大跃进时期中国一些地区的负面报告。中情局的高层说过：“西藏袭击行动是中央情报局有史以来最大的战利品之一。”这其中至少有三个十分重要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美国能调整对中国的政策，重新调配对藏独势力的扶持计划，以及挑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在1961年至1964年间，西藏地区屡屡发生恐怖事件，青藏公路几乎陷于瘫痪。中国军民不得不另修一条公路绕过该地区。

  1962年，一个西藏人组成的间谍小组深入到中国腹地，拍摄下了中国军事基地的照片，还绘制了地图，对可以进行空降的区域进行了定位，同时还把中国的导弹项目和核计划告知了美国。西藏特工还试图用无线电向华盛顿报告中国将于1964年在西藏以北的罗布泊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   

  到了60年代中期，形势对中情局和藏独分子更加不利。印度和尼泊尔对木斯塘基地的危险性提高了警惕。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仍然由它的独栽者来决定，肯尼迪政府驻印度的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把这个计划称为“一个由持不同政见者和来自肮脏部落的人参与的、特别的、愚蠢的计划”。分裂分子进入西藏腹地进行破坏的行动受到限制，同时他们为收集情报而采取的一些行动也受到了限制。此后流亡的“藏独”营地内有了越来越多的内讧。

  1968年下半年，中情局通告嘉乐顿珠称，将不再插手关于西藏的行动，这让嘉乐顿珠大吃一惊。不过中情局表示，在未来三年里仍将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木斯塘叛乱武装削减和安置人员。对于其中的原因，美国方面没有作出解释。华盛顿显然已清楚地意识到，西藏叛乱分子早已没有利用价值了。此外，美国也正与中国政府进行秘密接触。在此情况下，美国在喜马拉雅山长期支持这支叛乱武装已显得不合时宜。

  木斯塘营地的叛乱分子首领得到消息时非常震惊，他们决定封锁消息。以旺堆为首的木斯塘叛乱武装苟延残喘了好几年。在此期间，他们仅从印度那里得到了少许援助。大多数行动都暂时搁置了，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队伍的整编和恢复。到了1974年夏，随着中国与尼泊尔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尼泊尔政府决定对木斯塘叛乱武装实施武力打击。他们调遣部队，要求叛乱武装投降。

  但就在冲突一触即发之际，达赖喇嘛的使者到了，并带来了一盘录音带。他们在叛乱武装的帐篷里播放了这盘录音带，一个名叫乌金扎西的武装分子回忆说：“当录音带里传出达赖的声音时，不少人都哭了。大家都亲耳听到了他的指示，我们别无选择，只得投降。随后我们上缴武器——整个过程持续了一天一夜。”西藏叛乱武装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在中情局插手西藏行动40年之后，罗杰·麦卡锡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感叹道：“很遗憾，我们的政府经历的悲惨要远远多于取得的成就。虽然我们已尽了全力，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是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CIA利用台湾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查

  U—2飞机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美国情报机关专门研制的高空侦察机。1956年服役的U—2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侦察机，机上有8台自动高倍相机和电子辐射测向机，它携带的3.5公里长的胶卷能把宽200公里、长5000公里景物拍摄下来，冲印成4000张照片。它只要飞12次就能拍摄整个美国，而且连地面上报纸的名称都可以辨认。所以该机虽然飞行可靠性差（有“黑寡妇”的绰号），却深受中情局喜爱。

  U—2侦察机为追求高速，净重仅1.2万磅（5.44吨），机体为铝合金，缺乏强劲的结构支撑。机身外壳仅5毫米厚，加之机翼设计未彻底摆脱高空浮力不够的力学结构的束缚，飞行员在高空稍有不慎就可能命丧九霄。

  1958年春末的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克莱恩回国接受情报任务。上司向他透露了一个核心机密：中国正在甘肃、青海或新疆研制原子弹。为此，中央情报局经美国总统批准，准备利用台湾飞行员驾驶U—2飞机深入大陆内地拍摄照片，监控中国大陆原子弹和远程导弹的发展过程。

  克莱恩接到命令后，马上同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联系。俞大维认为美国人关注的大陆核计划情报对台湾没多大用处而不愿合作，克莱恩只好去找蒋经国。

  时任台湾“国防会议秘书长”的蒋经国听了克莱恩的介绍后，对美国的合作计划很感兴趣。其实，蒋经国更关心的是大陆内地的动态，因为蒋家一直没有放弃重返大陆的企图。于是他同意了美国的合作计划，但要求必须分一部分情报给台湾。克莱恩当即表示可以留用一些美国不需要的情报。蒋经国马上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批准了这一合作计划。

  计划批准后，双方立刻在绝密状态下开始运作。台“空军作战署长”雷炎钧奉命到桃园、新竹、嘉义和台南等基地挑选了12名飞行员到冲绳美军基地接受体能、生理、心理测试，最后选定6人赴美受训。到1971年，共有27名台湾空军飞行员赴美受训。

  台湾飞行员到达美国后，立刻换上美国空军军服，并被警告不得擅自离开基地。据接受训练的王太佑回忆说，当时上课只能听讲和提问，不得作笔记，更不准将任何训练教程带出教室。尽管台湾飞行员的英语功底还算不错，可要听懂这么多复杂的课程却有些难度，但美国人以保密为由就是不编译U—2飞机的训练教材。

  经过近一年的训练，这批飞行员开始驾机飞越台湾海峡，深入中国大陆进行间谍侦察。1960年7月，美国向台湾当局提供的第一批两架U—2飞机秘密运抵桃园机场。台湾则在从美受训回来的飞行员中挑选了6名飞行时间在2000小时以上、具有高空侦察经验的飞行员组成了隶属于台湾“空军总部情报署”的“第三十五气象侦察中队”。当时第三十五中队的飞行员陈怀为U—2飞机设计了一个黑猫图案，黑色的猫身代表U—2飞机，10对猫眼则象征着高空摄影机。

  飞行员们又特意定做了一批标有黑猫图案的夹克衫，所以人们就称这个中队为“黑猫中队”。“黑猫中队”名义上隶属台湾“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是由美国人直接控制。飞机的维护、看管都由美军负责，停放U—2飞机的机棚，连台湾空军的联队长和大队长都进不去。

  又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和调试，1962年1月13日“黑猫中队”出动U—2飞机对大陆实施高空侦察。

  中国大陆核工厂和核试验场均分布在西北部，距台湾有几千公里航程，如果飞机中途发生故障，根本无法返回台湾基地。为了增加U—2飞机出航的保险系数，美蒋双方曾要求泰国和印度各提供一个供U—2飞机起降的机场，但遭到拒绝。于是，“黑猫中队”只得从桃园基地起飞。

  U—2飞机在桃园起飞后，一般先向东朝冲绳方向飞，以逃避中国沿海雷达网的监控。等升到1.5万米高空后，才在鹅銮鼻附近调头由汕头附近飞进大陆，开始吉凶难卜的航程。

  中国大陆方面早就知道这些情况，但U—2飞机的飞行高度却令解放军空军各类歼击机望尘莫及。

  在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主持下，中方多次召开防空系统领导人会议。他们在仔细研究U—2飞机的飞行路线后，发现它们在1962年上半年的11次飞行中，有8次经过南昌，于是决定将3个地对空导弹营以“地质打井队”的名义在南昌布阵，撒网捕杀“黑寡妇”。

  1962年，桃园基地的U—2飞机平均每月出勤3次。每次都趁中方沿海空军歼击机换防时进行。解放军摸清了这一规律，在空军导弹部队某部部署萨姆导弹。

  9月8日，“黑猫中队”飞行员杨世驹接到出勤令。他驾U—2飞机从桃园起飞后，先往南飞昆明，再转回南宁、桂林。正当他准备继续飞往南昌时，飞机油路系统忽然发生故障，他只好从桂林调头飞回台湾，算是逃过一劫。

  9月9日凌晨6时，陈怀驾驶U—2飞机又从桃园基地起飞，自福建平潭进入大陆后经福州，沿鹰厦铁路，过顺昌，然后向南昌方向飞去。8时32分，当飞机到达南昌上空时，南昌导弹阵地3枚“萨姆—II”型导弹呼啸而起，U—2飞机一头撞进由3600块弹片编织的死亡之网中。

  当时，中方对如何击落U—2飞机守口如瓶。台湾及西方的军事专家和新闻记者一直在挖空心思地刺探大陆是使用何种武器击落U—2飞机的。国外许多人对中国军队能拥有击落U—2飞机的能力和手段持怀疑态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又提出这个问题，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是用木棍捅下来的”。

  1962年12月，美国又向台湾提供了两架U—2飞机，并继续侦察中国大陆的核计划。

  1963年11月1日清晨，当很有实战经验的叶常禄驾驶U—2飞机经过江西上饶上空时，中方导弹部队发射3枚导弹，一声巨响，飞机在空中被炸碎。

  1964年7月7日，在台湾军界赫赫有名的李南屏驾驶U—2飞机飞向大陆，12时25分，飞机直奔漳州而来。12时36分，在距解放军导弹阵地32公里处，导弹部队发射3枚导弹，李南屏和他的飞机在万米高空爆炸。

  后来，“黑猫中队”驾驶的U—2飞机又屡屡被击落，失望的美国宣布暂停与蒋介石这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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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土耳其未遂政变幕后是否又有CIA的影子？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