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毛泽东（上）

  宋永毅先生以研究“文革”与主编中国当代政治资料库闻名。他写过论文“‘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4期。此文两万多字，读过之后，我对宋先生认为晚年毛泽东“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的分析很是赞同。毛泽东越到晚年，他的精神方面的病态就表现越强烈。但我对宋先生认为毛的私生活极淫无耻持保留看法。首先毛私生活淫乱的种种传闻缺乏足够证据，似乎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揭露”得最多。而李志绥后被证明并非很接近并了解毛泽东私生活的人。另外毛私生活淫乱的出处几乎都是毛的“女伴”说的，往往语焉不详，也不清楚她们现在到底在哪儿？但不管怎么说，我对宋永毅认为毛晚年精神非常病态的观点是赞同的。

  下面我想就宋先生论文中论述晚年毛泽东精神病态的内容摘编一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

有关中南海窃听事件 

  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决定。他们没想到会引发了一场令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此事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了责任，录音员当了替罪羊；但毛心里仍然怀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的解释。对此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联想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担心这是党内高层有人企图反对他的准备行动之一。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终于在“文革”中爆发出来。以“文革”的名义，毛泽东实现了他隐忍多年的报复“窃听事件”的企图。

从多疑到妄想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多疑的特征。由于他们在自己夺取和维持权力的道路上运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以己推人，他们自然会随时防范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无上的权力。然而，多疑在某些情况下会发展成妄想症的精神病态。例如，当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便可能发生。另外，步入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可能发生器质性病变，使本来未必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明显加剧。他们会不断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采用极端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以下时间毛表现出的多疑：

  1958年初，四川金牛坝怀疑游泳池被下毒。

  1965年底，江西南昌怀疑自己发烧为下毒所致。

  1966年2月，武汉梅园招待所怀疑房间天花板上藏有坏人。

  1966年7月，回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怀疑被装了窃听装置。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1号楼怀疑这里有毒。

  1966年7月，从玉泉山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怀疑“仍不安全”。

  1966年8月，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118厅居住一段后仍然怀疑不安全。

  1969年5月，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发觉服务员全部穿了军装，怀疑被他们监视，要他们全部撤走。

  1970年9月后，中南海怀疑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医生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

  了解到毛晚年可能有妄想型精神病症状，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文革”中一手制造那么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错、假案。毛的“被害妄想”与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谓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有直接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政变”的动向或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被害妄想”像一场不可摆脱的噩梦贯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死亡为止。究其原因，或许可以说，恰恰是毛自己为了打倒刘少奇，先组织文人秘密地造“舆论”，继而调动军队，以政变的方式，用莫须有的罪名，推倒了党内第二号人物，打击了一大批各级干部，因此毛潜意识里往往会担心别人也对自己搞所谓“反革命政变”。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那个著名的关于“反政变”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林彪所说的使毛恐惧了几个月的“政变”者，指的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指责这几个人试图“政变”，确实毫无根据，而这4位毛的追随者也从未有过如此想法。

  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责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要搞“二月兵变”。

  这本来就是完全的捕风捉影。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却就此改变，对贺龙从“保”到“弃”，将贺龙“隔离审查”，直至迫害致死。不少学者认为，促使毛下决心打倒贺龙，不只是“二月兵变”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还因为毛担心贺龙与苏联军方可能的“勾结”。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的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私下向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贺龙当场反驳，并立刻报告了周和毛。尽管贺龙以其行动向毛表示了忠心，但毛却一直疑云未消，最后终于在“文革”中将贺龙关押。贺龙不是毛的嫡系，却一直对毛忠心耿耿，是甘作“家臣”的。

  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命运，或许会有新的理解。罗瑞卿一直是人所皆知的毛的忠臣，他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对毛的安全保卫可谓鞠躬尽瘁，几乎达到了由罗自己亲自担任“私人保镖”的程度。毛可能原先准备让他将来代替体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但阴差阳错的是，刘少奇在1965年5月接见一个外国客人时先把这个安排说了出来：“每个人都要准备自己的接班人，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刘的这一讲话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毛泽东看了这一文件便产生了对罗的猜疑。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几个曾连续地亲手杀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储君。而毛泽东就偏偏这样做了。从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里，他连续杀死或逼死了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都是他先后钦定的“接班人”。刘、林不但隶属于毛的嫡系，而且都曾经对毛不遗余力地大肆吹捧而获得信任。

  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是他揣摸毛的本意并得到毛批准后的发言。林彪在讲话中提到，毛为了防止政变，几个月来“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一陈述亦属实情。当时，毛林关系正处于炽热的政治“蜜月期”，官方媒体则将林彪称为毛的“亲密战友”。可是，林彪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此讲话后仅1个月，毛竟然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明显地，毛非常怀疑林彪大谈政变的动机。5年后，林彪死了，为了证实毛对林彪的先见之明，毛的这封信被公布了出来。然而，这封信不也同时揭露了毛多疑的特征吗？在毛、林的政治“蜜月期”里，毛尚且如此怀疑林彪，那么，毛什么时候真正信任过任何掌握党政军大权的部属呢？

  有趣的是，按中共的官方说法，林彪及其死党（其实是他的儿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确实策划了暗杀毛的政变。即便此说属实，那么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毛的日益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一步步逼出来的。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开始公开冲突。双方的争执焦点似乎是“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据今天多位学者的分析，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毛并没有说一定“不设国家主席”，林也从没有说他要当“国家主席”。可是，研究者们通常止于此地，而忽略了对毛泽东的妄想心理的线索追踪。毛在这次会议上发现，自己的“家臣”陈伯达（原任毛的秘书，后由毛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竟然与林彪意见一致，并为林摇旗呐喊，连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都曾一度站到了林彪一边，这立刻引起了毛的疑惧。因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臣”的“不忠”，由此又可能联想到林彪拉拢“家臣”和“大内总管”，是否图谋不轨。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便被说成是“在庐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毛的妄想症在庐山会议后日益严重……随后，毛的关于林彪要搞“政变”的妄想似乎越来越强烈，他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林彪的反常做法。例如，他作为党的主席，公开破坏党的纪律，在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中，到处拉拢地方军政大员，攻击党的副主席林彪，同时积极准备再发动一场类似打倒刘少奇那样的宫廷政变。如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他的亲信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言：毛“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如果说，年轻气盛的林立果等人产生了政变的想法，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毛的“林彪欲政变”的“妄想症”逼出来的铤而走险之举。

毛泽东偏执型人格的政治后果

  在毛泽东一生的最后20年里，他的多疑已发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1959年，他把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冲突，与彭的乳名“彭得华”联系起来，据此认为彭有危害毛的野心。毛在决定整倒彭德怀的哪一夜，“吃3次安眠药仍然没睡觉”，他对自己身边的卫士田云玉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毛泽东晚年的性格特征几乎符合偏执型人格的上述所有病症表现。心理学研究揭示，老年人的性格特点常常是其青壮年时期性格的加强和发展。青年人和中年人对自己心理和行为上的弱点，有时能自我控制，所以这些弱点未必会向极端倾向发展。但是，到了老年之后，人的自控力变弱，原来比较隐蔽的性格特征随时可能暴露出来。毛自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又是一个激动型的诗人。他本来就容易受非理性的唯意志和失控的激情所支配，到了他的晚年，这些性格特点便发展成为偏执的病态。

  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和他的“敌人们”的冲突之起源和发展，常常会发现，这些冲突的骤然升级，往往涉及一些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事引发的意气之争。在许多场合，毛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偏执型人格的第6个特点，即“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毛在“文革”中反复表示：他与刘少奇的重大理论分歧爆发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毛与刘就“四清”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同看法，刘在毛讲话时插了话。据与会者回忆：他们只是各说各的，没有任何直接的冲突。会议闭幕前，邓小平出于照顾毛的身体，建议他可以不参加闭幕式。不料毛不仅勃然大怒，还拿出了《宪法》和《党章》，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毛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按照毛的说法，就是在这次冲突之后他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现在看来，毛当时的反应完全与偏执型人格的第一个特点相符，“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毛原本同意刘少奇建议的派工作组进入大学的作法。但在这次会上，毛却出尔反尔，不仅否认自己曾赞成派工作组，而且攻击刘少奇通过工作组“镇压”“文革”。毛当众指责挖苦刘少奇：“你在北京专政嘛，专的好！”毛还语带威胁地说：“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这时，刘忍无可忍地表示：“无非是下台，有5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本来，毛对刘的指责就属于食言自肥、无端寻衅，一旦刘少奇稍稍表示了不满，毛在偏执型人格的支配下，不但不肯认错，而且雷霆震怒。于是毛进一步扩大事态，他马上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与刘的个人争论归结为与一个假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同时，毛又改变大会议程，改组政治局，将林彪确立为接班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偏执型人格的第四个特点，即“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