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職業

  其實馬克思有三種身份：詩人、報人（媒體人、記者、編輯）和革命家。馬克思作為一個詩人與他思想之間的關係在維塞爾《馬克思與浪漫派的反諷：論馬克思主義神話詩學的本源》一書已有詳細論述，而國內大多數馬克思傳記是完全把馬克思當成一個天才革命家來論述的，可馬克思的報人身份一直有被人忽視；他是觀點鮮明的記者和報紙編輯。馬克思很多時候是靠此掙錢養家的。他走上社會後大約有20年時間都在從事與報人相關的工作，報人是他謀生的主要手段，為報社寫稿是他主要收入來源，同時他也通過報紙媒體影響歐洲革命（後來他成了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實質上的頭頭”）。

  馬克思早年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學者，他並非一開始就打算幹革命的，從馬克思所寫的博士論文也可以看出他完全具備成為一名學者的資質。他沒有成為學者是因為普魯士專制政府。當時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上台後一反其父對黑格爾派的包容態度，普魯士政府的教育與文化政策開始逐步反對黑格爾及其支持者的理念。馬克思的導師、密友和政治上的盟友布魯諾.鮑威爾因為主張無神論而丟掉了大學的講師職位，從而也斷送了馬克思的學者夢。放棄了學者的夢想之後，馬克思不得不成為一個自由寫手，為報紙撰寫文章。正如今天許多沒有實現學者夢的年輕人投身媒體行業一樣，馬克思加入了科隆創辦的《萊茵報》。馬克思“從一位帶有活動家傾向的學者，變成了一名帶着學者風範的活動家”。《萊茵報》背後的資本家是政治上的自由派，這些人希望結束普魯士君主制與威權統治，自由派想要建立的是一個君主立憲政體。馬克思在《萊茵報》發表的文章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討論媒體自由的問題。

  馬克思對自由的媒體進行了讚揚，而且這種立場也貫串了他的一生；他說：“自由媒體是民眾精神用來觀察各處的眼睛，是一個民族自信心的表達，是連接個人與國家，個人與世界的活紐帶。這個由文化造就的實體，能將物質上的鬥爭轉變成精神上的，並使其從原生的物質形態中意識化。它是一個民族自己進行的盡情懺悔，眾所周知，懺悔才能催生救贖。它是精神的鏡子，一個民族可以以此自省，而自省是求知的第一個前提……”（這段文字現在讀起來令人哭笑不得，看看中共政府的表現吧；他們背叛了祖師爺。——摘編者）

  1842年5月，普魯士政府以“散布法國自由派思想”為由，準備下令關停《萊茵報》，經過地方官員的斡旋，決定對《萊茵報》暫緩關閉，看看該報是否會改變方針。同年10月中旬馬克思正式入職《萊茵報》，他打算對普魯士當局做出妥協，讓報紙的態度溫和一些，避免“審查制度收緊，甚至打壓這份報紙”的危險。不直接談君主立憲制問題，而是多討論現實中的具體問題。馬克思被任命為編輯後，向資產階級自由派人士約稿，發表了大量支持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的文章，他還首次接觸了社會問題，就下層社會生活的狀況展開討論。這個時期馬克思還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甚至他還在文章中反對過共產主義。然而即使馬克思只談社會具體問題，避而不談普魯士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普魯士當局也依然無法忍受這份報紙的存在，1843年1月當局一紙禁令要求《萊茵報》三個月後終止發行。這次沒有人能阻止普魯士政府了。“《萊茵報》給了馬克思一個教訓，那就是同普魯士的君主專制王朝講和不會有結果，與當局的協調也只會讓人失望。”馬克思從此走向激進的立場，成為一個政治流亡者，最終變為一個革命家。可見，革命者不是天生的，而是一切專制政府“培養”出來的（但革命者在成功之後往往是專制的）。

  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比起組織工人階級，馬克思在開辦激進的政治性報刊這件事上要做得更為成功。馬克思回到科隆創辦了《新萊茵報》，開始了他作為報人的第二段重要歷程。儘管此時的馬克思已經與初入新聞業時認同過的自由主義分道揚鑣，但市民們還記得馬克思5年前辦《萊茵報》時那生動而充滿激情的文章，以及他那乾脆利落的政治態度；也正是當年支持他的科隆中上層人士，為馬克思提供了財務上的支持，而這些人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資產階級”。這份報紙跟當年的《萊茵報》一樣，靠售股的方式籌資到了13000泰勒。馬克思還將自己從母親那裡提前繼承的部分遺產貢獻了出來。

  到1848年秋，馬克思已經成為一名有相當影響力的革命者，還是一份發行量迅猛增長的報紙的主編。這時期他的年薪是1500泰勒——這是他一生中薪水最高的一個職位，只是鑑於報紙的財務困境，不清楚他能否拿到全額。1849年，馬克思遭到了普魯士政府的驅逐，《新萊茵報》的生命也戛然而止。

  馬克思在此之後的流亡生涯中繼續寫稿為生。19世紀50年代以前他就經常給4家報紙和2本雜誌寫稿。在1853-1862年間，馬克思更是為6家不同的報社撰寫文章，有英格蘭、美國、普魯士、奧地利，甚至南非的報紙。這期間的工作完全是在報社的授意下進行的，既不受馬克思的掌握或影響，也和他的政治目標沒有什麼干係。馬克思可以在文章里表達政治觀點、研究理論問題，但他的新聞工作不再是其政治活動的一種形式了。馬克思撰寫的大部分新聞文章都發表在《紐約論壇報》上，在10年時間裡，他有487篇文章獲得了稿酬，其中大多數都作為《論壇報》的頭條文章出現。馬克思偶爾會做一些個人報道，但他在新聞工作中的角色更像是今天的專欄作家，而不是記者。馬克思的這些新聞作品在他1950年代為止所有出版文字中所占比例最大，也給他帶來不菲的收入。對於依靠借債度日的馬克思一家來說，郵遞員的兩下敲門聲意義重大，馬克思一聽就會非常高興：“看哪，2英鎊，得救了！”

  1856年，馬克思同《紐約論壇報》簽訂合同，擔任該報的歐洲通訊員，年薪200英鎊——這在當時算中上階層的收入。但是報社最終沒有兌現，錢被扣掉了一半，原因是1857年的衰退給這家報社帶來了經濟困難。1861年2月，由於南北戰爭即將在美國本土爆發，《紐約論壇報》忙於報道此事，出版人叫停了歐洲通訊員的工作，馬克思失去了主要的經濟來源。他嘗試回柏林與拉薩爾共同創辦報紙，但也沒有成功，除了母親死後留給他的一點遺產，他沒有其他收入。1862年夏到1864年夏這段時間是馬克思過的非常痛苦的時期，他只能寫信向恩格斯求助，這種狀態直到1869年得到恩格斯的定期“饋贈”（每年350英鎊）之後才有改變。事實說明，支持新聞自由的馬克思在人生最艱難的時期依靠自由媒體為職業，養活了全家，維持了一個較為體面的“資產階級”家庭，如果沒有自由媒體，馬克思一家也許早就破產淪為無產者了。

  馬克思是德國人，他給英文報紙投稿當然要用英文。他初到英國時英文還未過關，文章都是用德文寫的，最初只能請英文已經很流利的恩格斯幫忙。恩格斯那時尚未接班成為公司老闆，他那時在他父親的工廠里打工。恩格斯下班回家吃飯後，經常熬夜幫助把馬克思的德語翻成英文，寄到紐約，有時乾脆直接用英語代寫，以馬克思的名義交差。馬克思幾年後英文過關了才全部自己寫。當然，馬克思只是每天花幾個小時給報紙寫稿，他大把時間是坐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裡寫《資本論》。那時馬克思給美國的報紙寫稿總是為稿費爭執。馬克思希望漲稿費，而報方每每拒絕。

  馬克思（包括早年的恩格斯）給美國報紙寫的文章可以說是“歐洲專欄”，主要介紹英國政治（美國人當年較關心的題目）及世界各地新聞，如俄國土耳其戰爭，英國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統治；其中還有十幾篇有關中國時局的文章，如太平天國運動，中英、中法戰爭等。馬克思在德法等地因“煽動混亂”、“反基督教”等罪狀無法辦報生存，但在美國報紙發表文章，編輯以“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一句話便無人追究；美國和英國當時比歐洲大陸相對自由和寬容。

  因為給美國報紙長期投稿，馬克思在歐洲竟成了個“美國問題專家”。後來一家奧地利報紙還雇他當了數年美國問題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