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手中的照相机

原名“他将社会的阴暗掀了个底朝天，拿命换来14亿囯人的未来……”

鹰视眼

  在中国，他手里的相机让10个省的重工业发展财路被断绝，数千家工厂倒闭，一大群老板破产；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和尸位素餐的官员想让他死。为了记录真相，他还曾深入毒窝，不惜以身试毒。为了还艾滋病人一个公道，他一把扯下了中原大地上裹着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他只是个普通人，却想造福亿万中国人的未来。这位中国的堂·吉诃德叫卢广。

 01

  卢广出生于1961年，浙江金华人。少年时代的他，15岁便进厂做童工。后来从工厂里走出来，他种过地，挑过沙，当过木工、水泥工，也下河捕过鱼。卢广的平头百姓生活在18岁宣告结束。那一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照相机。摄影艺术的神奇与魅力，让卢广那颗找不到方向的心，从此尘埃落定。

  1993年8月，卢广自筹10万元，只身前往北京学习摄影。几经辗转后，他来到了中央工艺美院摄影进修班。不过，摄影是个小圈子。要想出名，实在太难了。他记住了他老师的一句话：“你想出人头地，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奖。要想获奖，就要拍别人没有拍过的题材。”

  1994年，中国西部掀起一股淘金的热潮。对于大量没有文化的务工人员来说，那里有着发财的机遇。但同时，那里的艰苦和混乱也让很多人望而生畏。卢广未加犹豫，便将自己摄影生涯的第一站定在了这里。

  耗尽钱财的卢广一路搭车前往西部。途中天气阴晴不定，雨雪交加。水土不服的卢广一路生病，差点死在了高原上。“淘金之旅”让卢广感受到了纪实摄影的兴奋，也让他体会到了这个行业的危险。不过，卢广的奋不顾身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他的《西部大淘金》一经推出就空降各大报纸的头条版面。

  在他的镜头下，能让人一夜暴富的金矿，变成了人间炼狱。14岁的孩子被带到矿上来做苦工，他们过早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并再无回头路可走。淘金人做着高强度的工作，每天却只能吃馒头就水。他们把自己的血肉之躯一点点消耗在高原上，只为了那不确定的暴富机遇。被铁锹和十字镐挖过的矿山，在暴雨过后，泥沙如同泥石流一样流向草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

  由于很多金矿处在无人区中，大批淘金者涉足这里，并肆无忌惮地屠杀野生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曾经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如今却成了它们的“修罗场”。《西部大淘金》的社会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卢广的预期，这一作品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大讨论，同时也让政府部门不到两个月，便开始大刀阔斧整顿西部非法运营的矿场。

 02

  《淘金记》之后，卢广把目光瞄向了吸毒者。身边的朋友、记者都觉得卢广“疯了”、“太狂了”，那些吸毒的人与鬼无异，并且他们还有枪。吸毒者的圈子里，只有毒品、淫乱与死亡。

  “这正是我想要的。”卢广心里想。他背上行囊，在1995年南下云南，前往吸毒者最多的瑞丽进行考察。卢广听说，要接近吸毒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跟他们赌博。他穿了一身肥大的衣服，将相机在身上藏好，跟一群吸毒的人打牌。

  卢广故意把钱输给他们，嚷嚷着要“吸两口”，“得恢复恢复劲儿”。卢广那接地气的长相和他满口的糙话让大家相信了这个陌生人是一个“老手”，便带他去了瘾君子聚集的一个小房子里。

  为了骗取对方的信任，卢广把毒品吸进嘴里，不过肺，然后再吐掉。他听说，曾经有缉毒警察也用这种方法卧底在毒窝里，最后深陷毒品的漩涡中难以自拔。卢广却依旧选择了这种刀口舔血的方式，来坚持做他心中的纪实摄影。他假装堕入吸毒后的云里雾里，一边却在用相机偷偷记录这里发生的一切。

  这个女人名叫廖贵英，重庆人。都说重庆女人长得标致水灵，可这空洞的眼神、乌黑的额头、瘦骨嶙峋的皮相，分明是一具行尸走肉。“毒品很贵。”廖贵英说。她吸食毒品十多年了，现在以卖淫养吸，还要负担丈夫吸毒的费用。她晚上“上班”，白天带毒品回小旅馆，跟丈夫俩人再“过过瘾”。有两对夫妻挤在这个旅馆的小房间里，这里一天只需要15元。睡床的交10块钱，睡地板的交5块。

  这里的人甚至会七八个挤在一个房间里住，就为了省下房间费去买毒品。一旦谁吸毒吸死了，大家就会把他抬进山里扔了。卢广曾经接触过一名叫郭洪浦的瘾君子，他的大腿全部溃烂了。他孩子龟头脓肿，天天光着屁股。他们一家三口睡的床脏兮兮的，晚上他老婆还在这张床上卖淫。卢广劝郭洪浦去医院查查，是不是得性病了。郭洪浦一家人去了医院检查，发现他们并没有得性病。他们得的是艾滋。

  一个周的时间，他拍了十几个胶卷。带着这些胶卷，他逃一般地离开了瑞丽。这个地方缺少人性、没有色彩、毫无希望，他感觉呼吸困难。他把这里的一切，都公之于众。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毒品泛滥的危害被这些照片血淋淋地勾勒出来，刺激着大众的神经。同时，有人骂卢广，说他利用了瘾君子的信任，最后却为了成名和获奖而出卖他们。卢广没有过多解释，因为面对这样的指责，解释也无用——他确实是出卖了“朋友”。

  他不怕别人骂他、质疑他，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一件对的事情。这个社会的疮疤，需要有人去揭开它。这个国家的角落，需要有人去照亮它。只有疼痛才能让人警醒。

03

  2001年，卢广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个8岁的小女孩患上了艾滋病，前往北京去求医问药。卢广凭借职业敏感度，察觉出这一事件绝非偶然。他跑去北京，找到这个小女孩及其家人。一问才知道，他们的那个村子，几乎快被艾滋病给吞噬掉了。

  艾滋村！卢广心里一惊。这群老实巴交的农民，终日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毒品距离他们太过于遥远。而农村素来又是思想保守的代名词，实在不能相信，他们的艾滋是因性传播所导致。为什么一个村子的人都感染上艾滋病？这一切，皆因他们的一个发财梦：卖血！

  上世纪90年代，中原大地上掀起一阵卖血的狂潮。“要想奔小康，快去献血浆”、“一人献血，全家光荣”的口号被刷在各个村落的墙上。那些靠着老天爷和土地吃饭的农民，发现了自己身体里蕴藏的“液体黄金”，纷纷奔向了遍布各地的血站。村民们不会知道，那些不合格的血站和那群为了牟利而泯灭人性的血头们，反复使用的采血设备会为他们带来什么灾难。他们只知道，一管血能换来45块钱。这对于连年歉收的他们而言，是一笔意外之财。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掉进了商人设下的“血浆经济”的圈套。卖血，毁掉了无数人的家庭，也让中国预防艾滋病的城墙轰然倒塌。

   镜头下的这个孩子，是一名孤儿。他的父母因献血感染了艾滋病，先后去世了。他所在的村子，90%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然而，这里的人们，全都对这种不治之症讳莫如深，没有人愿意声张自己得了这种“见不得人”的怪病。死亡笼罩在这些村子的上方，村子里的人却依旧保持着一片死寂。

  最后，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带着卢广走进了第一个“艾滋村”。镜头里的这位老人，怀里抱着的是他最后一个孙子。她的儿子和另一个孙子已经死了，这个孙子也将不久于人世。她向老天爷祈祷，希望能给他们家留个后人。可艾滋不会手下留情。后杨村的这位村民，因缺医少药，已经被疾病折磨得骨瘦如柴，痛苦不堪。

  2003年的春节，在爆竹声中，13岁的姐姐和11岁的弟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6岁的弟弟因艾滋病病发而离开人世。这一天的中华大地万家团聚，别人都在走亲访友，而他们却要埋葬亲人。他们对此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就是这样送走自己父母的。

  卢广花了三年的时间，走访了一百多个艾滋病村，用几万张照片记录了中华大地上发生的“血祸”。这些村子里的人躺在家中呻吟：救救我啊……救救我……他们做错了什么啊？何以沦落到如此下场啊？没有天理，没有公道。卢广无数次落泪，他发誓要用相机为他们讨回公道。《艾滋病村》的照片让全中国的人都开始关注起了这个群体。高层领导亲临艾滋病村视察，数百名干部、上亿元资金开始聚集到这些地方。

  经历一系列的横祸之后，这些村民在卢广手中的相机的帮助下，在国家的有力干预下，开始得到了免费的治疗。同时，政府下大力度取缔了无数非法的血站，并明令禁止买卖血液。艾滋病蔓延的势头也得到了遏止。

04

  走的地方越多，拍下来的人物和事件越多，卢广心里越是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角落需要阳光。卢广说：“每次面对那些痛苦无助的面庞，我的心就一次次被震撼。我唯有希望，通过手中的相机，为他们做点什么。”

  然后，他将镜头对准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在他的镜头下，一条条被污染的河流、一座座冒着浓烟的工厂、一块块被板结的土地、一个个因污染而身染重病的人，都呈现在了中国民众的眼前。

  卢广从2005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花了五年的时间，来拍摄祖国大地上的种种污染问题。当他拍下这些24小时排放污水的管子的时候，很多人想要他死。他们或是商人，或是地头蛇，或是地方的某些官员。为了躲避他们的追杀，卢广过上了逃犯一般的生活。

  2005年，卢广前往西部采访拍摄。他发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下，内蒙和宁夏地区的生态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各种重工业工厂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将各类废气和废水不加处理地排放到自然中。当地的粮食减产，草皮退化，牛羊大量死亡。老百姓终日闻着空气中刺鼻的气味，欲哭无泪，告状无门。

  卢广再一次拿起手中的相机。他又要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向这个世界作出一番争斗。以前，他是在为部分特殊群体争不平。如今，他是为了13亿中国人的千秋万代而拼命。

  内蒙古的乌海市，方圆50里兴建了7个大规模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区里充满了各种高能耗产业。这些炼钢、焦油、化工企业的设备老旧，没有污染处理设备，排污十分严重。这里的民工天天吸入大量的粉尘，只要工作一年就会身体不适，两年就开始发病。

  河南省安阳市的范家庄，附近有一家炼钢厂。村民与工厂近在咫尺，这里天天都是灰蒙蒙的，每天都会下“铁雨”。老百姓出门一定要全副武装，不然那些铁尘就会落个满身。“在家里扫完地，拿吸铁石一吸，哗啦一下就沾满了铁屑。村里有老人出门不缠头巾，回家一摸脸，能扎得脸生疼。”

  河南西平的张于庄村，是著名的“癌症村”。一条河流流经这个村落，河流两岸是林立的工厂，黑红色的污水顺着管道排进河道，终日不断。在这里，卢广认识了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不过月余，丈夫却患上了气管癌。这个穷苦人家，耗尽了积蓄，给男人做手术，却没能留住他的生命。他死前，妻子怀有9个月的身孕。一个小生命的降生，竟然要付出父亲死亡的代价。而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再也见不到绿水蓝天。

  黄海的海岸线上，排污工厂更多。为了防止记者拍摄，这些工厂将污水管埋到了地底下。当地的环保局多次让他们减排污染物，他们采取的措施则是，白天少排些，晚上可劲儿排。“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的就是这些人。卢广的第一次被抓，是在黄海的海边。两根直径达一米的管子，就接在黄海边上。

  他刚巧碰见工厂的人在往地下埋管道，便抓起相机拍照片。对方也发现了他，几十号人迅速将他包围。卢广趴在地上，怀里死死地握住相机不松手。两名武警消防官兵出现，勒令他交出相机。“拍照是自由的！”卢广不服气地喊。他被几十号人给架回管委会，被一个保安看着。卢广利用出租车司机打掩护，趁保安愣神的空档拔腿就跑，最终逃过这一劫。

  恨卢广的不止企业家，还有当地的部分官员。有官员扬言：一定要抓住卢广。甚至还有人明码标价：凡是见到卢广，举报一次奖励500元。在他们看来，为了GDP的增长，是可以暂时牺牲一下环境的。卢广将他们曝光后，他们甚至编出借口：事发时我们工厂的污水处理系统刚好坏了！为了让这群人无话可说，卢广往往要对同一个地区进行多次暗访。在不同的时间拿出不同的证据，让对方无法抵赖。五年的时间，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淮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的污染情况都被曝光在世人的眼前。

  他的足迹走遍了中国的十个省份、三大海域和七大水系。没有人比卢广更了解中国的污染，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被污染地区、老百姓所承受的苦难。这一次，他不再为某个特殊群体代言。他代表的，是那些患病的人群、畸形的婴儿、发出恶臭的河流和不长庄稼的土地。这一次，他一个人，向全中国的环境污染宣战。

  2009年，他的《中国污染》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年度大奖。这是国际摄影界的最高荣誉。迄今为止，卢广都是唯一一个荣获此奖的中国人。

  半个月后，由卫生部、环境保护部和新华社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始逐一整治被污染的区域。各类不合格工厂被相继关闭，上报中央的环保议题也越来越多。有人质疑卢广：“你把咱们中国的问题暴露给全世界，是不是不爱国？”卢广说：“就是因为爱国才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不爱国，这个国家怎么烂，我都可以不管。我自己好就行了！”

05

  卢广很像名著《堂·吉诃德》里的主人公。面对巨大的风车，堂·吉诃德一身铠甲，纵马挥枪，把风车当成恶魔，冲上前要与之搏斗。他的仆人桑丘阻拦他：“那是风车，遍地都是！”堂·吉诃德不为所动，仍要与之较个高低。

  无数人嘲笑他傻，说他不自量力，说他少见多怪。把他看成是个愚昧的“中世纪骑士”。他不是傻，他只是在追逐他心中的道义。卢广说过：“我的价值观，就是一种社会责任。”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写下的那段话，或许用在他的身上最为合适：他的丰功伟绩，值得浇筑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当他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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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报道在很多处表现了“相信未来”的意思。真是这样吗？想了想，我毕竟还是钦佩像卢广这样的年轻人的。然而，唐.吉坷德有几个？而且他在人们眼里只能是个“火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