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拉的故事

2007-02-16

  第一次听到沙拉（我想她该有中文名字——编者）的名字，是被她独特的教育方式所吸引：“家里的任何东西无论是谁，都不能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亲所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孩子赚钱的机会，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可以自行加价出售。”

  沙拉是来中国的犹太人和中国女人的混血；1992年她独自带着3个孩子以新移民的身份去了以色列。从一贫如洗到家境殷实，其间最富传奇色彩的是沙拉对每个家庭成员实行的“有偿生活机制”。

  　听说沙拉最近作为以色列钻石公司的中方总代表，已经回到中国居住。于是，我立刻动身，去会会这位犹太母亲。找到沙拉并不难，她现在是上海洋泾地区的名人，不但在医院当义工，还积极参选政协委员，热心政治。沙拉的热情通过电话就能感觉到。“你知道吗？沙拉阿姨很漂亮，你一定要到我家里来，我们好好聊聊。”一位57岁的母亲跟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夸奖自己漂亮，还真是少见。

  　沙拉的家位于浦东张扬路边一个安静的花园小区顶楼。200多平米的复式房子里，到处可以看到以色列文化的痕迹。我去的时候快中午了，沙拉刚刚洗完澡，还没等我开口，她就把我拉到她的大衣柜前，“哗啦”一打开，红红绿绿满满一柜子的衣服。

  　“看！阿姨的衣服多不多？！”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又被她拉到另一个柜子前，“这里还有！”又是满满一柜子。她迅速地挑了一件举到我面前：“你猜这件衣服多少钱？”“400块？”“不对，10块钱，我有时也会去地摊买衣服。”“再猜这件？”她又拿出另外一件。“这是我儿子买给我的，400欧元，就是4000块钱人民币噢！”

  　沙拉拖着长长的尾音，又搬出首饰箱介绍她的宝贝：宝石戒指——是儿子们第一次挣钱买给她的礼物；钻石手链、劳力士金表——也是儿子们送的生日礼物。沙拉神采奕奕，精力充沛，显得很满足。当把一切介绍完毕，她才似乎想起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突然拍着额头说：“噢，你是从《环球人物》杂志来的丫头！怎么想到要采访我的？”

  　我把听说的沙拉教育儿子卖春卷的故事告诉她，没想到沙拉勃然大怒：“怎么把我说成这样！说得如此轻松？我让孩子们出去挣钱完全是生活所逼，那样的环境，你们不知道有多艰难！”沙拉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过去的点点滴滴再次浮现在眼前……

  　1939年，是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最厉害的时期。当时在世界各地，只有上海是唯一不用签证和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方，它被犹太人称为“东方的诺亚方舟”。

  下面根据沙拉的自述编辑：

  　我的父亲伊迈斯，就是在这一年来到上海的。10年后，他娶了他的保姆——一位苏北农村女子。1950年，我出生了。

  　还记得小时候在洋房里玩耍的情景。那时候家里很富裕，不但住着花园洋房，还有4个佣人伺候我。1岁时，母亲改嫁了。虽然我没有享受到母爱，但在父亲的呵护下，我还是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在我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从那时起，我开始了独立生活。

  　“文革”时我的生活一下发生了很大变化，红卫兵把我赶出了洋房，我失去了工作。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嫁人。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心仪的男人。然而，刚刚结婚，却有另一个女人找上门来，我挣扎着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短暂的婚姻给我留下了一个儿子；当我再婚后，我的第二任丈夫始终不肯接受我前夫留给我的儿子，我在痛苦和矛盾中煎熬了10年，决定再次离开。婚姻似乎总在捉弄我。我先后结了3次婚，3个丈夫分别留给我3个孩子后，都离我而去。

  　1991年，中以正式建交，第二年我决定回到以色列。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那个时候孩子们还小，老大以华13岁，老二杰瑞11岁，小女儿才2岁；他们暂时留在国内。当时我已经42岁，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没有什么文化，怎么生活下去是最大的问题。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想起以前在上海菜市场，看到老太太做春卷皮，我便去超市买几斤面粉，回家琢磨。

  　大概前后糟蹋了两三斤面粉，我终于做出了第一张春卷皮，我心里的那种喜悦啊，就像中了大奖。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当时一个春卷可以卖一个谢克尔，也就是人民币两块钱，我差不多一个月能卖1000美金。我苦攻希伯来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

  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

  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 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看着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

  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了，你应该教会他们独立……”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

  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 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数日之间，以前只会黏着我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

  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老师授课的内容很对他们胃口，因为没有奉献精神之类的说教。老师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当遭到异教徒的袭击，必须逃命的时候，你会带着什么逃走？”对于这个问题，回答“钱”或“宝石”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无论是钱还是宝石，一旦被夺走就会完全失去。正确的答案是“教育”。

  与财物不同，只要人活着，教育就不可能被别人夺走。他们很赞赏老师说的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将来成为富翁，就学好眼前的东西，它们将来都会大有用处的……”

  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与中 国的“教育从娃娃抓起”一样，他们始终觉得“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邻居太太告诉我，在犹太家庭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法则。于是，我决定改变以前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孩子们刚来的时候住在防空洞里，我们把从中国带来的糖果分给邻居小孩。作为交换，让他们教我的孩子希伯来语。在以色列，你会发现任何东西都是有偿的，甚至包括“助人为乐”。

  　我为什么会在家里实行“有偿生活制”？其实我刚去时，是个纯粹的“中国式妈妈”。下雨天我送孩子们去上学，然后让他们换上干净的鞋子，把湿鞋拿回来用吹风机吹干，从来不让他们干家务。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并不好。

  　有一次，大儿子以华想买一辆自行车，邻居的孩子说他的一个朋友正好有一辆要卖。以华花了150块钱向邻居的孩子买了这辆车。后来有一天，以华碰到自行车原来的主人，他告诉以华，这辆车当时是100块钱卖给那个邻居的孩子的。也就是说邻居的孩子从中过了一手，赚了以华50块钱。这件事情给了以华非常大的伤害，孩子回来问我：“妈妈，我们不是朋友吗？为什么他要赚我的钱呢？”我无法回答。

  　还有一次，我想买希伯来语和汉语的翻译磁带，但这种磁带只有机场才出售。机场很远，于是我买了空白磁带拜托邻居帮我复制一下，他收了我20块钱。因为经历过自行车事件，所以我特意去打听了一下，机场的原版磁带还附带一本书一共只卖15块钱。当我找到邻居询问时，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我：“我的时间不是钱吗？录音机没有损耗吗？我的劳动没有钱吗？所有东西加起来我才要了你20块钱！”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给了他20块钱，然后恭恭敬敬地说：谢谢你，如果哪一天，我的以色列语学好了，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富豪的妈妈。从此以后，我在家里开始实行“有偿生活机制”。

  　我的孩子们到现在都非常节约，因为他们知道金钱来之不易。能坐大巴绝不坐火车，能坐火车绝不坐飞机，花公司的钱、自己的钱都一样节约。

  　在以色列的时候，孩子们攒了钱以后开始贴补家用，电话费、水费的帐单，都是他们悄悄替我付的。肥皂没有了，孩子们会买来新的，冰箱里的食物永远塞得满满的。只是短短两年，我的孩子似乎长大了许多，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每当生活的艰难要将我击垮时，孩子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以华15岁的时候，我一方面开始为他们联系中国学校，一方面送他们去面包房打工。按照我们的约定，他们必须自己挣够回国读书的费用，因为我不会为他们负担一分钱。

  　孩子们急于回中国读书，他们觉得卖春卷和打工挣钱的速度太慢了，于是开始发掘中国的资源。他们给以前在国内的小伙伴写信，把自己的积蓄寄给他们，让他们买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商品。比如丝巾、中国结等等，寄到以色列。

  　老大和老二开始轮流在菜市场卖这些商品。当时中国浙江25块钱一条的丝巾，在以色列能卖250谢克尔。孩子们下午4点放学后就去市场摆摊，送点东西给市场的管理员。管理员会给他们一块小小的地方，孩子们铺上红布摆上商品，一直卖到下午6点。收摊后再去帮菜农搬运蔬菜，这样一小时又可以挣15谢克尔。最后，菜农还会送些卖剩的菜和水果给他们，孩子们就拿回家来做晚餐，这样又省了菜钱。

  　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地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12000谢克尔的安家费，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产。老大说因为他提供了信息，我应该付给他酬金。我决定支付500谢克尔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还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1年以后，他户头上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

  尽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从事其它人不做的、无须花钱和投资的工作。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竟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不过，这些点心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刨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４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在特拉维夫开的中餐馆可以同时容纳200人就餐。经营了3年，在餐馆最鼎盛时期把它卖掉了，这次的收获是5万美金。

  我们家的餐厅越来越有名后，我竟然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来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我最后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孩子们回到中国读大学的时候，中以之间的贸易做得更频繁了。以色列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钻石，杰瑞开始一点一点地积攒财富，到了一定时候换成一颗小小的钻石，然后拿到中国来卖。那时候在钻石圈里，几乎人人都知道杰瑞，他们叫他“小犹太”。

  　孩子们在中国读完大学，正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兄弟俩先后回到以色列。在等待服兵役的日子里，老二去中餐馆打工，一个来吃饭的军人注意到他：“这个中国男孩子这么帅！”然后问杰瑞在这里干什么？杰瑞说在等着服兵役，军人很吃惊地问他：“你凭什么当兵啊？！你会希伯来语吗？”杰瑞说:“我会!”“那你会汉语吗？”“会，我还会日语和德语。”这时候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埃胡德·巴拉克，后来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记下了杰瑞的身份证号码，然后杰瑞就进了以色列的国防部当上了政府官员。

  　孩子们刚到以色列的时候，我曾经跟他们说将来要给妈妈三把钥匙，老大承诺给我一把房子的钥匙，老二给我一把车钥匙，老三给我一把保险箱的钥匙，保险箱里放满珠宝。现在前两把钥匙已经变成了现实，第三把钥匙应该也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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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我在多年前看过。现在又在网上看到，摘编了一下，贴在博客里。

  我看这故事时想到的是民族性的不同；沙拉实际上是一半犹太人。我认为人的个性，甚至品德在某些方面是遗传的。这样说恐怕会受到指责；那就算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吧。我认为，既然如此，民族性也会“遗传”。当然，现实地讲，民族性和文化上的联系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