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令人触目惊心的现状 

       2015-10-05  王君柏 (作者为江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心理学副教授)

这是一篇乡村观察札记。作者暑期重访桑梓，在湖南乡村实地调研，对当下乡村人口、生态、代际、风化、村治等进行了全面观察。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土重建”命题，今天这一历史命题是否已然完成?作者看到的，是一个亟需重建的乡村。

当然，中国农村是一头“庞然大象”，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条毛细血管，远未达到盲人们实实在在抓住的一条腿一根尾巴的层次。也正因如此，作者希望能与摸到大象不同部位的人，交流一下各自感受到的温度、形状和气味，以期拼凑出一头完整大象的轮廓。

凋敝的中国农村

2015年7月下旬，我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无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权作回乡散记。

1、星散的人口

我的村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曾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我们回忆起三十年前的人口状况。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自然村所在的整个行政村人口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地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即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凋敝的农村，荒芜的田地

2、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地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地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3、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最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4、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地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抚养自己子女和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

5、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地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轻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他们是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6、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

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据网友爆料，回邯郸农村老家发现，色情表演在农村泛滥成灾，

大多数葬礼都请来脱衣舞女郎“助兴”，让现场的观众哭笑不得，

主持人播放完哀乐后，立马就请来 ...

两性关系混乱。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敬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讲的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7、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在大陆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不表。笔者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已经难以奏效，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废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精神健康问题。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地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轻轻松松地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除了凋敝，农村还剩下了什么？

8、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找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是，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地跋涉。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借贷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也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在各自为家、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村民领袖。

中国农村社会的衰变始于清末，百余年过去了，这一趋势并未得到遏止。那么，今日的衰败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呢？20世纪30年代，在乡土中国日益分崩之际，“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曾试图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那么，今天是否还存在儒学“下乡”的可能？

9、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地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地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地处于城乡之间。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直白地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近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事，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

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中国社会调查：多被视作正常合理

平静与惨烈的农村老人的自杀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农村老人自杀率升高背后的“代际剥削”

                           2015-09-13 

中国社会调查：富裕喧嚣中的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

《中国青年报》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专案主持人刘燕舞，六年来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八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进行调研，具有最大的真实可信度，但看完后让人震惊，让人心碎!这是给那些中国富裕喧嚣者的最沉重的一击!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资料，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像〞。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像。〞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演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老人上吊自杀的示意图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甯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像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回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准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近，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准。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人性人伦的丧尽，是促使农村老人自杀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那些中青年农民用各种藉口逃避养老的义务，更不用说巴不得年老父母早早自杀，甚至变相迫使他们自杀，就是有力证明。

这种人性人伦的沉论，仍然跟现体制现价值观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批判破坏有关，跟它本身的反人性反人伦的道德价值观有关。而这种价值观归根结底既毁了个人，也毁了集体和国家，唯一肥了的就是极少数特权统治阶层。

蒋高明：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

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

                           2015-09-08 

自2005年以来，身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我，带领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了一个生态农场。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应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老少齐上阵。不分白天黑夜赶在田黄矿区封闭之前掠夺性的开采，然而真正挖到田黄石的又有几个人呢？好好的一块地弄的千疮百孔，看了让人心寒。

调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2015年7月，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化工厂、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属于工厂化养鸭，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屠宰后的鸭子进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位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与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臭气来自养鸭场的鸭子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臭气熏天。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这些黑心养鸭场不管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在冲洗过程中还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不仅不能肥地，还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也有健康隐患。

最近临沂市在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调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最早发现农民买水喝是2013年过年前后，今年村民发现买水喝已成为普遍现象。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剂等农药，最终导致了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被利用庄稼或保护庄稼的，占10%～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严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化肥、农药、农膜等，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使用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农民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调查之三：害虫越杀越多

进入7月，调查区平邑县卞桥镇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子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

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据说有些害虫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继续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慌，为了吓唬农民，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喷洒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农药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了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既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调查之四：河流变成臭水沟

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叫金线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较大的河流，从江苏入海。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沿河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就是靠这条小河生活，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进行水处理。这条河至今也是临沂市以及沿线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进行各种水处理措施。

过去村里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这条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热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就是用这条河去除身上的热气，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权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对这条小河有着很多的回忆：

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跑出来的，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有一种鱼，我们叫它“沙里趴”(学名沙鳢，鳢科鱼类)，用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的螃蟹、虾米、青蛙、泥鳅等就更多了。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手巧的还会织渔网，并织成簸箕的形状，绑在长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小河再往远处流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胆小的孩子是不敢走进去的。森林里有一种叫小黄雀的鸟，羽毛金黄，小而灵活，孩子们的弹弓很难打到它。一到夏天，数不尽的知了响彻整个森林，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这时候，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一下课就去粘知了，拣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蝉，金蝉是蝉的幼虫，脱壳之后就成了蝉)。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这条河每天都要负重将各种污染物搬运到下游去，再经过沿线的城市，最终流向大海。

据村里人介绍，河水变质是从砍伐当地森林开始的，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首先是分了集体林，将多样化的当地森林卖掉分掉，然后种植上清一色的杨树。随后，人们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卖沙子。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线河的沙子被层层截挖，这里的沙子被制成混凝土，撑起了一座座城市。

后来，人们沿河疯狂建各种养殖场，大都是工厂化速生养殖场，养鸡养鸭，污水直排金线河;鸡鸭多了之后，于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场，屠宰废水基本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金线河。

还有其他大小工厂，以及农田里排放出来的化肥、农药、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时候也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金线河。

这条曾经美丽的金线河，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山东乃至整个大陆省份，已经很难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属等物质也需要专门的处理恢复，其代价的是昂贵的。

调查之五：垃圾包围农村

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调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3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地膜，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告诉我说，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恶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

蒋家庄的会计那里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较完整记录。过去有记录的19年中，总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调查中得知，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村庄农民平均死亡年龄65.73岁，除去自杀等意外因素，平均寿命70.63岁，其中，男性69.95，女性70.99岁。过去20年中，中国人平均寿命中，男性为72.05，女性为75.35。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岁。女性寿命下降超过男性，可能与农村妇女生活压力增大和替代男性从事有污染的农业劳动有关。无论哪种分析，该村农民的寿命已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平均值。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寿命下降高于男性，更应当引起重视。

调查之七：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带来困难。

可见，农村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不经火化)，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调查之八：勤劳未必能致富

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蒋家庄村民蒋坚强是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民。他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土地，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是当年村里最早的万元户。30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劳伺候土地，非但没有像那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那样过上好日子，还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

我们了解到他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远比在家种地高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5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多倍!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万元～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经营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蒋坚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胳膊进了医院。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造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三生有缘”。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三生有缘”，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坚强就一个儿子，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是不够。

四是养猪赔钱。蒋坚强去年养殖了50头猪，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那场猪瘟，蒋坚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当年万元户蒋坚强的返贫，也造成了许多相信勤劳致富、坚持务农的农民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勤劳致富被逆淘汰。

那么什么人在农村能够致富呢？据调查，下述3类人在农村是赚了钱的：

一是牺牲生态环境搞规模化养殖的农户。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头搞起来蛋鸡养殖场，养殖的废水直接冲进金线河，散发出来的臭味遭到村民暗骂。该蛋鸡场引进所谓的科学技术，让每只鸡一年可产400多个鸡蛋，常年不见阳光，抗生素、激素不断，他们生产的这种鸡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贩子卖到城市里去了。这种牺牲他人生存空间的人能够赚钱，牺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够赚钱，更奇怪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将这样的人树立为典型，这不是鼓励农民赚黑心钱吗?

二是侵占集体公共资源的人。村里没有什么工业，不料，原本不值什么钱的沙子却值了钱，由于城市迅速发展，大量需要沙子作为建筑材料，沙子的价格很快上涨。有聪明人将集体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铲车和捞沙船向河道要财富，于是原本有净化能力的金线河变成了臭水沟，但承包河道的人个个都发了财。

三是能说会道的人。这类人衣着光鲜，上骗政府，下骗村民乃至亲戚父母，完全是不劳而获之徒。由于国家对农村的各项补贴，都是县级政府掌控的，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骗术，包括对官员行贿，竟然空手套白狼，争取到了200万的大沼气工程，可见政府的涉农补贴很多是没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见，当今农村勤劳致富已成过去式，许多农民被逼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留下了的所谓有头脑的人，将德道良心和生态环境都变成了商品，发了财。而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治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作者介绍】山东平邑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植物生态学报》副主编、联合国大学咨询专家。曾任UNESCO-MAB-China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等。最早提出自然恢复理论以及“畜南下、禽北上”战略构想;针对风沙源治理、食品安全、生物入侵、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等建议，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研究成果曾两度进入西方大学教科书，并被美国《科学》杂志长篇报道。2006年创建弘毅生态农场，坚持“六不用”经营农业，即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人工合成激素和转基因，并身体力行地在全国推广弘毅农业模式。

资料图片：2012年12月4日，有900多年历史的老村广东省杨箕村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遭遇拆迁，几栋老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准备规划重建的项目土地上。

《人民日报》日前报道说，随着中国

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加速，目前中

国正处于村庄大量消失的阶段，每天

消失近百村庄，等于每年有三万多个

村庄消失。

按照中国官方数据，1990年代，中国

大陆有大约四百万个自然村，一百八

十万个行政村。到2010年，全国行政

村单位只剩下94万，一半的行政村已

经消失。

中国《人民日报》曾经对湖北、安徽和云南的多个村庄进行了采访报道，反映出很多地方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幼儿和老人，村庄人口大量下降，当地政府采取“并村”措施，令村庄数量减少。

罗昌平（1980年12月27日——）男，历任《中国商报》首席记者，《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长于政经、财经领域的独立新闻调查，不断对社会热点事件、热点人物进行报道和评论。刘铁男因与情人徐某反目，遭举报；后被媒体人罗昌平实名举报而落马。在刘铁男的青岛住宅中搜查到日本、欧洲色情光碟330多张，色情杂志1200多本，占了书房四个书柜、书桌。

二年前，因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而闻名的媒体人罗昌平，最近在

微博上批评中国现状: 

外交停留在采购层面，

军队停留在家丁层面，

经济停留在廉价层面，

社会停留在原始层面，

信仰停留在金钱层面，

文化停留在献媚层面，

思想停留在愚民层面，

科技停留在山寨层面，

未来停留在做梦层面，

内政停留在镇压层面，

国际停留在撒钱层面。

                罗昌平的结论是:

               外面没有一个朋友，

                  9月30日下午，广西柳州柳城县17处发生爆炸

                            家里全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