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令人觸目驚心的現狀 

       2015-10-05  王君柏 (作者為江南大學法學院社會心理學副教授)

這是一篇鄉村觀察札記。作者暑期重訪桑梓，在湖南鄉村實地調研，對當下鄉村人口、生態、代際、風化、村治等進行了全面觀察。七十年前，費孝通先生提出了“鄉土重建”命題，今天這一歷史命題是否已然完成?作者看到的，是一個亟需重建的鄉村。

當然，中國農村是一頭“龐然大象”，這裡所看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條毛細血管，遠未達到盲人們實實在在抓住的一條腿一根尾巴的層次。也正因如此，作者希望能與摸到大象不同部位的人，交流一下各自感受到的溫度、形狀和氣味，以期拼湊出一頭完整大象的輪廓。

凋敝的中國農村

2015年7月下旬，我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後正好一周，天氣炎熱，每日不過在家閒坐打發時光。間有人來聊天，儘量把來訪者當成一個訪談對象，往往一談就是數小時;偶爾也到鄰居家坐坐，所到之處，都自覺當作一次調查，每日略作筆記。回無錫後，根據筆記，稍加整理如下，權作回鄉散記。

1、星散的人口

我的村莊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記憶里，這裡曾人口繁盛，百業興旺，老有所養，幼有所樂，雖然物質生活還是很艱苦，但因為剛剛實行責任制，大家都滿懷希望，認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煥發，做起事來勁頭十足，認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這次回家，在村子裡所感受到的，似乎並沒有這種充滿希望的朝氣，倒是處處顯出暮氣沉沉。雖然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並不強烈，尤其是展望未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多是不確定的陰霾。

在老人的幫助下，我們回憶起三十年前的人口狀況。1985年左右，剛分產到戶不久的時候，村子裡的人口一共是132人，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時感覺未來光明無限。(自然村所在的整個行政村人口將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裡有田地的來算，排除通過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穩定在城市生活下來的人，是126人;但長期居住在村子裡的，只有54人。而這54人中，基本以老幼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麼在村子裡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齡超過60歲，也就是說，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紀不合適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絕大部分都到了廣東、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餘的，有兩家在附近鎮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經是國家工作人員，徹底脫離了村子，但還是在村子裡有田地，享受國家的直接補貼;還有一家在河南穩定下來，從來沒有回過鄉，但似乎還是有回家的打算，因為村子裡集資拉自來水，這家還是參與了集資。(還有兩家是通過了高考的獨木橋，遠遠地在城市裡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們談不上有什麼希望所寄。老一輩，即使無可奈何，也是習慣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輩，不過是暫時寄托在這裡罷了，待到十五六歲，也就開始“東南飛”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於回家養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積蓄，蓋了個房子在村子裡;還有一部分，尤其是80後的一代，已經連回家養老的念頭都沒有了，利用幾代人的積蓄，在縣城甚至在自己的鎮上，買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還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鄉下，確實已經不是衣錦還鄉的去處了。

凋敝的農村，荒蕪的田地

2、即將荒蕪的土地

因為勞力限制，村莊裡的耕種方式，這些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是水田當旱地種。插秧割稻，沒有幾個勞力是難以完成的，請人幫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費，還不大容易請到合適的人，於是逐步都改為種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積不到十分之一。問及吃飯的問題，都說種一季水稻後，可以管吃兩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時候，就到鎮上買點來吃。顯然，人口的減少，吃飯問題已經更容易解決了。

二是旱地的種植方式，已經全靠除草劑和農藥了。過去都是犁地、鋤草，現在都不用了，但這樣連續多年種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質板結，種上的莊稼更容易發生自然死亡之類的疾病，產量大減。老人們都自我解嘲：這哪裡是種地啊。他們也深知這種方式不可持續，但沒有勞力，又有什麼辦法呢?

三是種上茶葉或者油茶。採取簡單的方法種旱地，也已經力不從心。就採取一種更省力的方法，種上茶葉或油茶，表示這田地還有主人，不可變為大家的牛馬場。至於茶葉今後的市場需求，甚至是否能夠把茶葉采出來，都沒有來得及考慮。與其說是種植經濟作物，不如說是因為種不了又不願意被他人占用，採取的一種暫時占田的辦法。

四是田地周圍的樹木開始吞噬農田。因為人口越來越少，加上現在飼養豬的方式就是吃飼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燒飯也都用上了沼氣，而建築用材也基本停止，因為蓋房子的高潮已經過去。於是，田地周圍的樹木肆意生長，農田往往成為一個個的林中小洞。結果是莊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種大小動物開始與人爭奪糧食，小則松鼠、鳥雀慢慢地侵占，大則有野豬成片地蹂躪。

目前，還有老一輩的村民苦苦支撐。往後的發展，基本可以斷定，年輕人不會種地了，自然和人爭奪田地的較量將會以自然的勝利而告終。當然，人退林進，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莊的衰落，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3、日漸凋零的老一輩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實行責任制初期的一代人，當時基本都是三十幾、四十幾歲，到如今，都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這一代人，早期經歷了大集體時代，辛苦操勞還無所獲、半飢半飽的過日子，子女眾多，更是艱難度日;後期經歷了改革與分田到戶的責任制，感覺自己的勞動回報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貪黑，為自己的那個富裕夢想而竭盡全力。所以，這一代人是最辛苦、最勤勞的一代人。

勞動慣了，也就成為一種習慣，成為一種生活。長期習慣的生活，是難以短時間內改變的。村子裡六七十多歲的老人，很少坐在家裡享福，只要有最後一點力氣，都是堅持勞作，認為白日閒過就是一種罪過。子女輩將孫輩留在家裡，爺爺奶奶輩再次充當一次父母輩，一把屎一把尿地帶兩三歲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兒園，來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擇寒暑，每天跑兩次。待到大一點，到鎮上上學，奶奶們又合租一個小房子，算是陪讀;並且，把孩子一送進學校，馬上去找各種副業來做，只要能夠賺幾個錢，什麼都願意做。村子裡的莊稼，也就是這些老人們種出來的，單獨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種上二十斤玉米種的玉米，也並不是什麼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連三地這一輩人開始凋零。大多都是勞動到最後，也就撒手西去;長期臥床的，少有，大概對於勤勞的人們來說，不能勞動了，也就自認為走到了頭，甚至對住醫院都持排斥的態度，認為是浪費了錢;更有少數老人，因為沒有子女照顧，或者照顧質量太差，乾脆自我做了了斷!誰說農民不理性呢?城市裡的人，還為了最後延續幾天生命，不惜高昂的醫療費，往往也只能維持一種質量很差的生命。但鄉村老人的這種理性，卻還是讓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雖然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說是不得已的選擇，但作為旁觀者，還是為他們惋惜。一座座新墳的出現，直觀見證了一代人成為過去，他們在此勞碌了一輩子，最終發現後繼無人;自己辛勤開墾出來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樹木逐漸吞噬;他們心中的理想家園，不再是後輩們眷顧的處所。甚至有的墳頭，也難得有人來燒一柱香了。

4、即將返鄉的第一代打工者

與村子裡一位四十六歲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訴我：今年過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過一陣後，發現還是難得找到錢，於是又勉強出去找事做。還是去深圳，但是發現工作不好找，年紀漸長，技術有限，於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資還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熱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說不想再出去了。

這是一個處於臨界狀態的人，正在回家還是繼續打工之間徘徊，兩邊都感覺是雞肋，都沒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實，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終結局，年輕時候的精力與聰明才智已經奉獻給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樣，被城市咀嚼過一遍後，汁水留在了城市，這個“渣滓”，最終難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還得回到生養他的這片土地上來。他們目前的年齡，大約在四十到五十五歲之間，因為這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大學教育還是精英教育，按照現在的大學入學水準，他們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學的。所以，這些人中，並不乏一些具有聰明才智的人，但時代弄人，他們並未獲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

為此，大部分都還是做了些準備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點積蓄，差不多都回鄉蓋了個房子，雖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磚直接搭成，沒有鋼筋，沒有柱子，但只要不發生地震之類的地質災害，這樣的房子大概還是可以住上幾十年的。田地雖不少，但對這一輩人已經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地就吩咐家裡的老人幫助種上了茶葉之類的經濟作物，意思是回家後也不打算插秧種玉米了。他們的上一輩，把田地視為珍寶，甚至不惜與鄰人大動干戈。到他們這一輩，只把田地當雞肋，他們的下一輩，更是沒把眼睛往這裡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輩已經凋謝，這一輩回歸鄉村，對種田缺乏激情，下一輩不會做回歸打算，將是一副什麼樣的鄉村景象?或許還是像現在一樣，又帶着他們的孫輩，繼續艱苦討生活?沒有了那份忍受艱苦的耐力，他們的子女輩能夠贍養他們?從當前的趨勢來看，是做不到的。因為教育的缺失，不願意回歸的這一代人其實也很難在城市立足，從在鎮上買廉租房的這些年輕人身上，看不到他們撫養自己子女和贍養自己父母的能力。

5、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們總是宗教式地把希望寄托在後輩身上，對於已經開始陸續外出打工的年輕一代，是否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實這取決於他們的教育狀況與自己的精神狀態，當然還有大環境的機遇。從村子裡的一些小青年來看(九十年代及其後出生)，雖然情形有差異，但總體而言，前途似乎並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帶大，隔代教育，雖然物質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證，但學業多荒疏。爺爺輩與學校基本沒有聯繫，更談不上家庭與學校的有機配合了，於是多數初中不能畢業，少數初中畢業者只能進職業技術學校。而作為山村的孩子，一進縣城，儼然一個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與外在打工的父母聯繫，索取生活費，手腳也開始大了起來。當越來越不能滿足其鋪張的生活時，就輟學了事，或者到處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勞精神不再。如果說第一代打工者還有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經難以發現這些良好的品質。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傻，畢竟，他們並未經歷他們父輩曾經經歷過的苦日子。但他們的教育與閱歷，決定了並不能輕鬆賺錢，開支與收入相抵，並不能有所積累。又對鄉下的生活橫豎不習慣，鐵定了心不再回到鄉下種地，事實上也已經全然沒了種地的經驗，於是以談朋友、結婚為名，裹脅父母甚至爺爺輩傾其積蓄，在鎮上甚至縣城買得一套小房子，以為這樣就成了城裡人。將鄉村僅有的一點資源，悉數灌溉了城市建設，自己沒有經濟來源，住上樓以後，將何以為生?

他們是徘徊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不穩定群體。如果說第一代打工者最終將回歸鄉村，那麼第二代打工者將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鄉村的一代。雖然這一代也會分化，積極的會漸漸融入城市，消極的會退回鄉村，但主流還是徘徊於城鄉之間，他們是一個不穩定的群體。從村子裡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輾轉開店而終無所成。而這些混混和失敗者的代價，都需要鄉村來承擔。直接地說，外面無以為生，還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爺爺輩哭窮求助;間接地說，這些在鎮上遊手好閒，或者開店跑車的人，還是從鄉下父老的口袋中賺錢，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採取欺詐哄騙的方式，榨取鄉下老實人的那點勞動果實。親眼見過有小青年冒充即將上大學的學生，兜售蜂蜜，一瓶不過40元的蜂蜜，硬是賣到150元。各種偽劣產品的下鄉，也是這些人子弟回報鄉里的結果。

總的趨勢是，人口回流將越來越少，費孝通主張的落葉歸根的良性循環的鄉村，始終不可得。少數優秀分子通過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復返，年輕一代雖難以進城，還是勉強賴在城市，不願返鄉。鄉村發展後繼無人，沒有人的鄉村只有衰敗，只有重新回歸自然。

6、良風美俗的損蝕

在傳統鄉村社會，人口幾乎沒有流動性，人們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形成了費孝通先生所講的鄉土社會。雖然物質不夠豐富，但社會有序，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雖然也起干戈，但絕大多數時候都處於運轉良好的狀態。畢竟，在一個熟人的社會裡，壞人並沒有多少便宜可得，名聲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見。在此平衡中，良風美俗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使鄉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們的生活富有意義，對未來心中有數。但當前的農村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的良風美俗若不是還有一些古樸的老人支撐，可能就已經蕩滌乾淨了。

孝道堪憂。一天與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談及子女們的孝順，她不禁潸然淚下，一口氣講了很多：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種了又收，得到幾千斤玉米，又買飼料和了玉米一起餵豬，一年還掙個萬多塊錢，我把錢都存在女兒那裡，她用我的錢都還了債，但說今後會都給我的。大兒子回來後，從不給我什麼，雖然名義上是他負責贍養我，一回來倒是逼問我的錢哪裡去了，動不動就要找我借錢，也給他借了些，可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認為我偏了心，把錢都給了他弟弟妹妹。媳婦總是吵，回家就到處找。是啊，他們應該有錢，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機械就花了多少萬，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錢，再就是背臘肉出去吃。在農村，老一輩和他們的下一輩之間，確實有着空間上的隔離，要盡孝道，基本談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歲了。

能夠相忘於江湖，對於老人來說，也並不是什麼難事，可惜的是，子女輩還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點點財產，總認為自己從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問自己為老人做了什麼。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願意老人一起居住，認為不乾淨，在屋旁另築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棲身之所。老人偶爾到正房裡走走，還引得媳婦的大罵，甚至拳腳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腳印在家裡。參加村子的喪禮，見子女在棺材前後，並無戚容，只是當作一個尋常事來辦罷了。

據網友爆料，回邯鄲農村老家發現，色情表演在農村泛濫成災，

大多數葬禮都請來脫衣舞女郎“助興”，讓現場的觀眾哭笑不得，

主持人播放完哀樂後，立馬就請來 ...

兩性關係混亂。過去的鄉土社會，男女有別，夫妻之間雖然沒有多少浪漫的愛情可言，但相敬如賓，互相有底線，倒是很平常的。但現在的村子裡，從談話中可以知道，中青年們，男女之間的關係已經很混亂。中年男女，因為人口流動關係，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經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雖然有鄉村人言之畏，還是不願意難為自己，兩兩湊對的不在少數。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婦女，還把那有限的殘山剩水當作資源，使得一些男人們圍繞着團團轉。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鄉土社會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隨便。而小青年們，自小因為父母外出，教育失調，在兩性關係上亦難健全，於是有十六七歲就私奔，過幾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來的;有十六七歲就開始墮胎，甚至三番五次而無休止的，而男人則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劇變遷中，平靜的鄉村應對失措，不免陣腳有些亂，這苦果，也得他們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講的兩性關係的問題，嚴重影響了婚姻質量，或許，也是互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當前金錢為上潮流的影響，眼睛中金錢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於城市五光十色、變幻莫測的環境中，更模糊了男女們的視線。村子裡好幾個小孩，都是還不足一歲時，媽媽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貧困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媽媽，都是他們的爸爸在外打工時，一時認識的外地女孩。而現在，他們的爸爸又已經給他們換了幾屆媽媽。

7、現代化之樹也結有苦果

現代化給人們帶來了很多的便利，改進了人們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東南沿海，現代科學技術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之深，無論怎樣形容都是不過分的。在大陸山村，人們的知識文化水平沒有跟上科學技術進步的節奏，在適應現代化的過程中，難免進退失據。在村子裡，我們看到現代化對他們的很多負面影響，小小一個村子，就嘗遍了現代化的很多苦果。(鑑於現代化的正面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在此不表。筆者並非認為現代化只有其負面後果。)

垃圾處理難。隨着大量的塑料產品、玻璃產品等的出現，以往那種自然循環的生活垃圾處理方式已經難以奏效，在循環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無法消解的多餘之物。如大量洗潔劑、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環境;各種農藥瓶、酒瓶、飲料瓶，連同其它一些無法自然分解的東西，都扔到自然環境中去。在家家戶戶的周圍不遠處，都有相對集中丟棄這些東西的地方，但在山區，地勢有高低，這個丟棄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響之大，顯而易見。其它垃圾也開始集中出現，如隨着養殖業的擴大，甚至個別的規模化，產生大量的動物排泄物，未經處理，直接排向自然，嚴重影響周邊地區的水源。村子裡的一個養殖戶，就已經污染了地勢偏低的旁邊一個村落的水源，為此官司連連，上下不寧。

交通事故頻發。因為是山區的村子，地勢坡度大，而馬路又是村民自己設計、自己動手修建的簡易馬路，路面差、彎度急，加上在農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輪摩托車，經過隨意的改裝，也就開始既當貨車，又當客車，駕駛者又無資格限定，誰高興都可以買一個上路跑。在這麼一個小小的村子裡，五年之內，發生交通事故無數，其中就有三起嚴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車去鎮上，半路翻車，當場身亡;一起是一村民開車去賣茶葉，翻車，當場車廢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開車上路，車子衝下懸崖，當場死了剛結婚的兒子，媳婦重傷，腹中快臨產的嬰兒流產，自己重傷，雖然醫治過來，但徹底喪失勞動能力。過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難以適應需要了，但機械給人帶來方便的時候，附加這樣高的風險，並且讓農民自己承擔，對村子的傷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精神健康問題。小小的村子裡，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婦女出現嚴重的精神疾病(因為未見其本人，不明白具體是哪類精神疾病，但從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與情感有關。如一個時刻懷疑有別的婦女勾引她丈夫，動輒對別的婦女大罵，甚至舞刀弄棒，構成很大的安全隱患;還有兩個是無端地發怒，與周圍的人發生衝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極為健康的。因為精神出現問題，長期需要到醫院治療，還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僅沒賺到錢，還因此而致貧。而這三位只是其中最嚴重的罷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農民才認為是個問題，為了儘量多掙錢，是不會考慮人際的誤會不誤會、心情愉快不愉快的。從一個寧靜而與世無爭的環境中，突然置身於一個變幻莫測、不講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適應的，他們的喜怒哀樂，又有誰會去關心呢?聯想到我們在城市調查中所看到的，農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住宿條件惡劣，社會交往基本沒有，甚至夫妻異地、親子遠隔，如此日積月累，年復一年，怎能保證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們從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貧困，甚至連村子裡的人，都僅僅將她們視為瘋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裡人在享受輕車廣廈時，可能也不會想到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為了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卻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事實上，她們也只能是“歸來淚滿巾”了。

商業化、貨幣化滲透每個角落。過去的換工互助，現在成為直接支付工資的僱傭，按天收費，一點不含糊;過去走親訪友，帶點禮品，或者自己親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選，現在一律直接給鈔票，並且已經成為人情的一種。不僅過去輕鬆的親朋聚會之樂少了，反成一種負擔，各自要在心裡記住欠誰多少，或者誰欠我多少;在土葬習俗未改的情況下，過去周圍的人一齊到場，輕輕鬆鬆地就組成了抬柩隊伍，現在總擔心是否能夠把個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職業化的抬柩人員已經出現，給錢辦事，買賣而已。當一切都貨幣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與社區認同。

傳統手藝的消失。農村過去在應付物質匱乏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的技藝，這些技藝既是對物質的極大節約，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藝術品。但在工業產品充斥的時代，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瀕臨消失。過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樸實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鐵釘膠水的桌椅，別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漸漸被一些縣城周圍的所謂農莊搜集去了，為的是給食客們看一看，意思是已經進入博物館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無法自然化解的鐵質、塑料製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塊大的地面磚作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過去紅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廚帶領一幫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飯菜，雖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卻色香味俱全，規規整整44的十六碗擺放方式，現在卻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學城裡，圓桌、淺碟加酒精爐，菜品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雞蛋徑直當作一道菜的。曾經被托尼稱之為中國寶貴財富的民間手工藝，從此似乎走到了盡頭，以粗俗代替精緻，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倒退呢?我們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權，叫囂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卻忘了最基層的傳統文化正在自我毀滅。

除了凋敝，農村還剩下了什麼？

8、基層是否還有行政?

按照當前的行政體系，村民委員會是村民的自治組織，不算一級行政單位，但事實上又存在一個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幾個自然村被合併到一個行政村里，有什麼對上和對下的事務，還是以行政村為單位進行組織。那麼在當前，我們的村莊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兩者如何銜接?國家的政策，最終如何落實到村民中去，行政的這最後毛細血管是否暢通?

象徵性的自治與行政：從村子裡了解到的情況是，村委的自治作用僅僅體現在村民之間有糾紛產生時，可能會找村委的人來評個理，但因為村委的人與不同村民之間的關係遠近不一致，村委在裁決時，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現象。即使公平裁決，當事各方往往也認為存在偏袒，對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於關係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達成糾紛雙方都認可的方案。所以，事實上所起的調節作用還是有限，其結果是，村委一般也不大情願出面調解糾紛。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單的確定之類的事情了，可以說基本無行政可言，與多年前需要催繳農業稅、上繳提留款的時候大不一樣了。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幾個成員之間，居然也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尤其是書記與村主任之間，各成一派，凡是對方擁護的，我就反對，勢同水火，全然無視村民本身的迫切訴求。書記以其母系、父系親屬都是本村居民，親屬範圍較廣，所占勢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親屬範圍較廣的優勢，得以獲得這一位置。所以雖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許小利，都分裂為兩個陣營，互相過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條通往一個自然村的簡易馬路時，因為工程是由村主任牽頭，書記一系就出現了釘子戶，路不能通過，最終以大打出手、強行通過而告終。在鄉村，家族與村務之間，難免會出現這種不愉快的衝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為務，確實是一個大的問題。

漠視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徵性的行政導致村民的自生自滅。僅就道路而言，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由國家組織修路，有一條路從村中穿過，但各自然村一直沒有擺脫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紀初，各村的老一輩村民哀嘆再也背不動、挑不動了，自發組織修個簡易公路，男女老幼齊上陣，以一個冬季之功，勉強修通簡易路，但在山區雨水沖刷下，總是路難行，大卡車進不去，小三輪摩托車總是跳跳蹦蹦地跋涉。而這一自發工程，沒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協助。在全國鄉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過打水泥路而領取相應的資金的，可還是沒有人牽頭。當然，村委的成員都住在過去修的馬路邊上，並無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與民爭利：如果僅僅是讓村民自生自滅，也許還算一種無為而治，但現實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僅有的權力，還有與民爭利之勢。比如該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個自然村旁邊的河裡開闢砂場，就動員該自然村集資打水泥路，即在原來的簡易路的基礎上鋪上一層水泥。動員大家出工、出力、出資，對富裕一點的幾戶人家，採取拉贊助、借貸等各種方式，讓其把僅有的一點積蓄傾囊給他支配。最終的結果，是他個人通往河邊的簡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從主公路出發的地方，象徵性打了幾百米。村民最初以為是村委為民辦事，最後明白目的在砂場，該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讓去河邊拉沙的卡車按車收錢，很快自己的大樓房就建起來了。

村級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時代的同學，年富力強，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畢業，曾經有一段時間可能也被哪個方面看中，入了黨，在村委幹了兩年，但最終還是廣東打工去了。問其原委，說只能打雜幫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雙方都沒有什麼親屬，這就是沒有群眾基礎吧?而小村裡的另外一個四十歲的村民，為人正派，樂於幫助鄰里，口碑不錯，自己勤儉持家，日子過得也紅火，聽說最近正在入黨。村子裡有各種說法，說他可能會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為行政村的書記之類，而這人的“群眾基礎”，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經歷來看，其實也未必能夠如願。在各自為家、無人思考村子整體發展的情況下，村子就是一盤散沙，散沙中難以產生真正的村民領袖。

中國農村社會的衰變始於清末，百餘年過去了，這一趨勢並未得到遏止。那麼，今日的衰敗是否出現了新的特徵呢？20世紀30年代，在鄉土中國日益分崩之際，“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先生曾試圖運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國農村。那麼，今天是否還存在儒學“下鄉”的可能？

9、鄉土是否還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費孝通先生就提出了鄉土重建的問題，認為在當時，鄉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沖刷，一切資源都被開礦似地挖起運走了，鄉村衰敗，不可持續。其實，鄉村真正的衰敗，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顯露無遺。今日的鄉村，才真正衰敗而需要重建，但仔細思考，我們的鄉土是否還可以重建呢?

城鄉共生應該是基本方向。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至少國內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市場，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園風格，是難以做到的。發展中，城鄉關繫到底是相輔相成，還是犧牲鄉村而繁榮城市，在費孝通早年就一再討論過。他的結論是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是犧牲鄉村而繁榮城市，並且這樣最終導致鄉村的衰敗、潰爛，以致城市的繁榮終將走不遠。通過我們自己在鄉下的見聞，通過一些專門研究農村問題的專家言論，我們知道，鄉村的衰敗確實是一個趨勢，並且越來越嚴重。而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鄉村的各種資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而向農村反饋的，雖然有，但遠遠不及流出的多，長此以往，就導致了犧牲鄉村以繁榮城市的格局。雖然我們可以通過發展工業，利用外匯購買國外的農產品，並且這個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但作為一個人口大國，農產品的自給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鄉村的發展，似乎不能任其衰敗下去。現在的村民，糧食不夠，還可以到市場上買點來補充，但一任發展下去，將來還能以能接受的價格買到嗎?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終都城市化了，不考慮鄉村的榮枯，也需要鄉村的人口都能夠在城市很好地適應下來，穩定下來，不致於像拉各斯那樣，農民湧向城市，形成一個巨大的貧民窟，社會問題更加突出。而我們當前的趨勢，確實有大量的人口尷尬地處於城鄉之間。所以，城鄉發展的相輔相成，城鄉的共生，應該還是發展的基本方向。

城鄉共生要求資源的循環是平衡的。資源一方面是物質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這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但這多少還是有一些主動性的。而我們現在，年輕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種選擇，因為只有到城市才能賺到點錢。從這個意義上看，還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優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導致城鄉之間失去平衡，而物質資源是隨人口而流動的，於是出現了物質追隨人口而去的趨勢。不是有很多的農民，千辛萬苦培養一個大學生，結果孩子大學畢業了，留在了城市，還需要父母省吃儉用，湊錢幫助買房子嗎?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鎮上或縣城也要買個劣質的廉租房嗎?這就是人與物一併流向了城市，正應了費孝通那句話，“鄉間把子弟送了出來受教育，結果連人都收不回”。不僅大學生不會再回來，就是目前在鄉村教書的教師、鄉村醫生，也想盡辦法到縣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這樣的洪水沖刷下，鄉村的田野能不越來越貧瘠嗎?

重視地方是留住鄉村人才的關鍵。演變到今天這個局面，似乎都是市場的作用。確實，不能否認市場在配置資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認其合理性。但我們應該看到，我們從正式體制到一般社會心理，都只強調中樞的作用。從區域發展來說，城市分為各個不同的層次，從一線到三線四線，最後無足輕重的就是鄉村了。反過來，人口也就向高層次城市流動，在小城市都不夠氣壯，更遑論鄉村了。直白地說，就是鄉村沒有機會，沒有地位，沒有希望，而這不僅僅是市場決定的。雖然用人為干預的方式來挽救鄉村，未必是很好的辦法，但改變我們對地方的不重視，恢復到城鄉並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犧牲鄉村以繁榮城市，將是必要的。這就要求鄉村醫生、教師乃至一切鄉村人口，都有機會在本地獲得一個受人尊重的、體面的生活。而機會來自製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讓人才願意下基層;一方面，要有一種機制，讓在大城市裡工作的優秀人才，有機會為家鄉做貢獻，有些地方的鄉賢委員會的組織，是值得借鑑的。只有人們將眼光盯在地方，從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鎮上、縣城、省城、北上廣等)才能得到認可，人才的分布才會趨於相對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來代表地方。在資源不是單向向城市流動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來代表地方，使地方事業能夠有所推進。其實，在當前的農村，最需要各種合作，很多事業都需要具備知識和經驗的人士來推動，比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等，若照當前這樣下去，將越來越糟糕。當然，自上而下的重視，物質資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近日媒體報道的山西近萬名機關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的事，也充分說明基層缺乏組織力，運轉不靈了。但自上而下的關照，畢竟還是一種外來力量，只有充分發揮本地的積極性，才能真正走出衰敗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難以準確獲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卻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需求。

當老百姓認識到是為自己而奮鬥時，往往都是很積極的，凝聚力是很強的。作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於挖掘、配合這種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話，充分尊重民意。

中國社會調查：多被視作正常合理

平靜與慘烈的農村老人的自殺

有不少老人，因為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懸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戶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吊死。有兩位山西的老人，兒子不給飯吃，還屢遭媳婦打罵，頭朝下扎進家裡的水窖中。〝這些都是有必死的決心的。〞劉燕舞分析道。他還記得有人跟他介紹說，一位老人要自殺，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個坑，躺在裡面邊喝藥邊扒土。

農村老人自殺率升高背後的“代際剝削”

                           2015-09-13 

中國社會調查：富裕喧囂中的中國，農村老人自殺的平靜與慘烈

《中國青年報》的《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專案主持人劉燕舞，六年來走進湖北、山東、江蘇、山西、河南、貴州等八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進行調研，具有最大的真實可信度，但看完後讓人震驚，讓人心碎!這是給那些中國富裕喧囂者的最沉重的一擊!

林木文沐浴之後，換上一身乾淨的衣服。這個69歲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間，一邊在火盆里為自己燒紙錢，一邊喝下半瓶農藥。紙錢燒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開始計劃自殺了。〞劉燕舞后來聽說。待人們發現時，林木文已經沒有了呼吸。在這個距湖北武漢不到100公里的村莊裡，村民猜測老人自殺的原因是與兒媳婦失和。〝他怕將來死了，孩子連紙錢都不給買。〞一名村民對劉燕舞說，〝這樣死，還‘體面’些。〞

那是2008年，劉燕舞所在的研究團隊在湖北省京山縣進行田野調查。當問到村莊裡有沒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時，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們這裡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這也成為劉燕舞研究農村老人自殺現象的開端。6年來，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劉燕舞走進湖北、山東、江蘇、山西、河南、貴州等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他發現，林木文的悲劇不是個案，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他用駐村400多天的調查資料，畫出了一條〝農村老年人自殺率〞的曲線：從1990年開始，中國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大幅上升，並保持在高位。

比起親兒子，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並沒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輩子的村莊激起多少波瀾。甚至，老人曾當過村支部書記的兒子，也沒有像劉燕舞以為的那樣責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總是要與活人過的，難道還與死人過日子不成?〞

劉燕舞說，自殺在當地被視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們覺得犯不着議論並得罪他的兒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僅是普通村民，鄉村醫生對待自殺的態度往往和村民一樣，〝將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別是當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過〞，選擇自殺，鄉村醫生〝都不覺得這是自殺〞。

這讓劉燕舞一行人震驚不已。〝越是平靜，越是讓人不寒而慄。〞劉燕舞的師兄楊華告訴記者。他們剛開始訪談老人自殺案例時，往往氣憤得不行。一次訪談一個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婦吵架自殺身亡。學生們參加了老人的葬禮，眼睛死死盯着談笑風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這群年輕人看得開。〝我們這兒的老人都有三個兒子。〞一個柴姓老人樂呵呵地告訴滿是疑惑的劉燕舞，〝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這三個兒子最可靠。〞

實際上，老柴還有兩個讓他〝引以為傲〞的兒子。大兒子在鎮上工作，小兒子在外打工，一個在鎮上有樓房，一個在村里蓋了樓房。但是7年來，老柴一直和腿腳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傾斜得隨時可能坍塌的土坯房裡。

與劉燕舞一起調研的，還有另外40來個師生，他們分成10個小隊，駐紮在湖北京山縣10個不同的村子裡。他們都是來自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博士生。

在京山調查的半個月裡，有村子又發生3起老人自殺事件。經統計，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於自殺的比率高得驚人，〝至少30%，還是保守估計〞。

劉燕舞慢慢發現，林木文的死，並不算嚴重或者慘烈。在過去6年的調研里，他聽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像〞。

有不少老人，因為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懸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戶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吊死。有兩位山西的老人，兒子不給飯吃，還屢遭媳婦打罵，頭朝下扎進家裡的水窖中。〝這些都是有必死的決心的。〞劉燕舞分析道。他還記得有人跟他介紹說，一位老人要自殺，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個坑，躺在裡面邊喝藥邊扒土。

這樣的案例接觸多了，劉燕舞不禁嘆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講，但都悲慘到難以想像。〞這個臉被曬黑的青年學者說，〝有時候會有股想逃離的感覺，就覺得這個世界不屬於我。〞

在農村老人尋死的故事裡發現〝他殺〞的影子

更讓劉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農村老人尋死的故事裡，發現〝他殺〞的影子。

楊華了解到，有一對老年夫婦，同時喝農藥自盡。老太太當場死亡，老爺子沒死，但家屬並不送到醫院。第二天家裡人給老太太辦喪事，就讓老頭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頭命斃，就着為老太太辦喪事的靈棚，立馬又為老頭辦了喪事。

還有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這個兒子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後自殺，兒子趕在一周內辦完喪事，回城繼續打工。

〝現代性講究市場理性，講究競爭，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劉燕舞解釋道，當農民之間，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間都開始按市場的思維方式處理關係，人們開始算賬。

不少人跟劉燕舞講過給老人治病的賬：假如花3萬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農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個七八年，就也不太虧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幾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裡，這筆賬的演算法也是成立的。〝農村自殺的老人中，有超過一半帶有‘利他’性質。〞楊華將農村自殺老人分為四種類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們傾向於為子女着想。

老人上吊自殺的示意圖

〝這些老人不想變成子女的累贅。〞楊華說，〝自殺的後果也將給子女帶來收益。〞甚至，他們即便自殺還處處為子女着想。他們有的不會在家裡自殺，而是選擇荒坡、河溝，幫子女避嫌;或者與子女爭吵後不自殺，待到關係平靜後才自殺;還有兩個老人都想自殺，也不會選擇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殺，而要錯開時間，以免對子女家庭產生不好影響。

劉燕舞認為，如果不到萬不得已，老人都不會輕易選擇自殺。〝一些老人說，甯在世上挨，不往土裡埋。所謂‘利他’的表像背後，實質上更多的是絕望。〞

劉燕舞的老師、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將這種已然形成的〝自殺秩序〞歸因為〝代際剝削〞：自殺的老人們年輕時〝死奔〞(幹活干到死)，給孩子蓋房、娶媳婦、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務〞，喪失勞動能力，無論是物質或情感上，得到的回饋卻少得可憐。

〝被榨乾所有價值後，老人就變得好像一無是處，只能等死。〞賀雪峰說。

在〝代際剝削〞大行其道的地區，與之伴隨的，是農村老年人自殺潮的出現。特別是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尤為突出明顯。

劉燕舞將這種自殺潮的出現稱為病態。〝2000年以後，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升高特別快，且水準極高。〞劉燕舞不無憂慮地說，〝用‘極為嚴峻’來判斷這一形勢並不為過。〞

劉燕舞認為，在病態的自殺潮背後，更多的是經濟高度分化後，給中年人帶來的集體焦慮，那就是他們如何在市場社會中輕裝上陣，參與激烈的社會競爭並勝出，無疑，作為比他們更加弱勢的老人，就成了他們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負擔都這麼重，我哪能顧得了老的?〞一些訪談農民直白地告訴劉燕舞。

隨着中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劉燕舞有3個月在農民家中做田野調查。據賀雪峰介紹，整個中心每年的調研時間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個人在鄉村做訪談〞。

〝我在全國跑的感覺是，隨着現代性的侵入，傳統性的沒落，各地農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近，只是嚴重程度不同。〞劉燕舞說。

與他們的調查一同跑步前進的，還有中國的老齡化水準。截至去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億，占總人口的14.9%。這一比例明顯高於10%的聯合國傳統老齡社會標準。去年全國老齡委預計，未來20年中國將進入老齡化高峰。

這意味着中國僅老年人口數，就相當於印尼的總人口數，已超過了巴西、俄羅斯、日本。其中，80歲以上高齡老人以每年100萬人的速度遞增，去年已達到2300萬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繼續增加，從2012年的3600萬人增長到2013年的3750萬人。

而據劉燕舞介紹，在農村自殺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歲以上年齡段。〝隨着中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許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農民，已經開始為自己的明天做籌算。他們在完成〝人生任務〞的同時，不再指望養兒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積蓄購買商業保險。在法治意識較強的東部地區，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訴子女應盡贍養義務。

據劉燕舞統計，農村老人自殺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難，其次是擺脫疾病的痛苦，兩者合計占直接死因的60%，之後是情感問題。〝換句話說，要減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決三個問題：不餓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事實上，多數自殺身亡的老年人，其實是不想死的。〞劉燕舞還記得2011年冬天去應城農村做訪談的情景。在他去的頭一年，離他住處不遠的一戶人家，照料着一位癱瘓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們商量，給老人斷水、斷糧，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過年家裡來客人，屋裡臭烘烘的〞。

這是個倔強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罵，抓起糞便在屋裡到處亂扔。一直堅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後一口氣。

人性人倫的喪盡，是促使農村老人自殺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那些中青年農民用各種藉口逃避養老的義務，更不用說巴不得年老父母早早自殺，甚至變相迫使他們自殺，就是有力證明。

這種人性人倫的沉論，仍然跟現體制現價值觀對中華傳統美德的批判破壞有關，跟它本身的反人性反人倫的道德價值觀有關。而這種價值觀歸根結底既毀了個人，也毀了集體和國家，唯一肥了的就是極少數特權統治階層。

蔣高明：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

這10年的生態農業實踐中，中國農村的污染問題不但沒有改觀，反而越來越嚴重。由於普遍採取了違背自然規律的生產模式，同時城市垃圾大量進入農村，發達地區淘汰的產業在落後農村落地，因此，農村中出現了多種污染。

                           2015-09-08 

自2005年以來，身為中國科學院博士生導師的我，帶領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鄉山東省平邑縣卞橋鎮蔣家莊進行生態農業實踐，承包了約40畝低產田，辦了一個生態農場。我們目睹了中國農村的很多變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這10年的生態農業實踐中，中國農村的污染問題不但沒有改觀，反而越來越嚴重。由於普遍採取了違背自然規律的生產模式，同時城市垃圾大量進入農村，發達地區淘汰的產業在落後農村落地，因此，農村中出現了多種污染。本文章所反應的問題，是我們通過調查發現的真實現狀。

老少齊上陣。不分白天黑夜趕在田黃礦區封閉之前掠奪性的開採，然而真正挖到田黃石的又有幾個人呢？好好的一塊地弄的千瘡百孔，看了讓人心寒。

調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2015年7月，山東幾省連遇高溫，部分城市達到40度。在這樣高溫天氣下，一些化工廠、養殖場散發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態農場西北角，兩年前出現了一個非法養殖場，屬於工廠化養鴨，鴨子從蛋殼出來到長大25天即可以出籠。在其上游就有一個規模化的屠鴨廠。屠宰後的鴨子進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費者吃掉了。經濟發達的地方，為轉移污染，將工廠化養殖場和屠宰廠轉移到了經濟相對落後的沂蒙山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裡恰好位處水源地上游，這裡的污水與生產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們的餐桌。

臭氣來自養鴨場的鴨子糞便，平時氣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溫，臭氣濃度增加幾倍，臭氣熏天。儘管政府規定畜禽糞便要乾濕分離，不准沖洗，但這些黑心養鴨場不管不顧，照樣用水沖，不僅嚴重污染了周圍河流，在沖洗過程中還添加了大量火鹼，這樣的鴨糞不僅不能肥地，還會燒死莊稼。

之所以25天鴨子就能夠出籠，得益於大量使用飼料添加劑，各種重金屬、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飼料裡面，讓鴨子異速增長。不要說這樣的鴨肉存在嚴重的質量安全問題，就連糞便都存在嚴重的環境污染，長期在鴨場工作的農民也有健康隱患。

最近臨沂市在鐵腕治污，希望藉此春風，對於存在偏遠農村的嚴重違背自然規律、嚴重污染生態環境的養殖場予以清理，早日還沂蒙山人民久違多年的綠水青山。

調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們在農村調研，發現買水喝的農民越來越多了。最早發現農民買水喝是2013年過年前後，今年村民發現買水喝已成為普遍現象。沿沂蒙山金線河兩岸的十幾個村莊，當年都是到河邊沙灘取水喝，或者每個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淺層地下水。如今，河裡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現在井水也不能喝了，連鎮上供應的自來水也幾乎不能喝了。

有條件的家庭花錢打深水井，打井變成一個產業。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業尤其屠宰業、工廠化養殖業造成的，河水已嚴重污染，成了劣五類水;淺層地下水不能喝是農業污染惹的禍，農民為圖省事，減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劑等農藥，最終導致了賴以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錢的農民，今天嘗到了花錢買水喝的苦頭——那水是要天天買、頓頓買的啊。

水是從山上買的，村莊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於植被覆蓋好，少農田，所產生的水乾淨還有一絲絲的甜味。然而，幾年前我去考察，發現那裡的水源也面臨着污染隱患。由於遊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種農家樂餐館，餐飲業的廢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農民向環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農藥?一般一畝地三四百斤化肥，兩三斤農藥，這些化學物質，能夠被利用莊稼或保護莊稼的，占10%～30%，也就是說大量化學物質是用來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達70%～90%。大量化肥、除草劑等農藥、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嚴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帶動了農藥化肥產業興旺。政府在源頭補貼化肥、農藥、農膜等，以至於這些化學物質非常便宜，使用起來連農民都不心疼——農民除一畝雜草，除草劑的費用僅為2.1元!

調查之三：害蟲越殺越多

進入7月，調查區平邑縣卞橋鎮石橋、南安靖、卞橋、西荊埠、黃埔莊等幾個村子的農民開始忙碌起來。農田裡爆發了一種鑽心蟲，專門啃食玉米芯，即頂端的幼葉，吃完後就鑽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難以治理，農民恨之入骨。

農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農藥，加上播種期用農藥拌種，使用農藥四五次屬於正常，如果種植果樹，每年打藥的次數高達20多次。

現在的農田充滿了殺機，害蟲幾乎都是經過農藥洗禮的，農藥越用越多，而害蟲似乎也越戰越勇，在過去一百多年的人蟲大戰中，化學對抗的勝者似乎是害蟲而不是人類——醫院裡癌症病人越來越多，而害蟲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長。

害蟲在農藥脅迫下，會出現進化，這個進化是在農藥誘導下產生的。據說有些害蟲泡在農藥原液里也毒不死。這類害蟲進化出來了一層隔離液態的蠟質毛。如果有人研究農藥誘導的害蟲進化機理，應當有很好的科學發現。農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繼續有成噸的農藥傾倒在農田裡。

有些蟲害是農藥商和農藥販子人為製造出來的恐慌，為了嚇唬農民，其目的是兜售其農藥，他們不關心農民是否治住了害蟲，他們關心的是農藥的銷售量。

當農田出現的害蟲的時候，僅僅是每畝出現2～3頭害蟲的時候，植保專家就建議農民噴灑農藥，還推薦他們使用哪一種農藥。如果不打，農民們經常聽到的是下面的話：

你不打農藥嗎?不打莊稼都毀了。

一些政府官員也成了農藥商的傳話筒：“不打農藥，產量會減少70%，甚至會絕產。”

現在農藥的名稱越來越奇怪，如“一步絕”、“一月無蟲”等，既充滿了對害蟲咬牙切齒的恨，又充滿了對農民的誘惑——不怕你不來買。

調查之四：河流變成臭水溝

山東省平邑縣卞橋鎮蔣家莊村的東面有一條小河，叫金線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較大的河流，從江蘇入海。在沒有自來水的年代，沿河十幾個村莊的村民就是靠這條小河生活，無論是地表水還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進行水處理。這條河至今也是臨沂市以及沿線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進行各種水處理措施。

過去村里還沒有空調的時候，這條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熱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們，就是用這條河去除身上的熱氣，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權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對這條小河有着很多的回憶：

河裡有很多的魚，夏天發洪水時可以在淺灘上抓到幾十斤重的大鯉魚，魚是從上游水庫里跑出來的，水流平緩時也能看到一些魚兒在淺淺的水底下靜靜地呆着。有一種魚，我們叫它“沙里趴”(學名沙鱧，鱧科魚類)，用手就能抓住，至於深水裡的螃蟹、蝦米、青蛙、泥鰍等就更多了。孩子們用笊籬就能撈蝦，手巧的還會織漁網，並織成簸箕的形狀，綁在長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魚。小河再往遠處流便是密不見人的森林，膽小的孩子是不敢走進去的。森林裡有一種叫小黃雀的鳥，羽毛金黃，小而靈活，孩子們的彈弓很難打到它。一到夏天，數不盡的知了響徹整個森林，天氣越熱，叫得越歡，這時候，孩子們最高興的事就是一下課就去粘知了，揀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蟬，金蟬是蟬的幼蟲，脫殼之後就成了蟬)。

今天，這條小河已經嚴重變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裡的魚蝦沒有了，沿河的蘆葦盪沒有了。這條河每天都要負重將各種污染物搬運到下游去，再經過沿線的城市，最終流向大海。

據村里人介紹，河水變質是從砍伐當地森林開始的，這個過程大約發生在1982年前後，首先是分了集體林，將多樣化的當地森林賣掉分掉，然後種植上清一色的楊樹。隨後，人們發現了發財的機會——賣沙子。由於城市急劇發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線河的沙子被層層截挖，這裡的沙子被製成混凝土，撐起了一座座城市。

後來，人們沿河瘋狂建各種養殖場，大都是工廠化速生養殖場，養雞養鴨，污水直排金線河;雞鴨多了之後，於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場，屠宰廢水基本沒有經過處理就進入了金線河。

還有其他大小工廠，以及農田裡排放出來的化肥、農藥、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時候也隨着地表徑流進入了金線河。

這條曾經美麗的金線河，早在20年前就已經名存實亡了。現在山東乃至整個大陸省份，已經很難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屬等物質也需要專門的處理恢復，其代價的是昂貴的。

調查之五：垃圾包圍農村

調查發現，農村中垃圾嚴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鄉村是很少垃圾的。那個時候沒有塑料袋，也沒有農膜，主要是動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農民都要將這些排泄物收集起來，放在豬圈裡作為肥料。當年有一種農活就叫拾糞，幾乎每一個農戶家裡都有拾糞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種棉槐條編的農具叫糞箕子，就與這種農活有關。

如今，人和動物的糞便明顯比過去少見了，但嚴重增多的是各種垃圾。

首先，農田的地膜殘留物就是一種。每年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這些地膜非常薄，沒有回收利用價值，收穫莊稼後農民就將地膜撿起來放在地頭，一些殘留的農膜留在地里。有時候地頭上雜草多了，農民在燒雜草的時候，一把火也將地膜焚燒了，釋放出嚴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種農藥、化肥的包裝物。它們幾乎都是塑料類製品，有些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種食品的包裝物。飲料瓶、礦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麵袋，薯條袋，幾乎村民從商店裡買來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裝的，即使香煙，外面也有一層膜。

第四是各種塑料袋。城裡人的超市對塑料袋實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進入鄉村，現在農民趕集賣東西，根本沒有帶包帶筐的習慣了，到處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場後，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蓋地面，由於鄉村沒有專門的環衛人員，這些垃圾袋藉助風或雨水的力量，就會進入河流或溝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種生活垃圾。舊衣服爛鞋襪，廢舊的塑料桶，墩布頭與塑料把，加上爛菜葉與廢紙片，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傾倒在溝渠內，颳風下雨後再衝到下游去。

調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蔣家莊的村民，第一次聽說癌症這個詞，是20世紀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去世，因患癌症醫治無效去世，縣有線廣播裡傳來這個消息。村民們悲痛之餘，私下互相打聽，癌症是什麼樣的病，那麼厲害，連國家都治不好。可見，40年前，癌症對於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詞。

如今，村民們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醫院裡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覺某個部位不舒服，疼痛難忍，送去醫院檢查，往往都是癌症後期。後來這樣的事情多了，誰家發現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這個字裡有3個口字，病從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來，喝出來的，更有空氣中致癌物，通過呼吸進入人體。村民們得肺癌、食道癌、腸道癌的多，就很可能與空氣、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關係。

村民們常年接觸農藥、化肥、地膜，這對人體的傷害很大。村民們告訴我說，打除草劑的時候連窗戶都不敢開，氣味很難聞;打農藥時有時渾身紅腫，洗澡都不管用;他們在田間地頭焚燒地膜時，點着火走了，但空氣中的二惡英致癌物卻進入了大氣，上百年不能降解，對於這一點，村民是不知曉的。

蔣家莊的會計那裡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較完整記錄。過去有記錄的19年中，總死亡人數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調查中得知，農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為各種疾病，其中以癌症為主。最近10年來，除了寫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該村農民死因多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進一步分析發現，該村莊農民平均死亡年齡65.73歲，除去自殺等意外因素，平均壽命70.63歲，其中，男性69.95，女性70.99歲。過去20年中，中國人平均壽命中，男性為72.05，女性為75.35。與全國平均值相比，該村莊男性壽命下降了1.42歲，女性下降4.36歲。女性壽命下降超過男性，可能與農村婦女生活壓力增大和替代男性從事有污染的農業勞動有關。無論哪種分析，該村農民的壽命已低於全國平均壽命平均值。女性壽命高於男性是不爭的事實，但女性壽命下降高於男性，更應當引起重視。

調查之七：尷尬的農村殯葬制度

在蔣家莊，原來有塊公墓林，過去都實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蔣家莊去世的農民，以蔣姓為主，外性也允許。我們叫這片墓地為老林。老林里種植了很多樹木，以側柏為主，墳頭上長滿了草，小時候幾個膽大的小夥伴經常進老林拔草。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變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後，沒有來得及劃出新的墓地，就趕上了家庭聯產責任制，就是分地單幹。當時，村集體並沒有將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體土地，、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選之地。後來，這些集體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這樣村民就不能隨便到別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觀造成了墳頭遍布農田的奇觀。

中國城鄉實行喪葬改革40年以來，雖在城市減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廣大的農村，尤其華北平原上的農村，似乎收效甚微。繼火葬後，農民重新恢復土葬風俗，他們將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這樣就造成了對待逝去親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與土葬二者只能擇一，而農民卻將其二合一。由此帶來的新的問題是：火葬增加環境污染，還增加了農民經濟負擔;土葬因無固定的農村墓地，農民隨地埋葬，不僅占用大量耕地，還造成因無規則土葬行為，造成墳頭遍布農田，對機械耕作帶來困難。

可見，農村殯葬制度需要進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鑑城市的做法，恢復家族墓地，實現嚴格火葬，僅留骨灰和排位，減少占地;或者根據中國農村實際情況，恢復土葬(不經火化)，但需要嚴格不留墳頭，農民自己記住位置，到重要的紀念日祭祖。後者不占地，農村土地可永久耕作，農民不受平墳之痛。

調查之八：勤勞未必能致富

勤勞致富，這個亙古不變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場經濟大潮下的農村有些不靈了。由於農民的生產是為市場而生產，他們生產的糧食或肉蛋奶，都是用來交換的商品，且沒有定價權，誰老實巴交種地誰就吃虧。

蔣家莊村民蔣堅強是村里最早富裕起來的農民。他是當地有名的種地能手，同時也是一名非常熟練的拖拉機手，還會養豬、養牛。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聯產承包剛開始的時候，曾輝煌一時。他1978年初中畢業就回村當了農民，由於會經營土地，1979年就買上了拖拉機，1980前後就有2萬多元的存款，是當年村里最早的萬元戶。30年來，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勞伺候土地，非但沒有像那些頭腦靈活的農民那樣過上好日子，還背了20萬元的債務，已基本沒有能力繼續發展生產。

我們了解到他返貧的原因如下：

一是堅持務農。當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遠比在家種地高的時候，他一直堅定地守在農村生產第一線。他將父母的土地還有農民不願種的土地接過來經營，繼續開拖拉機掙錢，同時養豬還養牛，積累了一個價值17萬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並沒有使他銀行里有多餘的存款，而是經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農產品價格並沒有像城裡人的工資那樣成百倍地增長，而是幾十年來變化相對很小。35年以來，小麥玉米價格僅上升了5倍，遠不如貨幣貶值的速度快，而期間城市工作人員的工資上漲了幾百多倍!那些聰明的農民將土地撂荒，進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萬元～3萬元的淨收入，相對於在家農民經營10畝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輕鬆的多，後者則非常辛苦，一年到頭都不能休息，還不能生病。

二是醫療風險。農民長期經營有一定風險的農業，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蔣堅強就因搭建牛棚摔斷胳膊進了醫院。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萬元。禍不單行，他的兒子在外面打工做電焊工，火星迸進了眼睛，治眼傷花了3萬多元。

三是孩子結婚與生子。農村給孩子定親辦婚事的費用越來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風直接造成了費用升高。以見面禮為例，20世紀80年代末為1007元，其寓意為“千里挑妻”，到20世紀末就變成了10001元(“萬里挑一”)，翻了10倍;到現在乾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三生有緣”。如果男方拿不出見面禮“三生有緣”，女方扭頭就走。蓋房、定親、結婚、一直到生子，費用最低15萬元。蔣堅強就一個兒子，孩子從定親到生子，將其所有的積蓄都搭上了還是不夠。

四是養豬賠錢。蔣堅強去年養殖了50頭豬，本來想發一筆，不料遭遇豬瘟，大部分豬死亡，淨賠3萬元。

五是為銀行掙錢。由於醫療、孩子娶親、加上那場豬瘟，蔣堅強為了在經濟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風險去貸款，年息高達12%，以不動產做抵押，同時還要有親戚擔保。為了還銀行利息，只有起早貪黑地干。這樣，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還銀行利息，等於為銀行打工，貸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當年萬元戶蔣堅強的返貧，也造成了許多相信勤勞致富、堅持務農的農民淪落為今天的欠債戶，勤勞致富被逆淘汰。

那麼什麼人在農村能夠致富呢？據調查，下述3類人在農村是賺了錢的：

一是犧牲生態環境搞規模化養殖的農戶。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頭搞起來蛋雞養殖場，養殖的廢水直接衝進金線河，散發出來的臭味遭到村民暗罵。該蛋雞場引進所謂的科學技術，讓每隻雞一年可產400多個雞蛋，常年不見陽光，抗生素、激素不斷，他們生產的這種雞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販子賣到城市裡去了。這種犧牲他人生存空間的人能夠賺錢，犧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夠賺錢，更奇怪的是，有關部門竟然將這樣的人樹立為典型，這不是鼓勵農民賺黑心錢嗎?

二是侵占集體公共資源的人。村里沒有什麼工業，不料，原本不值什麼錢的沙子卻值了錢，由於城市迅速發展，大量需要沙子作為建築材料，沙子的價格很快上漲。有聰明人將集體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鏟車和撈沙船向河道要財富，於是原本有淨化能力的金線河變成了臭水溝，但承包河道的人個個都發了財。

三是能說會道的人。這類人衣着光鮮，上騙政府，下騙村民乃至親戚父母，完全是不勞而獲之徒。由於國家對農村的各項補貼，都是縣級政府掌控的，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騙術，包括對官員行賄，竟然空手套白狼，爭取到了200萬的大沼氣工程，可見政府的涉農補貼很多是沒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見，當今農村勤勞致富已成過去式，許多農民被逼離開農村進城謀生，留下了的所謂有頭腦的人，將德道良心和生態環境都變成了商品，發了財。而國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資金對受損的生態系統進行治理。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作者介紹】山東平邑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理事、《植物生態學報》副主編、聯合國大學諮詢專家。曾任UNESCO-MAB-China副秘書長、中國生態學會副秘書長、山東省人民政府泰山學者等。最早提出自然恢復理論以及“畜南下、禽北上”戰略構想;針對風沙源治理、食品安全、生物入侵、自然保護區、水源保護等建議，多次獲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研究成果曾兩度進入西方大學教科書，並被美國《科學》雜誌長篇報道。2006年創建弘毅生態農場，堅持“六不用”經營農業，即不用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人工合成激素和轉基因，並身體力行地在全國推廣弘毅農業模式。

資料圖片：2012年12月4日，有900多年歷史的老村廣東省楊箕村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遭遇拆遷，幾棟老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準備規劃重建的項目土地上。

《人民日報》日前報道說，隨着中國

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的加速，目前中

國正處於村莊大量消失的階段，每天

消失近百村莊，等於每年有三萬多個

村莊消失。

按照中國官方數據，1990年代，中國

大陸有大約四百萬個自然村，一百八

十萬個行政村。到2010年，全國行政

村單位只剩下94萬，一半的行政村已

經消失。

中國《人民日報》曾經對湖北、安徽和雲南的多個村莊進行了採訪報道，反映出很多地方的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幼兒和老人，村莊人口大量下降，當地政府採取“並村”措施，令村莊數量減少。

羅昌平（1980年12月27日——）男，歷任《中國商報》首席記者，《新京報》深度報道部主編。現為《財經》雜誌副主編。長於政經、財經領域的獨立新聞調查，不斷對社會熱點事件、熱點人物進行報道和評論。劉鐵男因與情人徐某反目，遭舉報；後被媒體人羅昌平實名舉報而落馬。在劉鐵男的青島住宅中搜查到日本、歐洲色情光碟330多張，色情雜誌1200多本，占了書房四個書櫃、書桌。

二年前，因實名舉報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而聞名的媒體人羅昌平，最近在

微博上批評中國現狀: 

外交停留在採購層面，

軍隊停留在家丁層面，

經濟停留在廉價層面，

社會停留在原始層面，

信仰停留在金錢層面，

文化停留在獻媚層面，

思想停留在愚民層面，

科技停留在山寨層面，

未來停留在做夢層面，

內政停留在鎮壓層面，

國際停留在撒錢層面。

                羅昌平的結論是:

               外面沒有一個朋友，

                  9月30日下午，廣西柳州柳城縣17處發生爆炸

                            家裡全是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