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生明想到 在中文网站上搜寻唐生明，条目一大片。他确实传奇，这里还是介绍一下。 唐生明（1906年-1987年）是唐生智（1890年-1970年）的四弟。有个曾是军阀的大哥，家中又是巨富，加之唐生明生性顽皮，年轻时当然是个花花公子。当年号称“北张南唐”，“北张”指张学良，“南唐”就是唐生明。唐当年在上海把曾是当红影星的徐来追上当了夫人的。不过他传奇的不是这些。 唐生明曾与毛泽东是师生关系。1920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当时是长沙的一小学校长，唐生明的父亲因管教不了14岁的小儿子，便把他送到毛泽东处，希望严加管教。毛便和唐“同床共寝”了一年。毛后来回忆说唐当时还尿床呢。 此后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唐生明18岁被其兄送进湖南陆军讲武学堂；1926年送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他当时的连长是陈赓（据说他与陈赓拜把兄弟）。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当然也是师长。其后他随队北伐，1927年已是副师长，时年21岁。 “四、一二”蒋介石政变后，共产党人开始武装暴动。在“秋收起义”时，唐生明曾借唐生智的名义从军械库中领了3百条枪和1万发子弹暗中送去。据说在“南昌起义”时唐也送武器支援。即便到了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大打出手时，他和公开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依然倍儿铁。陈赓前往苏联学习时，唐得知便去码头送行。 你说蒋介石手下的唐生明竟敢如此妄为，蒋就毫无察觉？他不是大傻子，知道众多部下都与中共有很多牵连；杜聿明的妻子就曾是中共党员，杜也通过关系营救过被捕的中共党员。可是，蒋不能把与中共有牵连的部下怎么样，不然谁还给他干活？所以到了1930年，唐生明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副军长，1931年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035年成了军委会中将参谋。 抗战期间的1938年，唐生明任湖南常德警备司令。此间他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结交，和戴笠手下的沈醉也成了哥们儿。唐把自己的卫队连人带枪都送给了戴笠；这一个连后来成了戴笠自己的亲兵。当时周恩来去重庆经过常德，唐生明一路护送，精心安排，对周极其恭敬（毕竟是当年的老师）。 1940年蒋介石秘密召见唐生明，授命其卧底汪伪，拉拢汪伪要人，窃取日伪情报。当时还有个情况，就是军统特务组织在上海遭到极大损失，很多人员被捕，戴笠希望唐生明前往解救他们出狱。唐接受任务后，于重庆前往上海。他的借口是过不惯大后方艰苦的生活，利用自己花花公子的招牌，到上海来享受生活。军统在南京、上海等地的特务将配合他的行动。 唐到上海后，立即引起日伪注意，并希望唐为己所用。9月底，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陪唐去南京见汪，汪曾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自然是唐的老师；汪希望唐参与汪伪的军队组织工作。唐生明不动声色，表示感谢老师的好意。当晚，汪请唐吃饭。汪三巡酒后突然道：“我得到消息，你和戴笠关系好得很，你是来杀我的吧？” 唐有些紧张，脱口而出“杀鸡焉用牛刀”。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唐自比“牛刀”，可汪成了“鸡”。当时汪极其尴尬。马上，唐的“新朋友”李士群站出来帮他打圆场。他说，唐的情况他已经了解清楚了，唐生明决不会是那种人，更不会干那种事。事情就这么过去。他还被任命为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 可1941年出事了。军统上海区组织被遭李士群破获，他怀疑有一个建议军统不要暗杀个别日本军官以免殃及无辜的电报是唐发的（没错，就是他发的）。李便把唐押往南京。出人意料的是，后来竟是日本人把唐提走了。日本人对他十分热情。日本河边正三中将坦率地对他说：“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我们已经很久找不到能与蒋介石阁下直接联系的人了。希望你能充当我们与蒋介石阁下的桥梁，协助我们早日解决日支事变。”他还表示要全力支持唐的工作，还要唐把与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日本方面负责保护。一切都由日本方面说了算，汪伪政府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唐表示自己在重庆方面有很多朋友，可以代为沟通。日本方面急于在政治和军事上与蒋妥协便将他放了，并派人保护他。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唐生明开始与重庆方面“联系”，蒋指示，对日本提出的问题先不作回答，要随时向重庆方面汇报，要保持这种关系，不能中断。事实上那一封电报的确是他发的，为配合他的工作，军统不再在上海、南京等地暗杀日本人。对此日本方面也“比较满意”。当然，每当日本人来探听“联络”消息时，他总是推说重庆方面正在研究。 唐生明卧底期间策反周佛海等人（相当成功，周声称自己暗中效忠蒋介石重庆政府），借日本人杀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他最有价值的卧底作为是得到日军联合舰队隐蔽的停泊地点的情报。美军得到情报后，立即对尚未集结完毕的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就在唐成了“汉奸”后，和潘汉年系统有了接触和交流。我没看到详细史料；一般地说江浙一带的新四军从潘汉年部得到的情报，有些是唐提供的。 后国共打内战，1949年春中共打到湖南，那时早已和中共暗中来往的唐生明以经商为掩护回到湖南长沙，协助陈明仁起义。陈起义后，唐是湖南和平起义协议的签字人之一。湖南和平解放后，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陈为司令员）。是年，唐又以经商的名义赴香港，对“两航”起义做了一定的促进工作。 1954年唐回国在政协干活儿。毛泽东亲自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4万人民币给唐安家（当时这数儿可太大了）。在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唐的生活还是可以的，经常把朋友们招呼来“打牙祭”。 呵呵，简段截说就这些吧，再说个趣闻。沈醉被特赦后第一个去拜访的就是住在北京的唐生明。唐告诉沈，以前他家里就有一部与中共联络的电台。沈醉问他怎么不知道；唐说要让你知道，我脑袋早搬家了。 看完唐生明的介绍，我想他是不是天生有福啊？唐生明的儿子总结他父亲，就是讲义气三个字。想想也是。1927年国共闹翻，他对共产党人，只要是他过去的友人，他都尽可能帮助。在抗日战争时，卧底汪伪政府，为重庆的蒋介石政府立下功劳的同时，他和中共地下党的潘汉年也是暗中情报往来。国共最后的内战，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时再次为中共做事。我真不认为他这样做纯粹是个人利益的患得患失；因为他是个“朋友遍天下”的主儿。能如此必定是义气深重之人。最后也是善终。 那，这是做人之道，天下还有没有“对”“错”？如果是几十年前我年轻时，我会慷慨激昂地要为什么主义“奋斗终生”的；然而现在我老了。我认为这个人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正义”的同时，还感到所谓国家政治，乃至国际政治就是“那么回事儿”。政治家们信口雌黄地忽悠近似于愚氓的百姓，说自己的“理想”有多么多么“崇高”，自己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私下里却是另一套。其实这真不能怪政客戴假面具，是他们不这么干也不行。林彪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颠扑不破”。真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太不同了吗？ 应该是“亲兄弟”的国共两党，为权力你死我活，都说自己代表“正义”；然而他们两边本该是势不两立的人们之间却有那么多的相互牵连（特别在国民党内部）。唐生明是重庆蒋介石政府的间谍，也是共产党的间谍；同时日本人认为他是与重庆政府沟通的“要人”。唐怎么想？大概就是“咱就是哥们儿义气”吧？反正不会认为自己会有多么崇高的“理想”。这让我想起“水浒”里“替天行道”的宋江。原来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活得相对自在。 是不是我年轻时就这样想就好了呀？不成，年轻人就该血气方刚；老了，自然而然就明白人的世界是怎样的了。然而，人已经老了，快走完人生历程了。人生就是如此吧。 我忽然想起“文革”初期，我因是“狗崽子”在街道上常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街道上一帮“顽主儿”解救了我。他们义气深重，见我被打成那样也不逃，便说“这小子有骨头”。他们后来在我“上山下乡”后再也没了音讯，真是想念；他们持有做人的真谛——义气，脑子里鲜有什么“主义”。呵呵，现在这社会上，真正讲求义气的人还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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