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旦到王百得

    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说过，各种版本略有不同。现在的人们对故事的主人公知道的不多了。现在摘编一下，供大家消遣。

当选

    1969年年初，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这时，一个绝密的通知从“上边”传达到位于黑龙江的某大型钢厂的革命核心领导小组。内容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九大”）即将在北京召开，要求这个工厂选派一名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参加大会。

    当时此厂掌权的造反派要么不是党员或不够7年党龄，要么不是炼钢工人，不符合上面的条件。因此，讨论了很久，这个代表名额总是落实不下来。眼看开会的日期临近了，上边催得很紧，要求尽快上报。怎么办呢？经过核心组多次反复商讨，最后决定选派一个名叫王白早的炼钢工人出席大会。他不但是第一线的炼钢工人，而且具有7年以上的党龄。

    王白旦原本是个农民。1958年正好赶上某钢厂兴建，需要大批劳力。于是，王白旦就这样幸运地进入了某钢厂。开始时，让他在炼钢炉前搬运材料，干的是纯粹力气活。后来，他跟炼钢工们混熟了，人们觉得他干活肯卖力气，在家里还读过两年书，就给他“升格”当了“炉前工”。“文革”开始后闹“派性”，可他老实巴交，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然而，选派“九大”代表，他却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泽东还说过“工业以钢为纲”，王白旦是炼钢工人还有7年以上党龄，阴差阳错，王白旦就这样成了“九大”代表。

    由于当年“九大”是秘密召开的，因此，送代表进京也没有多大动静，人们都不知道。过了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的新闻公报，人们才知道不久前在北京召开了这样隆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公报除了宣布毛主席仍是党的主席、林彪是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之外，还宣布了新一届党中央委员的名单；令某钢厂职工大吃一惊的是，王白早成了中央委员。其实王白早也稀里糊涂，谁知道他怎么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

这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但有趣的是，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

    不几天，新任中央委员衣锦荣归。有些与王白旦平日比较接近的人不由好奇地问他：这样天大的好事怎么会轮到你老兄的头上？王白旦做了这样的解释：在大会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传达了这样一条最高指示：这次中央委员中应该有来自基层的产业工人参加。一经摸底：王白旦正合这个条件：本人身在钢厂，又是炉前工。因此，立即被大会有关部门挑选上了，经过“无记名”投票，以“全票”当选。

王白旦两次改名  

    王白旦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其身价自然陡然高涨起来。于是，省、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挂上了衔；钢厂更不用说，也应该有其独特的重要位置。这种平步青云的幸遇，令多少“文革”造反的人羡慕。可是他改名字了。“九大”某次中央全会时，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王白旦说：白旦同志，你这个名字的发音容易引起不大好听的谐音，影响中央和你的声誉，我想替你的名字改一个字，把旦字下面加上一竖变成“早”字，合起来叫王白早，你看好不好？

    王白旦一听连声说“好，好，太好了！我完全同意”。王白旦变成王白早。可是，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时隔不久，陈伯达因追随“林副主席”炮制“天才论”，惹恼了最高领袖，受到点名批判，很快便垮台了。中央委员王白早和他虽然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批陈”和他也沾不上边；可是，他的名字是陈伯达给改的。他为此很苦恼。

    幸好，他的“苦恼”被“文革旗手”江青知道了。“旗手”在另一次中央全会上，亲切地接见了王白早，说：陈伯达给你改的那个名字不能再叫了，我来给你改一下：把“白”改成“百”，把“早”改成“得”，以后就叫王百得吧！王白旦听了又高兴了，能够得到“旗手”亲自改名，实属荣幸。这下他又成了王百得。

   这期间，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去世，在组织的关怀下，36岁的女新闻工作者于淑彦走进了他的生活。王百得可谓春风得意。４年后王百得调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升任市电视台副台长，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属院。

免官为民  

    1976年10月6日，“伟大旗手”和她的另外3位亲密战友，突然被赶下了台，成了万人唾骂的“四人帮”。1978年，不测的政治风云再次向王百得这个家庭袭来。他那段被陈、江二人改名的历史，使他被列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78年起，先是被审查８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３年多。王百得积极配合组织审查，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却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也有人动员于淑彦跟王百得离婚，她也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正确解决的。”结果，电视台机构变动时，于淑彦的职务还是由副台长降为部门主任。

    后经查明，他和“旗手”仅有如此一面“改名”之交，在此后清查“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时，并没有发现王百得和他们有多少牵连；另外，他虽然身居“高位”，也没做什么大的坏事。过不多久，清查告一段落，仅仅免去他兼任的那些重要挂名职务，又当他的炉前工去了。

晚年

    王百得正式退休后每月只有300元退休金。老伴也退休了，退休金1200元。王百得曾开过一段饭庄，小本经营，利润不大，不到一年就亏本停业了。以后，他赋闲在家。近年，他的退休金已逐渐增至600多元，但自从老伴得了胃癌，他患上了糖尿病后，家中经济状况就每况愈下。

    2005年初，他的老伴于淑彦患胃癌去世。被糖尿病困扰多年的他又患上了病毒性疱疹，疼痛难捱、行走不便，王百得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黑龙江省委闻讯后很关心，嘱钢厂予以照顾。后来厂领导亲自上门探望，并补助了他3000元。一辈子第一次拿补助金的王百得羞愧难当，他说他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如今，王百得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由在市电视台工作的儿子照顾着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