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第一冤案

本文摘编自《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

《逆臣录》搜罗了近千人的口供，唯独没有凉国公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也就是说，这两个主犯根本不承认“谋反”。据野史记载，蓝玉不仅为自己申辩，而且没有诬攀其他功臣宿将，所谓“蓝党”完全是凭空虚构的。

蓝玉，明朝初建时期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战功仅次于常遇春、徐达。此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枣，看上去有点像蜀将关羽的样子。他是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称赞这员部将，“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去世后，蓝玉追随徐达、傅友德，在征战中屡建奇功。

南征北战的大将军徐达去世，蓝玉脱颖而出。多次统率大军北伐、西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洪武二十年，他被提升为大将军，驻扎在长城边的蓟州。逃亡蒙古的元顺帝孙子脱古思帖木儿，不甘心失败，经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命令蓝玉统领十五万大军前往征讨。蒙古军队退至捕鱼儿海(贝加尔湖)附近，满以为蓝玉的军队缺乏水草，不可能长驱直入，毫无防备。明军在沙尘暴的掩护下，如同神兵天降，突然袭击，蒙古全军覆没，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在几十名骑兵保护下逃跑，其余八万人被俘。朱元璋得到捷报，大喜过望，把蓝玉比喻为汉朝的卫青、唐朝的李靖，进封他为凉国公。

战功显赫的蓝玉是个粗人，没有文化，性情暴躁，刚愎自用，得到皇帝的赏识宠信，愈加骄横恣意，做出种种目无法纪的事情。

他蓄养了奴仆、义子几千人，作为随从亲信。这批人依仗主人权势，横行乡里，霸占民田。负责纪律检查的御史，接到民众投诉，要依法惩办这些奴仆、义子。蓝玉藐视王法，把御史赶走。

他北征回师，连夜赶到长城喜峰关。此时关门已经紧闭，守关官吏在关城上查明情况，没有及时开门，他竟然纵容士兵毁关闯入。

他北征回来，贪污缴获的大量珍宝，把元朝的皇妃据为己有。朱元璋获悉后勃然大怒：蓝玉如此无礼，怎么配得上大将军的称号？那个皇妃听说皇帝动怒，惊惶自尽。蓝玉上朝时，朱元璋当面严厉责备，要他今后加强道德修养，痛改前非。朱元璋本来打算进封蓝玉为“梁国公”，鉴于这些劣迹，改为“凉国公”。

更为严重的是，他竟然无视皇帝的威权，恣意骄纵。皇帝召见，赐坐交谈，或随侍宴饮，他一言一行总是傲慢而粗鲁，一点没有“人臣之礼”。他带兵在外，常常超越权限，擅自决定将校的升降，不向朝廷请示报告。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任意对军士施加黥刑在脸上刺字，以此来挟制部下，使军队成为自己的私家武装。西征回来，皇帝赏赐给他“太子太傅”的头衔，其实这个大老粗根本不可能成为太子的老师，只不过是一个荣誉而已。蓝玉居然不识相，大发牢骚：难道我还不配当“太师”吗？

这就激化了将权与皇权的矛盾，是朱元璋绝对不能容忍的。早在洪武六年，朱元璋目睹开国元勋飞扬跋扈，倚功犯法，特地命工部铸造铁榜，写上申戒公侯的条令，警告他们不得倚仗功劳过于放肆。这个禁令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铲除的方针，胡惟庸党案爆发后，蓝玉自然难逃一劫。当时就有人揭发蓝玉属于“胡党”，朱元璋没有予以理睬。《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解释其中的原因：皇上因为他功劳大，不予追究。其实，内中另有隐情。

洪武四年，常遇春的女儿被册封为太子妃，常遇春成了太子的岳父，蓝玉以常遇春妻弟的身份成了太子的舅舅。蓝玉的女儿则被册封为蜀王妃(蜀王是朱元璋十一子朱椿)。因为这些关系，朱元璋投鼠忌器，暂时不对蓝玉下手。

其中还有另外一层纠葛。当年蓝玉北征归来，发觉分封在北平的燕王表现异常，对皇太子说：据臣看来，燕王在他的封国有“不臣之心”；又听看相先生说，燕王有天子气象，希望殿下审慎对待。太子听了毫不在意，燕王知道了以后，怀恨在心。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太子一死，朱元璋已无所顾忌，决意对蓝玉下手。一向与太子以及蓝玉有矛盾的燕王朱棣，要父亲继续清洗异己分子，说：在朝诸公侯，恣意妄为，将来恐怕尾大不掉，含沙射影地指向蓝玉。据《明通鉴》说，朱元璋听了这话，“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蓝)玉祸作”。

一张陷人于法的罗网悄悄地向他袭来。他自己也隐约有所预感，多次请示报告，皇帝都不接见，怏怏地对亲信说：皇上怀疑我了。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八日，早朝时，锦衣卫指挥蒋某突然控告蓝玉“谋反”，说他勾结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皇帝到郊外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当场被拘押，突击审讯。官方公布的“狱词”是这样的：“(蓝)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以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俟上(指皇帝)出耤田举事。”

次日，蓝玉连同家属一并处死。株连处死的高官，有公爵一名，侯爵十三名，伯爵二名，连坐处死的功臣及其家属达一万五千人。史家感叹道：“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最为奇特的是，吏部尚书詹徽随同皇太孙朱允炆一起审讯，蓝玉不服“谋反”罪，詹徽斥责道：速吐实话，不得株连他人！蓝玉大喊：詹徽就是臣的同党！詹徽于是莫名其妙的成为“蓝党”。靖宁侯叶昇，以“胡惟庸党”的罪名被杀，由于他是蓝玉的姻亲，蓝玉处死后，他又被追究为“蓝党”。这样“名隶两党”的怪事，足以表明罗织罪状的随意性。

一些与军队毫无关系的文人学士，也被卷进了“蓝党”。苏州名士王行，与高启比邻而居，另外一些名士如徐贲、高悬志、唐肃、宋克、余尧臣等人，都卜居相近，号称“北郭十才子”。王行原先是学校教师，辞职后隐居于石湖，前往南京探望两个儿子。蓝玉慕名聘请他为家庭教师，并且多次向皇帝推荐，朱元璋曾经召见他，留下印象。蓝玉处死后，王行父子竟然被作为“蓝党”处死。另一文人孙蕡，参与编写《洪武正韵》，任翰林院典籍，曾经为蓝玉题画，也被当做“蓝党”处死。

朝廷专门公布《逆臣录》，以显示“蓝党”谋反证据确凿。其实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朱元璋要处死骄横跋扈的蓝玉，就如同处死胡惟庸一样，易如反掌。但是要株连一个庞大的“蓝党”，必须罗织“谋反”的罪状不可。然而《逆臣录》编得仓促，漏洞百出，反而露出了罗织罪状的马脚。

《逆臣录》搜罗了近千人的口供，唯独没有凉国公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也就是说，这两个主犯根本不承认“谋反”。据野史记载，蓝玉不仅为自己申辩，而且没有诬攀其他功臣宿将，所谓“蓝党”完全是凭空虚构的。

细细翻看《逆臣录》，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证人蒋富招供：蓝玉出征回来，在酒席上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将是蓝玉家“打渔网户”。另一个证人张仁孙招供：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吩咐他们置备军器，听候接应，日后事成都让你们做大官。这个张仁孙是乡里的染匠。蓝玉身为统领三军的大将军，如果要谋反，断然不可能和无足轻重的“打渔网户”、“染匠”之流去商量。《逆臣录》的胡编乱造于此可见一斑。

这些拙劣的编造恐怕连朱元璋自己也不相信。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他在和翰林学士刘三吾谈话时，这样指责蓝玉：“迩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僭乱如此，杀身亡家。”从他的话中隐约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蓝玉功成名就之后，追求奢侈，讲究排场，是确有其事的，至于是否有所谓“金龙”、“九五”那样的规格，或许是夸张，即使有，充其量不过是意图“僭越”而已，与“谋反”毫不相干。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指责蓝玉罪状时，只字未提发动军事政变之事。可见以“谋反”罪处死蓝玉以及“蓝党”分子，是一桩冤案。

蓝玉处死七个月以后，朱元璋似乎意识到“胡蓝二党诛杀过当”，下了一道诏书：“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杀了四万多人，功臣宿将死得差不多了，“概赦不问”云云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胡蓝党案的后果是严重的，洪武三十年正月，朱元璋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西将军，武定侯郭英为征西副将，坐镇西北边防。史家评论道：“诸勋臣坐胡蓝二党，诛戮且尽，(耿)炳文以开国功臣榜列其名”，“是时，元功宿将无出其右者”；“上(指朱元璋)自起兵以来，存者仅(耿)炳文与(郭)英二人，而(耿)炳文亦年逾六十矣”。不久，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幌子，发兵南下时，建文帝无将可派，不得不命年迈的长兴侯耿炳文率军出征，败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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