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如何吃猪谈起 下面是一位作者发表的帖子的摘编： 不少人谈到对肉类食材的利用，认为西方人远不及中国，比如不吃内脏、不吃血等；中国人对猪的利用程度是最高的。这似乎主观了些，其实中国人认为只有自己才会吃的部分，比如猪血、猪内脏、猪脑髓、骨髓等等，德国人同样绝不浪费，只是，他们将之统统打碎，做成各种香肠——德国的香肠种类多达约3千个品种就是这么来的。 德国人对猪的利用，显然是一种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的利用方式，猪的不同部分全部被加工成标准化的香肠，你想吃什么，就去切什么样的香肠。而中国人对猪肉的利用，则完全相反，猪的每一个部分背后都对应着无数不同加工和烹饪方式。从对猪肉不同方式的物尽其用来看，无论从消耗的人力还是加工所需能耗，中国的利用方式都要远远高于德国。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食用猪肉的综合成本要远远高于德国。 中国和德国完全不同的猪肉利用方式，恐怕来自历史上人均肉食量的差别。如果一个社会肉食机会很少，其加工烹饪方式必然是不怕浪费时间、燃料的；如果一个社会肉食机会相对较多，那么其烹饪方式必然是朝着尽可能减少时间和燃料消耗的方向发展。 历史上，中国人的肉食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而黑死病流行过后的十六世纪初，巴伐利亚地区的一些城市人均年肉食量已达80公斤，此数字与今天德国的肉食水准相当，比今天肉食已经极大丰富的中国还要高出一截。这个水准的肉食消费量，如果按中国加工和烹饪方式，恐怕一家老小全年都在忙活着加工烹饪猪肉。 今天，居住在乡村的德国人，依然有养猪传统，其数量远大于中国普通农村家庭(作者注：今天越来越多中国农村家庭已放弃养猪），不但家庭备有全套杀猪工具，还备有全套香肠加工设备，即便自家没有，附近也有专门加工香肠的小作坊，几个小时内，一头猪就变成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香肠。 德国历史上有相对较高的人均肉食水平，恐怕是人口密度而非生产技术决定的。德国主要属温带海洋性气候，较中国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要优越得多，北部平原地区与中国江南一样适宜耕作，但工业革命前，人口密度远低于中国。在黑死病爆发前的十四世纪初，德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人，只及南宋时期南方人口密度较低地区的三分之一。黑死病爆发后，导致人口锐减，经过一个漫长时期才逐渐恢复。 人口密度的差别，会形成极大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历史学家们注意到，中国曾在某些生产技术上领先西欧，但自十世纪起，西欧在中国人还在依赖畜力人力生产时，就开始大量使用风力、水力机械，到了工业革命前夜，这些技术已经极为普遍且达到极高水平。总体上，西欧的技术进步是向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却是向着使用劳力的方向发展。其分界线始于南宋。 因为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较早，人口很早就达到当时经济水平所能承受的上限，故中国自宋代达到人口高峰后，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发展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发展，因为劳动力相比可以提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这种中国模式被称做“内卷化”发展。 某些时候，中国的“内卷化”发展甚至出现了技术的倒退。譬如，1756年英国诞生的珍妮纺织机最初只有8个纺锭，而1316年出版的王桢的《农书》中记载和描绘的大纺车，有32个纺锭，这种较珍妮纺织机早400余年，可用水力驱动的机械，很快就被历史淘汰，因为中国的纺织业自明代起全部变成了家庭化生产。 对猪肉，中国发展出一套足以傲视德国人的复杂丰富但却极为耗费人力和燃料的吃法，也是这种“内卷化”的产物。至于德国人发展出将猪肉每一部分都变成香肠的做法，与西欧近千年来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朝着规模化和高效率方向发展，是异曲同工。所以不妨这么说，猪肉，在德国是“集约化吃法”，在中国，是“内卷化吃法”。 当然会有人问，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多伴随着大量的人口减员，有些时候人口减员到千里无人烟的长度，为何中国人口总能迅速恢复到极高水平，而欧洲却长期人口密度低于中国？ 也许，最重要的差别主要在于欧洲历史上婚育年龄大大晚于中国。黑死病前的十三世纪，虽然教会允许的结婚年龄极低，但实际上，西欧平民中，女性要25岁才结婚，男性要接近40岁才结婚——这个年龄的中国男人，孙子都可以满地乱跑了。黑死病爆发后，人口压力锐减，欧洲男性的结婚年龄迅速降到24岁，但随着人口逐渐恢复，结婚年龄又再度提高。 形成这种婚育文化的差别，即长子继承制与诸子均分财产制形成的“生存策略”，在西欧，无法获得财产的子女只能是青少年即离家独立谋生，晚婚晚育；在诸子均分财产的中国，对任意一个儿子来说，尽早结婚并尽早有孩子，就意味着可以从其他兄弟那里抢夺到大家庭的更多财产。 西汉前的中国，亦为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被认为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封建制在中国终于秦代，此后只有官与民而无分封的中国古代社会，却一直被称为封建社会，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 而封建制与婚育文化的关系，也可从欧洲封建制解体后的婚育观念变化得到再次印证，从十八世纪，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开始，欧洲人的结婚年龄开始大幅降低，它使欧洲第一次在人口增长速度上远远超过中国，并且在人口密度上超过中国。也正是因此，才有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 此文有意思的地方是这段：“人口密度的差别，会形成极大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历史学家们注意到，中国曾在某些生产技术上领先西欧，但自十世纪起，西欧在中国人还在依赖畜力人力生产时，就开始大量使用风力、水力机械，到了工业革命前夜，这些技术已经极为普遍且达到极高水平。总体上，西欧的技术进步是向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却是向着使用劳力的方向发展。其分界线始于南宋。”我一直对历史上中国人不注重借助外力进行生产不解，或许人口密度是个原因。 文章继而分析为什么中国人口在极大损失后会急速恢复；居然是在财产的人分配上是“诸子均分财产”。 作者还提到中国的封建制止于秦代。这个观点我早就看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所以中国自秦代以来就不是封建制。中国大部分历史都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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