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造反派”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海外华文媒体和各个网站上很热闹。现在事情已过去一个月，“热度”仍在持续。最初我也在博客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事情真相不明，许多议论多属于猜测和杜撰，日后人们会逐步知道事情的原委。然而海外的各个中文网站是“茶馆”，借机炒作就显得太正常不过了。一贯极端仇视中共的媒体，如“大纪元”、“苹果日报”、“德国之声”、“博讯”等又怎能放过这个可以宣泄怒气的机会呢？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媒体有关王立军事件绘声绘色的消息往往成为笑柄。但他们并不因此自惭形秽，仍在振振有词；特别是那位“姜记者”，可以用叹为观止来形容，他连篇累牍地发表“算命”高论。或许您纳闷，不明白这类人为什么如此“神经”？其实可以用“nothing to lose”来形容其心态。网上造谣、传谣、煽动，谁又能来追究责任？就算是没有掀起什么大浪，自己也没有任何损失。仇共仍一如既往，以后有机会还得鼓噪。对此，咱也就是一笑置之。 这几天正在读朋友写的小说《胡同》。主人公是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文革”之初正在上小学。故事中描绘1966年“红八月”的暴戾很真实，作为身临其境者只要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我在那年是小学六年级，不到十三岁。那个夏天北京开始了“破四旧”，红卫兵们疯狂起来，到处进行如同打家劫舍一样的“炒家”，凡是“黑五类”的家庭很难逃脱劫难。我父亲是“右派分子”；他虽然是“摘帽子右派”，可也惶惶不可终日。如同《胡同》写的主人公的父亲一样，我老爸也偷偷地焚烧大量书信和照片，生怕这些作为纪念的文物被红卫兵们认定为“反动的东西”。现在想想，那些被焚的文物中，有许多对我来说是珍贵的纪念物。 那个夏天有一群红卫兵曾到我们家来准备“炒家”，但转了一圈又走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家显得很寒酸，他们大概觉得没什么可“抄”的。看来我老爸真是有先见之明，他平时就是好吃，只要是有点钱，就都吃到肚子里。八月里那些个夜晚我还记忆犹新。持续闷热的天气到了夜里也让人感到“稠乎乎”的，夜空里从四面八方传来批斗“地富反坏”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那时的北京都是平房和四合院，很多了院落里都在进行着“批斗会”。殴打声和惨叫声不绝于耳。在那一个月里很多人被无辜打死，或者不堪凌辱自杀。我“出身”不好，朋友自然是物以类聚；哥们儿中父母自杀的，被打死的真不少。我那时住的地方距离什刹海很近，经常在早上就看见有自杀者的尸体被打捞上来放在岸边，水里死猫很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猫也是“四旧”。有关控诉罄竹难书。 为什么被煽动起来的人们都疯狂了？因为忽然觉得可以无法无天了，而后便是为所欲为（前几天我写过类似的帖子）。很多人把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描绘成人性泯灭的日子。我当然认为那是段特别黑暗、愚昧的岁月，但用“人性泯灭”来解释觉得欠妥。这好像是说只要有了人性，这种暴行就不会出现。那么说人性都是真善美了？其实有关人性的解释确实有分歧。我在网上摘编了一些看法如下： 人性是指只有人才具备的特性，即该特性可以用于区别于其他事物（包括动物、植物）而为人所独有的特性。如果一种特性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那些特性不能算是人性，只能算是动物性。人来源于动物，所以人性是以动物性为基础的，但比起动物性，人性是人所独有的更高一个界别的特性。 人性，顾名思义，指人的本性。 人性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作为中性词，在中国文化中，对人的本性，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人性本善论的观点，以儒家孟子为代表。《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二是人性本恶论的观点，以儒家荀子为代表，有“人之性恶，其善伪也”的论断。三是人性无善无恶论的观点，代表人物为告子。四是人性既善又恶的观点，代表人物是西汉的扬雄，他认为“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扬雄《法言·卷三·修身》）。 人性的另一种含义指的是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比如慈爱、善良，包含所有正义性的人类价值观，以人为本，也包括对“人”个体的尊重，无论国家功能机器还是社会资源对于“人”的不可凌驾性，在英文中称Humanity。通常所说的“人性”，也指同情心与同理心，是隶属于人性这一定义中的分支。 其实我是认为人性有着两重性的，即真善美和假恶丑。人是以动物性为基础的嘛。当然，现实生活中讲究扬善抑恶，也就是提倡真善美，摒弃假丑恶。如果承认这点，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人性中丑陋的那一面。1966年的“红八月”的种种暴行，是“革命激情”覆盖下的人性中丑陋的那一面的肆意横行。这一切愚昧和丑恶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秩序的被粉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无法无天。正是经历了“文革”的荒诞，我仇视“革命”，崇尚法治。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感觉最深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法治程度；对中国始终忧心忡忡，最担心的就是无法建立有效的，良性循环的法治制度。其实王立军事件就是中国不能有效法治的表现。拿现在官方认可的口径来说，王是精神上有了问题。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打黑”太紧张。现在官方说“打黑”在法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您相信吗？如果中国大陆法制严明，怎么会有黑社会的猖獗？点到为止，这里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说到我们这个无法无天的互联网世界（绕了半天，终于说到了）。凡是熟知互联网的人都会对网上没有起码的、相互的人格尊重无奈。这里可以不假思索地造谣、诽谤、人身攻击。为什么会如此？没告诉您吗，这里无法无天。谁也不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正是因为如此，我看到了像“姜记者”这样的网上“造反派”。在我看来，“姜记者”这类先生们和御用媒体在网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煽动二字；而且是用一切手段进行煽动。他们的语言和“文革”中各种“造反派”的语言何其相似呀！至于他们自己有多少言论属于造谣和诽谤那是无关紧要的。网上您拿他们奈何不得嘛。而且他们说得越是耸人听闻，在网络上就越能“大放异彩”。那些以商业目的为宗旨的网上媒体也得趋之若鹜，谁让他们的喊叫那么吸引眼球呢？ 上面讲了，1966年“红八月”暴行的原因之一是法制失去作用；在那一刻人性中丑恶的那一面再也不受约束了。同理，在网上没有法制，人性中令人难堪的那一面同样表现出来，不仅仅是“姜记者”的“算命”，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起码的尊重也不存在。或许正是因为“网上是个虚拟世界”吧？我曾写了个帖子“在这儿别当好人”，就用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吧。同时，您拿这里的一切都别当真。 来，我也“煽动”一下。“文革”之初中国大陆政府的“公检法”部门瘫痪，当时极其不完善法律制度荡然无存；中国大陆到处都是所谓的“广大的革命民众对5%的阶级敌人的专政的大民主”。1966年八月底的几天之内，北京市大兴县三百多“地富反坏分子”遭到骇人听闻的屠杀，杀人的各种手法极其残忍。“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