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卖国”

    中国人说起卖国贼可谓咬牙切齿。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人物，如果给扣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可以说是下了彻底否定的结论。有什么比卖国罪过更大？当然了，被评价者到底是怎样的卖国行为，或评价者对卖国是什么样的定义，根据是什么等等，这就是众说纷纭的事儿啦。

    “卖国贼”……为什么不能说成是“卖国者”呢？贼是个非常贬义的字眼儿，一般指偷东西的人。听戏的时候，台上某君喝道“大胆蟊贼”；蔑称呀，不齿得很。这个字儿一引申，便有了国贼、民贼、工贼和卖国贼（“爱国贼”怎么解释）等。这贼往往又和寇字连在一起，“贼寇”。总之，被冠以贼字，似乎就不具备人格了。哎，传统中国文化中往往不屑尊重敌对势力一方的人格的。这和西方有所不同。这大概是中国人太讲究“对错”吧？我这主儿，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可谓“近墨者黑”，觉得任何人的人格都要尊重。希特勒呢？他十恶不赦，但其人格还是要尊重。汪精卫呢？同样，对其汉奸（其实这个词本身就有贬低人格的意味）行为要鄙弃，可他本人的人格不应诋毁。有人说了，“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是不齿于人类，他还有什么人格？”这……那咱们在这儿可否先不争论这个问题？是啊，是啊，卖国贼是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的叛徒。这块“铁板”往上一“钉钉”，似乎没讨论的余地啦。

    我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军将领菲利普·贝当。他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出色指挥，挽救了法军的危局，扭转了战事，被誉为法国民族英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的1940年5月，德军大败法军，作为新任副总理的贝当元帅坚持主和；最终法国投降。此后这位80多岁的老人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并成为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和总理。当时英国人谴责了他的投降行为，贝当元帅说如果英国能提供40个师援助法国，他就不投降（一战中，法军曾在英军战线危急之时出动了几十个师的兵力援救）。当时的英国远征军在哪儿？他们同样被德军打得惨败，正在法国的敦刻尔克仓皇渡海撤回本土。

    贝当元帅代表法国投降德国的时候，他发表广播演说：“我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他有这样的意思：在祖国受难的时候，不应该抛弃本国的土地和自己的同胞。

    纳粹德国同意法国投降的条件是：法国分为两部分，包括巴黎在内的3／5的国土（主要是北方工业区）归德军占领，占领军的费用由法国负担。南部和西部（主要是农业区）为自由区；法国的空军、陆军裁到10万人；最重要的是，贝当政府必须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与德国“合作”。

    “1945年4月，贝当回到法国接受叛国罪审讯，其后被定罪及判处死刑。在审理中，贝当拒绝承认法庭的合法性；曾在贝当手下服役的戴高乐将军亦对此次审判提出批评。贝当在8月获戴高乐以年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功为理由减刑至终身监禁”。不管怎么说，当时贝当成了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我看到网上有文章这样描述贝当老元帅。下面是摘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60岁的贝当指挥了著名的凡尔登战役，成功挫败了德军“让法国人把血流干”的进攻计划。此役过后贝当一下子成了全国民众崇拜的大英雄。在之后的战役中，贝当又屡建奇功，到一战结束时，他已成为法军总司令、共和国元帅。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德国人便以闪电战的方式一鼓作气把法国给灭了。这个时候，一战英雄贝当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他在法国即将战败的最后时刻出任法国总理，主导法国向纳粹投降，并在之后出任亲纳粹的“维希政府”的“元首”，在希特勒的淫威下屈辱地管理了法国五年。等到二战结束后，贝当理所应当地被当成了卖国贼，在民众的一片唾骂中被法国最高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

贝当的晚节不保让很多人看不懂。身为民族英雄，贝当这辈子该有的都有了，投降显然不是稀罕当那个“儿皇帝”。至于说贝当卖国是为了保命，那更不成立。事实上，如果贝当真为自己考虑，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海外，他甚至可以凭借自己崇高的声望成立一个流亡政府，鼓动一下沦陷区民众抗击德寇。如果贝当这么干，贝当没准将成为两次拯救民族的“双冠王”。

    然而贝当说：“我知道回国会面对什么，但是我的祖国在召唤我，我责无旁贷。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国效劳。”从这段自白中可以看出，贝当很清楚回国就是去替他人顶缸，承担战败、投降、卖国的污名的。贝当是想充当战败的法国的保护人，让德国看在自己昔日威名的分儿上，对这个已经颜面扫地的国家保持一点最低限度的尊重。

    战后法国摇身变为战胜国，而跟战败、投降联系在一起的贝当，是法国人所不愿提起更不愿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卖国贼”的定性，其实早在审判前就已经注定了。所以，在审判的现场，贝当本人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表情淡然，也许贝当在回国的那一刻，早已预料到了这会是他的结局。

    看过之后我无语。其实这些年一直有人替中国的大汉奸汪精卫辩护，说他主观愿望上是为中华民族好的，并非自觉地出卖民族利益，甘当日本人的走卒。不过评判一位历史人物，我倾向于其在政治舞台上所起到的客观效果。因为贝当也好，汪精卫也好，首先是他们的主观愿望我们并不清楚，就算是史学家们用一些搞清楚的史料来证明，我仍坚持：仅仅这些史料不足为凭。另外，我们常说“好心办坏事”。就算这二位当时实际上是想“曲线救国”，可客观效果呢？

    当然了，历史上一些政治人物的“卖国行为”也真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冲动会遭致更大的损失。大家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条约。德国人在条约中提出的条件极其苛刻，如果苏俄接受这个条约，国土损失126万方英里，人口损失6200万，工农业损失无尽。当时苏俄谈判代表是托洛茨基，他拒绝签字。结果德军马上发动攻势，刚刚建立的苏军根本无法抵抗。之后，在列宁的一再坚持下，苏方签署了布列斯特条约。然而德国很快被协约国联军打败，苏俄当即宣布废除布列斯特条约。

    这样的事例蒋介石先生也干过。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派遣军突然对中国驻军发动进攻。蒋并没有作出激烈的抵抗举动。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大举围剿中共红军的同时，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发展经济，尽量做好战争准备。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蒋的黄埔系“中央军”已比6年前相对壮大了许多；虽然对日军作战还不在一个档次上，总比1931年要强不少。

    二战前的苏芬战争中，绝对弱小的芬兰军队的抵抗十分顽强，给苏军造成极大杀伤。但苏军最终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结果芬兰签订了停战协议，割让了大片国土，以保全国家不至亡国。

    通过以上三个事例，认为战争中弱小的一方理智的暂时委曲求全是否就是绝对的“卖国”呢？说真的，这历史上的故事让历史学家评说；现实中各个国家的实力较量，要看各国政治家们的智慧。我比较赞成弱小的一方审时度势的委曲求全。那这种“委曲求全”到底是不是卖国？我实在回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