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说，我们家搬进大院时，我才两岁，一九五七年。

姐姐还说，才搬进去的时候，刘爷爷和刘奶奶还活着，这个院子原来就是他们家的。那时大院子里的邻居都挺和气地。我妈没进生产队前，在家带孩子，有的在绸厂上班的人，就把门钥匙放在我们家，让我妈在他们下班前帮着把炉子捅开，坐上一壶水，水开了，她们下班就可以直接做饭了。 

刘家大院很漂亮，一个整整齐齐的四合院，有围墙，青砖的。进院子要从正门的门洞子进去，门洞子两扇大门，门槛子一尺多高。

大跃进时把大墙拆掉了，砖头用来建高炉，炼钢铁。门洞子也就孤零零地挺在那里，与哪一家也不连在一块，被改建成了一个小房子。

从那以后，刘家大院就破破烂烂了，人家也渐渐多起来了。我会算数的时候，大院子里住了十四户人家。

这是我画的刘家大院的草图

还是从那以后，从吴园子胡同一进刘家大院，就是一个公共厕所，红砖、红瓦。它属于公家，不属于集体，所以，二小队和一小队的社员经常抢着去掏大粪。一小队的赵大哥比较勤快，他往往早上五六点就去了。他儿子赵吉德是我中小学时的同班同学。

早上厕所有点挤，院子里的人都到那里方便，男厕所有两个坑位，比女的多一个，但没有引起男女平等的纠纷。有时大人蹲在坑位上一边抽烟，一边问：“你吃了吗？”

“还没。你哪？”

“刚吃过。”

男厕所边上是垃圾堆，全院的垃圾都倒那里。女侧所东边是刘老大的自留地，但他不怎么爱干活，地荒废了，有时，小孩就把垃圾倒在了地边，或者大人占着茅坑太久了，小男孩就在那里放水。

厕所后面是一条土路，长五六米，宽，刚好够一辆拉煤的手推车通过，到老刘家路就拐弯了，算是进了刘家大院里面，一条脏水沟从大院里流出来，沿着门洞一侧的墙边，进入刘老大的地里。

院内有一排朝南的正房，对着凤凰山，两侧是西厢房、东厢房。

我二哥参军后和张大哥合影

 “门洞子”算是大院的第一家，它是大院还在时的门房，很窄、很小，炕上只能并排睡两个大人。张大哥和大嫂结婚后，政府分给了他们这套房子，他们在那里做饭、生孩子、睡觉。

张大哥叫张景信，在凤城酒厂的工会工作，大嫂在丝绸厂上班，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国家发工资，很令我羡慕。

张大哥还给过我们家酒糟票，他们酒厂出酒糟的时候，我们哥们就去抢，装满了拉回家，喂猪。

那年，领导人不断登上那个大城楼，收音机里直播。张大嫂就把收音机放在后屋的窗台上，我们这些家里没有收音机的，就靠着窗台听，听到“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这些词的时候，我们也激动的脸都红了。

张大哥他们家门前有一小块地，乒乓球台子那么大，他们种上了茄子，辣椒什么的。

其他人家也都有这么大的一块地，不过是在屋子后面，被生产队的菜地包围着。

 我妈坐在新盖的房子前，红砖墙那边是“门洞子”

西厢房把头是老刘家，正好对着张大哥的门洞子，两家一起把守着大院的入口。刘叔原来似乎也在酒厂工作，他们家老三，六七岁就会包饺子，颇受邻里称赞。刘叔后来好像犯了什么错误，文G中被赶到乡下了。

接着卢大哥两口子搬进来了，卢大哥是干部，在丹东农科所上班。卢大嫂是工人，绸厂的纺织女工。她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好几个大人都叫她“卢胖”，她也答应，还笑呵呵的。

老刘家的隔壁是曲叔他们家，曲叔好像是老师，曲婶家务。他们家老大是个傻子，但没见到他发疯，他老是坐在窗台往外看，我不敢看他。还有一个大姐，嫁到黑龙江了。大姐下面是一对双，大双、二双，一直到小四、小五、小六子。最小的叫曲家芳，比我大一岁，跟我一直是同学。不过，初中上了三年后，投奔她大姐了，成为国家工人。

同学们说是逃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他们家在六九年前后也搬走了，搬到了一里外的山东街。

九七年我回国探亲时曲婶找到了我，她成了基督徒，让我到她家跟兄弟姐妹“交通交通”，也就是聊聊信仰。

曲叔一家搬走后陈姨一家住进来了。陈叔好像被拘留过，罪名是盲流，投机倒把。他说是原来的市民户口没了，当不成工人，做点小买卖，就犯事了。

我父母和四弟一家坐在新盖的房子前

陈姨经常批评陈叔窝囊，她也是绸厂工人，说话嗓门很高，下班没事了，爱串门。但习惯很好，只谈家事，不谈国事。

陈姨养了几只鸡，但鸡下蛋的积极性很低。陈叔说，跟你一个样，干打鸣也不下蛋，怎么也生不出个儿子。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小萍子，比我小两岁。

陈婶说，你好，你这个好儿子有个屁用，怎么不见你孝敬你妈。

陈叔说，我妈，我妈来这里行吗？

陈姨回答，她来，她来塞哪里，就这么一间小破房，一铺炕。

卢大哥与陈姨两家都是一间房，一铺炕。穿过炕是后屋，算是厨房，很小，窗户对着自家屋后的地和生产队的地。

陈姨要是到屋后的菜地，要经过卢大哥他们的地头。有一次，陈姨和“卢胖”闹别扭了，就不走了，从窗户直接跳出去。后来又没事了，就不跳窗户了。

（ 待续）

2021.7.1至19于美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