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忌日：追念恩师张岱年先生

          范学德

窗外下着小雨，雨点打在窗棂上，“滴答、滴答”，声断声续。灰突突的阴天被眼前的大树划乱了，竖着的粗大树干黑森森的。

我又想起了恩师张岱年先生。

十多天前，老友范鹏发来一张照片，并写到：“4月24日是岱年先生逝世十八周年忌日，特发本人收藏的一张旧照，以志怀念。”

照片上的张先生，七十八岁，应是1987年。一年前，1986年，我正在北京那个学校读研究生，4月28日，张先生给我们上了一堂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一个印象：仁者，或者说，君子。有些木讷。十来天后，我和范鹏整理好了讲稿，奉刘宏章老师之命，骑自行车去了张先生家，把整理稿交到了先生手里。

先生住在中关园48楼103号。二楼。

（这是我为范鹏和张岱年先生拍摄的照片）

文稿不久后发表在《理论月刊》上，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后来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张岱年全集》第6卷。

过了几年后我才意识到，那几乎是沉寂了五十年后，张岱年先生又一次公开探索中华文化问题，并且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早在1935年，张先生就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将自己的文化基本主张概括为：“文化的创造主义。”那年他才26岁，阐述起自己的思想来无所顾忌。

上文件夹翻看自己保存的张先生的资料。有一篇访谈，是记者采访张岱年先生的儿子、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张尊超。尊超说，父亲曾多次对他说：“我不是儒家，我信持辩证唯物主义。”

更早，张先生也一再对我讲过，我不是儒家，也不是新儒家。他幽默地说：“我怎么可能是新儒家哪。他们那些年在海外说了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啊。一本书也没看过。”

那些年就是从四十年代末期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

1983年四月，大地回春，张岱年先生参加了曲阜“孔子学术探讨会”。4月25日，作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的张岱年在大会上发言，他郑重地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应科学地研究孔子、评价孔子。”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准官方的宣告。但对于张先生来说，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他后来把这个讲话整理成“关于孔子哲学的批判继承”一文，收录在《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482—486页。并且在文章后面特别注明，“1983年5月21日记于黄山。”

张岱年先生不是儒家或新儒家，那定位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他是自民国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之一，开创了以问题和概念（范畴）解析为主轴的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新范式。这集中表现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这本六十万字的巨作完成于1936年7月，此时的张岱年意气风发，他才仅仅27岁。

但早在这之前，张先生从1932年开始在报章上发表论文起，他想做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史专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以辩证的物本论（即唯物论）为基础，综合理想论（即唯心论）与逻辑解析法，创建一个解析的物本论哲学体系。

1936年，看到了张岱年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后，著名学者孙道升就在他的《当代中国哲学的解剖》一文里，将张的哲学思想称为“分析的唯物论”。

四十年代，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生活陷入窘境的张先生，忍受着艰难困苦，写出了表达自己“解析的物本论”的思想概要——《天人新论》，还没有来得及更深地阐述与扩展，就在五十年代初期，不得不把自己书稿抄了两份后，藏在了书柜的底下，直到1987年春，我才有幸成为第二个阅读者。

在我和刘鄂培等几个弟子的反复劝说下，张岱年先生才最后同意把书稿交给齐鲁出版社出版，并且怎么也不肯用原来的书名——《天人五论》，怕人说他太狂了，最后改为《真与善的探索》。

问世时已经是1988年6月。当年11月，先生将印刷本送我一册，并写道：“学德同志惠存”。

在该书的“自叙”中，张岱年录上了自己1981年2月写的一段记述文字，说“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我对于哲学问题深感兴趣”，撰写了哲学论稿若干篇，但“内容颇异于时论，故未遑问世”。八十年代初期，再看手稿，张先生还是认为“旧稿多属臆说，颇多违俗之谈”，但在我看来，这些“违俗之谈”，恰恰是他自家体会出来的自见、己见、独见、新见。

那大概是张岱年一生最灿烂的时光。写这篇自序时，张先生已经78岁了，回忆往事，他写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文字：“当时著论，直抒胸臆，无所畏惧，譬如鸢飞戾天。鱼越于渊，驰骋独立思考，近乎’洸洋自恣’。”

这正印证了张遵超整理的父亲的日记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张岱年就在日记里写道：“每每想起西洋青年学者日日努力于学术工作，我又自警，若不快快地专心一志于学术，怎能在世界学术界占一席地呢？终生做他们的传达者，我是不甘心。”

“我实在不能受任何前人的限制。前人所发见（即发现）的真理，我可充分吸取；前人所应用而有效的方法，我可尽量采用。我却不哲学研究之路，是面对实在，不是面对典籍。”

但是，当1981年和1987年重读手稿时，张岱年先生在“重阅后记”一再写到， “近四十年来对于这些问题都很少思考了。” 

从1987年春开始，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阅读了张岱年先生的全部书稿，撰写了《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这是国内当时对在世的哲人进行专人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记得副标题最初我想用“论张岱年哲学”一语，但先生坚决不同意，除了心有余悸外，也许还包括自己未能全面地充分地阐发自己的哲思。

也就是在这几年间，我多次劝张先生放下一些事情，集中精力写下他从三四十年代就在撰写的《天人新论》，完成他的哲学——“分析的物本论”。

大概是1989年吧，有几天我住在了张先生家中，据张尊超兄说，我是唯一一位在他家住过的外人。有一天，我在书房里与先生聊天，再一次劝他续写《天人新论》，先生缓缓地对我说：“《天人新论》完不成了，永远也完不成了。" 

这是张岱年先生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读了一天，想了一天，写了一整天。现在，窗外的雨停了，黑夜深沉。但我的心却非常沉重。我想到了张先生离世的那一天，我想到了“死不瞑目”四个汉字。

2022.4.22 夜里十点于芝加哥

（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