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忌日：追念恩師張岱年先生

          范學德

窗外下着小雨，雨點打在窗櫺上，“滴答、滴答”，聲斷聲續。灰突突的陰天被眼前的大樹劃亂了，豎着的粗大樹幹黑森森的。

我又想起了恩師張岱年先生。

十多天前，老友范鵬發來一張照片，並寫到：“4月24日是岱年先生逝世十八周年忌日，特發本人收藏的一張舊照，以志懷念。”

照片上的張先生，七十八歲，應是1987年。一年前，1986年，我正在北京那個學校讀研究生，4月28日，張先生給我們上了一堂課。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張先生，一個印象：仁者，或者說，君子。有些木訥。十來天后，我和范鵬整理好了講稿，奉劉宏章老師之命，騎自行車去了張先生家，把整理稿交到了先生手裡。

先生住在中關園48樓103號。二樓。

（這是我為范鵬和張岱年先生拍攝的照片）

文稿不久後發表在《理論月刊》上，題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分析。”後來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編輯的《張岱年全集》第6卷。

過了幾年後我才意識到，那幾乎是沉寂了五十年後，張岱年先生又一次公開探索中華文化問題，並且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觀點。早在1935年，張先生就在《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中，將自己的文化基本主張概括為：“文化的創造主義。”那年他才26歲，闡述起自己的思想來無所顧忌。

上文件夾翻看自己保存的張先生的資料。有一篇訪談，是記者採訪張岱年先生的兒子、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張尊超。尊超說，父親曾多次對他說：“我不是儒家，我信持辯證唯物主義。”

更早，張先生也一再對我講過，我不是儒家，也不是新儒家。他幽默地說：“我怎麼可能是新儒家哪。他們那些年在海外說了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啊。一本書也沒看過。”

那些年就是從四十年代末期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

1983年四月，大地回春，張岱年先生參加了曲阜“孔子學術探討會”。4月25日，作為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的張岱年在大會上發言，他鄭重地說：“尊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反孔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現在應科學地研究孔子、評價孔子。”

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準官方的宣告。但對於張先生來說，這是發自內心的聲音。他後來把這個講話整理成“關於孔子哲學的批判繼承”一文，收錄在《張岱年全集》第5卷第482—486頁。並且在文章後面特別註明，“1983年5月21日記於黃山。”

張岱年先生不是儒家或新儒家，那定位是什麼呢？

毫無疑問，他是自民國以來最重要的“中國哲學史專家”之一，開創了以問題和概念（範疇）解析為主軸的研究中國古典哲學的新範式。這集中表現在《中國哲學大綱》一書中，這本六十萬字的巨作完成於1936年7月，此時的張岱年意氣風發，他才僅僅27歲。

但早在這之前，張先生從1932年開始在報章上發表論文起，他想做的就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史專家，而是一個哲學家。以辯證的物本論（即唯物論）為基礎，綜合理想論（即唯心論）與邏輯解析法，創建一個解析的物本論哲學體系。

1936年，看到了張岱年發表的多篇學術論文後，著名學者孫道升就在他的《當代中國哲學的解剖》一文里，將張的哲學思想稱為“分析的唯物論”。

四十年代，在日偽統治下的北平，生活陷入窘境的張先生，忍受着艱難困苦，寫出了表達自己“解析的物本論”的思想概要——《天人新論》，還沒有來得及更深地闡述與擴展，就在五十年代初期，不得不把自己書稿抄了兩份後，藏在了書櫃的底下，直到1987年春，我才有幸成為第二個閱讀者。

在我和劉鄂培等幾個弟子的反覆勸說下，張岱年先生才最後同意把書稿交給齊魯出版社出版，並且怎麼也不肯用原來的書名——《天人五論》，怕人說他太狂了，最後改為《真與善的探索》。

問世時已經是1988年6月。當年11月，先生將印刷本送我一冊，並寫道：“學德同志惠存”。

在該書的“自敘”中，張岱年錄上了自己1981年2月寫的一段記述文字，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我對於哲學問題深感興趣”，撰寫了哲學論稿若干篇，但“內容頗異於時論，故未遑問世”。八十年代初期，再看手稿，張先生還是認為“舊稿多屬臆說，頗多違俗之談”，但在我看來，這些“違俗之談”，恰恰是他自家體會出來的自見、己見、獨見、新見。

那大概是張岱年一生最燦爛的時光。寫這篇自序時，張先生已經78歲了，回憶往事，他寫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文字：“當時著論，直抒胸臆，無所畏懼，譬如鳶飛戾天。魚越於淵，馳騁獨立思考，近乎’洸洋自恣’。”

這正印證了張遵超整理的父親的日記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張岱年就在日記里寫道：“每每想起西洋青年學者日日努力於學術工作，我又自警，若不快快地專心一志於學術，怎能在世界學術界占一席地呢？終生做他們的傳達者，我是不甘心。”

“我實在不能受任何前人的限制。前人所發見（即發現）的真理，我可充分吸取；前人所應用而有效的方法，我可儘量採用。我卻不哲學研究之路，是面對實在，不是面對典籍。”

但是，當1981年和1987年重讀手稿時，張岱年先生在“重閱後記”一再寫到， “近四十年來對於這些問題都很少思考了。” 

從1987年春開始，我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閱讀了張岱年先生的全部書稿，撰寫了《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一書，這是國內當時對在世的哲人進行專人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記得副標題最初我想用“論張岱年哲學”一語，但先生堅決不同意，除了心有餘悸外，也許還包括自己未能全面地充分地闡發自己的哲思。

也就是在這幾年間，我多次勸張先生放下一些事情，集中精力寫下他從三四十年代就在撰寫的《天人新論》，完成他的哲學——“分析的物本論”。

大概是1989年吧，有幾天我住在了張先生家中，據張尊超兄說，我是唯一一位在他家住過的外人。有一天，我在書房裡與先生聊天，再一次勸他續寫《天人新論》，先生緩緩地對我說：“《天人新論》完不成了，永遠也完不成了。" 

這是張岱年先生平生最遺憾的一件事。

讀了一天，想了一天，寫了一整天。現在，窗外的雨停了，黑夜深沉。但我的心卻非常沉重。我想到了張先生離世的那一天，我想到了“死不瞑目”四個漢字。

2022.4.22 夜裡十點於芝加哥

（轉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