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通向自我的道路——侧记19

                        范学德

我们的旅游大巴在群山中前行，大山沉寂。但车内，陈瑞琳主持的“巴士论坛”气氛火热，一个接一个人发言。几个人讲话后，我有所感，要求也讲一讲，拿过话筒，我说了以下的话。

大会上我在限定的五分钟内主要讲了一件事：对于我来说，写作是我走上上帝的一条路。现在可以讲下一件事，写作同时也是我通向自我的一条路，走入我的过去，我的现在和未来。

因此，我，这就是我写作的立足点，什么群体、民族、世界，这些对于我来说都太大了，尽管他们与我息息相关，但也只能在与我的关系中去观察，去思考，去书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要摆脱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对我的束缚，我就是我，一个自由的独立个体，我只能从此出发，并且，走我自己的路。

我被那些意识形态害苦了。从小到青年时代，雄心太大了，动不动就想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解放全人类，要振兴中华，但在那时候，除了身边的黄种人，我甚至都没碰过一个白人、黑人、印第安人。长大了更发现，只要领导一句话，你就连人民都不是了。

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就要超越人际关系，进入天地关系中。德国有句名言，据说是黑格尔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当我真正地仰望星空，举目望天后，我才明白了，我这个从古至今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它是我的主赐给我的。除此之外，世上所给与我的一切价值，都无法构成永恒的价值。）

我的自我是复杂的，多面的。简单地说，在我的灵魂里面，有一个黑暗的我，也有光明的我，它们一直在争战之中。写我，就不能不写那个黑暗的自我、罪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一件事令我深深困惑，就是许多老干部和文化人、知识人，他们纷纷讲四人帮怎么迫害了他们，但却没有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迫害别人的？在1957，还有更早，你们是怎么样检举、揭发、批判、斗争别人的。

成为基督徒后，我更意识到，说别人容易，那你范学德自己呢？难道你没有主动地参入十年浩劫，成为那些罪犯的帮凶？我不能说没有。因为当年上中学时，我也参加过批判牛鬼蛇神的学习班，并且一次由于无意失手，用温热的炉钩子烫了文革前的副校长一下。

我问自己，毛没有摁着我的手写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帮我举起炉钩子。我做的，是我做孽，是我犯了罪，成了黑暗势力的同伙。

于是，我不断反省，忏悔，认罪。在世纪之初前后，我集中精力写下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一开始在台湾的《宇宙光》杂志上连载，后来结集在美国出版，书名叫《梦中山河—红小兵忏悔录》。全书的焦点就在一个问题上，我是怎样参入了这场浩劫，为什么会那样？我写出我的忏悔。承担起自己的罪责。

由此，写作就是悔改，它是我通向我的罪我的一条路。

我还要写我的赞美和爱。

疫情开始后，我眼中看到的都是黑暗，很可怕。那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上帝，你还在爱着我吗？或者，像古代诗人的询问：主啊，求你显出你爱我们的凭据！

每日散步，我走进了自家附近的大野地里，有时一走两个多小时。在途中，我看到了日出日落，看到了青草死而复生，鸟儿唱着歌飞翔，小龙虾群挤在一起，是做爱吗？求爱的加拿大雁欢叫着在空中起舞。雁宝宝跟着爸爸妈妈在小池塘里漫游，小鹿似乎熟悉了我的味道，在距离我三五米的地方吃草，它们居然还吃蒲公英，懂得药膳。小乌龟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伸出头来看我，但不会像某些我的东北老乡那样问：“你瞅啥呀！”我们就这样相互注视着，风过，阳光过，但时间静止了。

这一切让我感悟到，我被爱着。就像两首古老的赞美诗所唱的那样：“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仍在掌管。”“清晨复清晨，主恩日更新。”于是，我漫步，我欣赏，我祈祷，我赞美，言辞不足以表达时，我情不自禁地歌唱，偶尔还会舞蹈，只为你歌，只为你舞。

回到家里，我写作。

2023.7.15记事

完成于202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