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通向自我的道路——側記19

                        范學德

我們的旅遊大巴在群山中前行，大山沉寂。但車內，陳瑞琳主持的“巴士論壇”氣氛火熱，一個接一個人發言。幾個人講話後，我有所感，要求也講一講，拿過話筒，我說了以下的話。

大會上我在限定的五分鐘內主要講了一件事：對於我來說，寫作是我走上上帝的一條路。現在可以講下一件事，寫作同時也是我通向自我的一條路，走入我的過去，我的現在和未來。

因此，我，這就是我寫作的立足點，什麼群體、民族、世界，這些對於我來說都太大了，儘管他們與我息息相關，但也只能在與我的關係中去觀察，去思考，去書寫。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要擺脫集體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對我的束縛，我就是我，一個自由的獨立個體，我只能從此出發，並且，走我自己的路。

我被那些意識形態害苦了。從小到青年時代，雄心太大了，動不動就想做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要解放全人類，要振興中華，但在那時候，除了身邊的黃種人，我甚至都沒碰過一個白人、黑人、印第安人。長大了更發現，只要領導一句話，你就連人民都不是了。

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個人，就要超越人際關係，進入天地關係中。德國有句名言，據說是黑格爾說的，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只有當我真正地仰望星空，舉目望天后，我才明白了，我這個從古至今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存在，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它是我的主賜給我的。除此之外，世上所給與我的一切價值，都無法構成永恆的價值。）

我的自我是複雜的，多面的。簡單地說，在我的靈魂裡面，有一個黑暗的我，也有光明的我，它們一直在爭戰之中。寫我，就不能不寫那個黑暗的自我、罪我。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一件事令我深深困惑，就是許多老幹部和文化人、知識人，他們紛紛講四人幫怎麼迫害了他們，但卻沒有講自己當年是怎麼迫害別人的？在1957，還有更早，你們是怎麼樣檢舉、揭發、批判、鬥爭別人的。

成為基督徒後，我更意識到，說別人容易，那你范學德自己呢？難道你沒有主動地參入十年浩劫，成為那些罪犯的幫凶？我不能說沒有。因為當年上中學時，我也參加過批判牛鬼蛇神的學習班，並且一次由於無意失手，用溫熱的爐鈎子燙了文革前的副校長一下。

我問自己，毛沒有摁着我的手寫過一張大字報，更沒有幫我舉起爐鈎子。我做的，是我做孽，是我犯了罪，成了黑暗勢力的同夥。

於是，我不斷反省，懺悔，認罪。在世紀之初前後，我集中精力寫下了我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一開始在台灣的《宇宙光》雜誌上連載，後來結集在美國出版，書名叫《夢中山河—紅小兵懺悔錄》。全書的焦點就在一個問題上，我是怎樣參入了這場浩劫，為什麼會那樣？我寫出我的懺悔。承擔起自己的罪責。

由此，寫作就是悔改，它是我通向我的罪我的一條路。

我還要寫我的讚美和愛。

疫情開始後，我眼中看到的都是黑暗，很可怕。那時我問了一個問題，上帝，你還在愛着我嗎？或者，像古代詩人的詢問：主啊，求你顯出你愛我們的憑據！

每日散步，我走進了自家附近的大野地里，有時一走兩個多小時。在途中，我看到了日出日落，看到了青草死而復生，鳥兒唱着歌飛翔，小龍蝦群擠在一起，是做愛嗎？求愛的加拿大雁歡叫着在空中起舞。雁寶寶跟着爸爸媽媽在小池塘里漫遊，小鹿似乎熟悉了我的味道，在距離我三五米的地方吃草，它們居然還吃蒲公英，懂得藥膳。小烏龜知道我不會傷害它，伸出頭來看我，但不會像某些我的東北老鄉那樣問：“你瞅啥呀！”我們就這樣相互注視着，風過，陽光過，但時間靜止了。

這一切讓我感悟到，我被愛着。就像兩首古老的讚美詩所唱的那樣：“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仍在掌管。”“清晨復清晨，主恩日更新。”於是，我漫步，我欣賞，我祈禱，我讚美，言辭不足以表達時，我情不自禁地歌唱，偶爾還會舞蹈，只為你歌，只為你舞。

回到家裡，我寫作。

2023.7.15記事

完成於202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