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革,普通人有没有罪? 范学德
这一位不原意我公布他网名的,姑且叫他蒙面兄吧,也是猫眼上的大侠。一到旅馆住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约晚上见一面。一见面,蒙面兄就说,我不同意你那篇文章的看法。哪篇?就是说这样对老人家(毛泽东)不公道那篇。我知道,好些人对那篇不满意。 老兄的坦率令我很高兴,我们坐下来,一边喝果汁,一边聊。他说,他没看我的文章,只看了标题,他认为我的标题有误导作用。 我笑了。那个标题本来就是想刺激一下而已。我还是很高兴他高抬贵手,没有一砖头拍死我。我说,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可以讨论。 我们的讨论进入正题,焦点在于,在官方已经确立了不可突破的底线前提下,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另外的言说?或者说,除了那个不可推卸责任者的责任之外,每一个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他是否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蒙面兄坚持首先要解决领导者的责任问题,我坚持无论领导者的责任如何,无论他们是否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都应该承担起自己那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俩人温和地讨论,慢慢地喝果汁,尽管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了解了彼此的观点。 顺便还说了那位伟大统帅会不会打仗,蒙面兄坚持说那也是吹出来的,他没上过军校,怎么会打仗?我则认为他的确能打,再说,能打仗的将帅也未必都是军事学院培养出来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聊,这回我们吃的是广式早点,可惜我肚子不好,只吃了一根油条。那天,台风过境,大雨倾注。何不语顶着大雨,一大早就搭车从外地赶来看我们,并一起聊天,吃饭。看到他的外衣全湿透了,我很过意不去。就劝他换上了我的一件黄色的体恤衫。 何不语人微胖,普通话中带点广东味,说起话来满实在的,看不出是一个商人。听他讲作买卖的事,听得我惊心动魄,几十万,上百万的钱,说不给你就不给,根本就找不到说理的地方。这,实在是我无法想象的,我也真佩服他了,就这样,还能挺下来,继续创业。 ……
2005.8.18 破题:所谓这就是指个人没有反省自己的文革中的罪责
批范学德先生之文革反思观 文章提交者:李三来也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批范学德先生之文革反思观 李三来也/猫眼看人 听到范夫子到中国的消息,我正在塞浦路斯街头。说实话,但是我对范先生前之《m》文,是有不同看法的。本想当面与范先生一辩方休的,无奈现在只能“屏”上谈兵,把我的想法写出来,以就教于范先生。我想就是面对面的激辩也不过如此罢。 我并不怀疑范先生反思的忠诚。确切地说,作为一个后生,文革我只是一个局外之人。文革于我不过是亲眼看到、听到,却未亲历、亲自参与。以范先生之亲历、亲闻,为文革忏悔,本是应当之事。其参与文革的心路历程必然历历于心,最为真切,足为信史。其心灵之坦荡,也足可见其其忠诚, 邓小平先生曾有言:“现在要防右,但主要还是防左”。邓夫子之出此言,最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有着实际的问题在里面。这就好比在抗战时期,全民抗战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如果在国难当头之时,我们还在大谈日本人如何认真、日本人如何文明、日本女人如何可爱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正如邓先生十几年前所言,现在中国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防止左的问题。防右故然重要,但防左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范先生的反思文革,从民族性、从文革参与者的罪恶来进行分析,无疑是必要的。要真正杜绝文革的重演,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都需要反思,都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是的,中国确实存在着文革的土壤,也可以说中华民族都存在着诱发文革的基因。台湾不是也曾存在着以崇拜蒋介石、以对蒋介石的画像供奉,稍有不逊即入罪的“小文革”么?但是需要强调的作为文革的主要发动者、作为施暴者首先需要得到清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就开始把被虐者作为清算的重点,这就是本末倒置。 我们平时讲到一个问题总是要“虽然”“然后“但是”一番。“虽然”是前提,“但是”才是我们真正要说明的。如果一个问题的“前提”,都不确定,又何来“但是”后面的结果呢? 我们对文革的祸首罪恶的清算还不够吗?是的,非常的不够。就是在文革结束二十五年之后,改革开放也发展了二十多年之后,我们其实还并没有走出文革的梦魇。文革的幽灵就象一个干尸般的饿鬼,一直中华大地上徘徊。它远远没有离去,时不时都有一些睁眼瞎似的糊涂虫在为它在叫好,在千万遍地为之招魂。改革一旦遇到新问题,那些孝子们就立即跳出来,骂改革、骂开放、妄图把文革这条死马,重新拉回到我们的政治体制之中。他们还时不时地跳出来,喊打喊抓喊杀。更有一些人,披着各种外衣站出来,拉出“一分为二”的辩证“反思”的架势,借改革开放后言论自由空前的兴盛,行的却是对人民进行极端统治、复辟文革之实。因此,一位叫“十年砍柴”的网友就已明确指出:如果说要对文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和反思的话,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此路不通”。 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范学德先生承认文革的灾难性、文革的罪恶性,但是站在认为对文革的批判已经到了“底线”的立场,来反过来对文革的受害者、被虐者、参与者来进行反思。正是以范学德先生平时对民主自由的推崇,而转而剑走偏锋、以这样的一个貌似公允的姿态出现,看起来是在分析文革的深层次原因,而其起的作用却是在实质上帮前述所谓“反思者”的忙,最终效果也不过是为文革的罪魁张目,为文革罪魁的罪责开脱罢了。而其对人的蛊惑更有以柔克刚、化力量于无形的效应,更具不可替代的破坏性。 特别是对于一些本来就对文革没有一个起码的常识的八十年代以后刚刚走上社会的人,造成一种具有一种毁灭性的认识————原来文革的罪恶是我们民族的必然?文革是当时的必然走向?甚至进而产生出依我们现在的国情,是不是应该或是会再需要“三五年再来一次”文革呢? 对范先生反思文革、解剖自己的勇气,我倒是钦佩的。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到的范先生的谦虚、诚实和敢于剖析自己精神,以自己在文革中的勇气和行为,来比之以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的勇气来进行比较,而从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迷茫来找出罪恶,并以自己的“此罪”来抵消施暴者、策动者的“彼罪”,是不是同样也是对文革这段人为的灾难的一种曲解,同样是有欠公允的呢? 如果罪恶也是可以抵消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南京大屠杀中,天杀的主将唐生智的玩忽职守、背叛国家的只身出逃、国军以三对一、十五万国军却被五万日军打得一败涂地、四散奔逃、更加之以整个部队的临阵投降,和数十万人在四天之内排着整齐的队伍等着日军一个个砍杀、活埋、击毙的引颈就戳的麻木和缺乏斗争精神的罪责,就可以抵消日军的残暴、威胁的罪恶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在我们反思着这场本不应有的屠杀时,是不是也要问一问“这样对待日军不公道”? 历史确实是客观的,她实实在在地呆在那————赤身祼体、毫无遮掩;反思也是客观的,她也存在于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良知可以保证她的真实。但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从反思一个次要的、被动的“从犯”开始,最后达到的却是以“从犯”的罪恶,来抵消“主犯”的罪恶,在良心上范先生可能是无愧的,但是在效果上却是令人怀疑的,在逻辑上则更是荒谬的。 这样的反思,很有可能不是对文革的清算,而是对文革的是非曲直的一种拨乱反正和反攻倒算,其结果可能将是把文革罪魁从历史的耻辱柱上请下来,重新请上根本就没有动摇过的神坛,最终把一个装神弄鬼、全知全能的神汉和妖孽,九原返魂,让它重新把它的脓血播撒神州! 以上浅见,请良知的范学德兄三思。 答李三来也对我的批判或批评 范学德 我的一篇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反感,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有些朋友连文章都没有仔细地读一遍,就加罪于我,这,令我感到的就不仅仅是悲哀了。 文革已经过去了,但文革的思维和语言并没有过去。最令人无法理解的就是:在某些渴望彻底地否定文革的朋友的心中,竟然深深地刻着文革的烙印。 文革仍在继续之中,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而已。而网络红卫兵,又何止是左派! 下面,是我对李三来也先生的批判的回答: 首先,我不会用某先生的立论来述说现在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防左。我们早就该告别这一类的红色语言了。什么左啊右啊的,还不是当权者说了算。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自由化,民主化,而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核心,又是一个制度化的问题,建立一套完整的自由的制度,民主的制度。 中国受专制主义之害久矣,舍自由和民主,绝无医治这一痼疾的良药。没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就没有一个未来的新中国,就走不出两千来中国式的专制主义的怪圈和宿命! 革人类一切美好文化之命,从思想开始实行全面专政,这正是中国式的专制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有两点实事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官方的确已经对文革做出了一个全面否定的评价,并认为毛应当为此而负主要责任;第二:而这个决议,就是在大陆探讨文革问题的底线。不论我们是否高兴,在可见的未来,我看不到突破这个底线的希望。 这一点,李三来也先生你也是清楚的,不然,你就不会用“文革罪魁”这一类的曲笔而不敢直呼其名。当然,这不是先生胆量不足,而是你清楚现实,如果你突破底线,哪怕就是在这虚拟空间,你也得闭口,不然,就被封帖。 当我说“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归结到毛泽东身上,这对老人家不公道,也不合事实,就是把它归到林彪和四人帮身上,也不公道,也不合事实”,我绝对没有否定伟大领袖要负主要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与决议没有分歧。我只是说,把错误“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这不符合事实。 就连邓先生也说过,文革这样大的灾难之所以会在中国发生,与体制有关。体制就是制度。其实,何止是制度,还与两千年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有关,与整个国民有关。我思考的就是,无论我们个人的责任如何微不足道,但对于这一场人类浩劫来说,我到底有没有责任? 这就是我的问题:不管文革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是否负起他们必须负的主要责任,作为积极参加文革的每一个人(首先是我),要不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换句话说,如果我作的错事并不是在暴力的直接胁迫下而作出的,我是否应该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行为而道歉?! 再换句话来说,如果不是毛摁着你的手打人,写批判稿,那么,每一个在文革中打了人的人,写了批判稿的人,要不要有勇气承担起自己的罪孽?! 再换句话来说,是不是只有等到了彻底清算文革的罪行之后,我们这些在文革中犯了罪的人才开始忏悔自己的罪孽?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他们不认罪,是否我们犯下的罪过就有理? 再换一句话来说,难道继续认识文革组织者的罪过与反思我们自己的罪过,就不能够同时进行吗? 我为中华民族而感到悲哀,这个民族既缺乏良知,又缺乏面对自己心灵的黑暗的勇气。文革结束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但有几个文革的积极参入者为自己当年的罪孽忏悔?更不必说四清,说反右,说反胡风,说土改了! 这是一个被中国式的专制主义涂炭了心灵的民族,它的心灵还在蹂躏之中。 中国式的专制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它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冒充为“人间上帝”,甚至可以说是层层的“人间上帝”;另一方面,则是芸芸众生成为顺民和愚民,他们完全地依从那个“人间上帝”。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某个“人间上帝”在台上时,臣民们三呼万岁万万岁,把一切都归功于圣上的伟大;而当那个“人间上帝”寿终时,奴仆们又把一切罪过和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无论顺民还是愚民,他们都不过是“人民”,是“群众”,是一个“零”而已。只有依附着在他们上面的“人间上帝”,他们才能作为一个数字而被数算。“人民群众”,他们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活着。这也就是说,“人民”或者“群众”既没有勇气去自己思想,也没有勇气去承担自己的责任。 个人,还是“人民”,这就是生死之别。 自由社会以公民为基础。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公民。所谓公民,就是一个为自己在自由意志下所作出的一切行动承担责任的个人! 把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罪孽,说成是“最终效果也不过是为文革的罪魁张目,为文革罪魁的罪责开脱罢了”,这正是“人民”的懦弱,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所以,他们不敢说,这是我的罪孽。 至于先生说“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从反思一个次要的、被动的“从犯”开始,最后达到的却是以‘从犯’的罪恶,来抵消‘主犯’的罪恶”,这更是不可思议!问题不在于你从哪里开始,也不在于从何时开始,而仅仅在于你是不是“从犯”,你是不是犯了罪?如果你是,那么,你就应该反省你的罪恶,而不论“主犯”是否反省。这绝对不是什么“抵消‘主犯’的罪恶”,而是承担起自己的罪恶!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快三十年了。但是,正如先生所说,“我们其实还并没有走出文革的梦魇”,文革的幽灵,一直中华大地上徘徊。除了我们无法从制度上更深刻地反省文革之外,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昔日的红卫兵,造反派,文革中被迫害但在文革前一再迫害人的当权者们,还很少有人为自己当年的罪过而忏悔,他们甚至连向被自己伤害过的受害者说一句对不起也不肯。 我们还要等多久? 难道要一直等到上面彻底否定了,我们才肯面对自己心灵深处的黑暗?如果他们不肯,那该怎么办,就一直等下去?或者,我错得有理? 不,错,就是错了,并且,那是我自己的错,无可跳脱。因为无论逃到哪里,哪怕行将告别人世,我们也逃不掉,因为审判我们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只要这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它必定谴责我们自己。 我们逃避自己的罪孽还要到何时? 2005.8.17 照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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