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是为贬低耶稣辩解吗？

                        范学德

2026年3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内塔尼亚胡第一次用英文向国际媒体讲话，他说：“历史不幸地证明：耶稣基督比起成吉思汗一点优势都没有。因为只要你足够强大、足够残酷、足够有力量，邪恶就会战胜善良，侵略就会战胜温和。”

这句话直接把耶稣基督（基督教的核心道德象征）和成吉思汗（暴力征服的象征）放在同一句话里对比，立即引发大量基督徒强烈愤慨和指责，认为这是反基督、亵渎耶稣。

次日（2026年3月20日），他立即在X（Twitter）上澄清：“我没有贬低耶稣基督。我只是引用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的话，强调面对野蛮时，仅靠道德、正义和善良是不够的，必须有力量来捍卫它们。”

他写到：“作为耶稣基督的热烈崇拜者，杜兰特指出，仅凭道德本身不足以确保生存。一个道德上优越的文明，如果没有力量自卫，仍然可能被无情的敌人征服。没有冒犯之意。”

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在1968年合著的《历史的教训》第8章z指出：“自然和历史并不认同我们对善恶的观念；它们把善定义为存活下来的东西，把恶定义为灭亡的东西；宇宙对基督和成吉思汗没有偏爱。”

杜兰特是中立的哲学观察：历史无道德偏见，只看谁活下来。宇宙对基督（善/道德）和成吉思汗（恶/暴力）一视同仁。

在内塔尼亚胡的原话中，“Jesus Christ has no advantage over Genghis Khan”直接并列两人，这很自然地被解读为贬低耶稣，在基督教文化中，这句话尤其太敏感。虽然他加了“unfortunately and unhappily”（不幸地、令人遗憾地），表明他认为这是坏事，但表达仍不清晰，也把杜兰特的中立观察政治化了，变成了“邪恶会战胜善良，除非有力量”的现实主义警告。

澄清时他强调“没有冒犯”，把焦点转向“道德+力量”，这有一定狡辩成分（原话并列太刺激，容易被误读），但核心“力量决定存亡”与杜兰特一致。

耶稣是否意味着力量？这或许是内塔尼亚胡想问的，也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

2. 萨利赫·穆罕默迪被处死

3月19日（周四）又发生一件大事，Saleh Mohammadi（萨利赫·穆罕默迪）——国际摔跤界新星，伊朗国家自由式摔跤队成员，在刚刚过了19岁生日（约3月11日左右）几天后，被公开绞刑处决（public hanging），与他一起被处决的还有Mehdi Ghasemi和Saeed Davoudi。

这是伊朗当局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全国性反政府抗议浪潮后，首次针对相关抗议者执行的死刑。

供述是在酷刑和胁迫下取得。Mohammadi 本人在法庭上撤回供述，称其非自愿，但法院拒绝接受。

这是一次秘密审理、无法接触独立律师、未传唤辩方证人（包括能证明Mohammadi当时不在现场的证人）、快速审判（从逮捕到判决仅数周）。

没有公开的物证（如视频、DNA、独立尸检、现场照片等）被呈现给国际社会或独立验证。

家人和知情者称Mohammadi当时不在事发区域，但这些证词未被法庭采纳。

X上一片抗议声、叹息声。

3. 等待她们的会是绞刑架吗？

庇护的伊朗女足国家队队长及其他四名队员，究竟是“自愿”返回祖国“温暖怀抱”，还是被迫？等待她们的会是绞刑架吗？

在澳大利亚参加亚洲杯期间，伊朗女足国家队因赛前拒绝唱国歌，被伊朗官媒公开斥为“叛徒”。随后，队长Zahra Ghanbari（扎赫拉·加汉巴里）与其他四名队员/工作人员，一起申请了澳大利亚的人道主义庇护。现在，五人已先后撤回申请（她是第5位），正动身或已返回德黑兰。伊朗官方媒体（IRNA）称她们“自愿返回祖国的温暖怀抱”。但真实原因是伊朗当局的系统性压力：

多名球员的家人（包括队长母亲）遭到伊朗安全机构（含革命卫队情报部门）的威胁、骚扰甚至“失踪”。“威胁变得无法忍受，恐吓无休无止”，多名流亡人士和西方媒体报道指出，这是她们改变决定的主要原因。伊朗政权常用这种“家人作为人质”的手段，迫使海外异见者回国。

回到伊朗后，等待这些女足队员的是什么？

很可能面临审讯、拘留、酷刑，甚至更严重的惩罚（伊朗曾将类似“叛徒”行为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

会有绞刑架吗？

至少会失去国家队资格、被终身禁赛、监控或更糟。历史类似案例显示，回国运动员常被公开羞辱、判刑或长期失踪。

目前仍留在澳大利亚的两名球员，已开始与当地俱乐部训练，而返回者命运不明。

为什么这个事件在西方主流名人、好莱坞、大学抗议圈、时尚界、奥斯卡等场合，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显著声援？

没有胸针、没有红毯宣言、没有社交媒体刷屏、没有校园帐篷。

那些平日里高喊“女性权利”“女性赋权”“#MeToo”“女性体育自由”的精英们，此刻集体沉默。

这正是典型的“选择性正义”：

当施暴者是西方或以色列时，他们能迅速动员全球舆论；但当受害者是来自伊朗这样反西方政权的女性，当压迫者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时，他们的“正义”就突然失声。

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叙事，无法用来攻击特定政府或人物。联合国忙着在其他议题上批评西方，却对伊朗女性运动员正在面临的“死亡威胁”闭口不谈。不是看不见，而是不想看见。

真正的普世人权，不应该有政治过滤器。

当“女性权利”变成只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时，它就失去了道德力量。欢迎理性讨论：你如何看待这种双标？
（完整事件可参考BBC、Al Jazeera、NY Post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