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留学生，有人用“洋插队”一词概括了留学的艰辛。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国家已经取消了上山下乡的政策，我很幸运地躲过了“土插队”。可大家虽然对于“土插队”避之不及， 对“洋插队” 却是趋之若鹜。我也是披荆斩棘、排除万难才争取来的出国机会。当时出国政策层层设卡，需要一个个红章才能通关，对我来说，每一个红章都来之不易。其实我第一次申请出国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最后一个红章无论如何都拿不下来，最终以失败告罄。我不得不在国内工作了两年、报效了单位才最终成行。

那时美国的生活水平领先中国三十年。干净整洁的街道，琳琅满目的超市，家家户户有空调，随时随地有热水，出门通行皆轿车，这一切使得美国生活看上去光鲜惬意，但其实初到美国的日子十分清贫 。

我到美国的第一站是佛罗里达的热带城市。飞机降落后，见到了来接我的先生。他开着一辆二手车，浅蓝色的雅阁手动二门车。走出机场大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这个城市只有两季，hot and hotter(热和更热)。已是夜晚，依然可见热带风情，满目高大棕榈。

先生带着我来到一个二层楼的小楼，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公寓。走进大门，楼梯上红色地毯，豪华柔软，瞬间有种这就是美国的幸福感。推开公寓的门，却是略有失望。虽然家具一应俱全，却都是捡来的，一张桔黄碎花的长沙发，边上是灰蓝色的短沙发，参差不齐的颜色使得房间显得有点凌乱。

我们跟一个留学生合租一套两卧一卫的公寓，我们住了一间大的卧室。卧室里两张捡来的单人床合在一起成了大床，床边是黑色的床头柜，边上是一张棕色的写字台。没有衣柜，先生给我看大壁橱，说衣服可以挂起来。

床非常软，尤其是对于在国内睡惯了棕绷床的人来说。不过那时年纪轻，很快就适应了，还以为席梦思就是这么软的，后来才知道美国人也喜欢床硬枕软。 

我们对面住了一户美国人，三口之家，望进去可见整齐漂亮的家具。我以为他们是富人。先生说：富人是不会住公寓的。后来我就懂了，我们买房时，都是要远远避开公寓区。　

第一个月，先生带我到处走走看看，逛商店，看风景。先生在学校做RA(Research assistant)，虽然是暑假，也要每天上班。过了一个多月，新鲜感过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开始觉得无聊，便想着要出去打工。

那天我就拿了一本黄页电话簿，对着上面的中国餐馆打电话。那个城市中餐馆不多，听到一个餐馆要招人，晚上兴冲冲拉着先生去应征。

餐馆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上去很斯文，他说他需要一个二锅，问我会做吗?

我完全不懂得二锅是做什么的。老板解释说：就是炸油锅。

我想了想，就满口应承。当时就是想出去做事，至少想试试，而且自以为炸点东西应该不难。

老板和我们闲聊了一会，他是台湾人，姓朱。看我们是留学生，便说他也是台湾一所挺不错的大学毕业的，言下倒是对读书人有几份尊重。当下大家谈妥了，第二天我就去上班。

回到家里，先生跟我讨论说：这种炸油锅的事你可能做不了。正说着，电话铃响了起来，朱老板打来的。他说：看你这么秀气的样子，怎么会炸油锅，还是做带位吧。

我又问带位是干什么的，会不会要说很多英语？我当时很怵英语，虽然考G考T成绩不错，到了美国经常面红耳赤发觉别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别人不明白。

朱老板说：你只要会说三句英语就可以了。见到客人How many，然后说This way please，最后说Have a seat please。

我一听大喜过望，简直为我量身定做的工作。

先生曾经在中餐馆做过，便跟我说中餐馆服务员上穿白下穿黑。第二天我就真丝白衬衫，黑色及膝短裙上班去了。

朱老板很客气，在门口专门给我放了一张椅子。每次见到有人进来，我就起立问道：“How many？”然后领路道：“This way please。”把他们领到座位时说：“Have a seat please。”

便是这么简单的工作，而且我只做了一个星期，却也发生了两件小事，让我认识到再简单的事，也有不简单的地方。

餐馆不大，只有两个女服务员，都是来自东南亚的女子，各自有管辖的餐桌。我按着老板的吩咐，一拨领给这个服务员，下一拨就带给另一个。不久，我发觉一个服务员对我特别友善，看见我笑容灿烂，另一个却是对我冷眼相待，而我完全不知所以。

那个友善的服务员跟我道出原委。原来我只是轮流分给她们客人，并没有去注意人数，恰好就把几拨人数多的客人都分给了她，另一位服务员因此心中不满。服务员收入主要靠小费，小费跟人数密切相关。

我恍然大悟，原来带位还有这个讲究，从此开始留意每拨客人的人数。

还有一件小事。因为我的工作十分清闲，我泡了一杯茶在店堂里悠闲地啜饮。那个跟我关系不错的女服务员过来提醒我说，打工的人是不能在店堂喝茶的，如果口渴只能去厨房喝水或者喝茶。我这才知道餐馆打工还是规矩较多，可能服务型行业会如此，我做过的其它工作都是在任何时候喝茶都不打紧。

朱老板自己做收银，收银柜就在门口，闲的时候，他便和我聊天。他问我做带位觉得如何？我说挺好的。他又问在餐馆还想做什么？我说觉著收银还蛮有意思的。当时我看著餐馆里就收银的工作有点象白领。朱老板想了想就说，现在收银的只是他和老板娘在做，等我熟悉情况后慢慢教我。我听了心中甚为喜悦，又谢过朱老板。

回到家里，兴高采烈地给父母写信。我做工是四美元一小时，每天做八、九个小时，打三天的工就超过我在国内做大学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了。我当时年轻，喜欢尝试不同的事。一直都是从学校到学校，现在打点工，也不幸苦，倒是觉著好玩得很。

就这么快快乐乐地打了一星期的工，到了第八天，我突然就觉得身体不适，疲乏头晕，一点气力也没有。先生便说他帮我去打工。

在家歇了几天也不见好，身子依旧发沉，先生就说：我给你买了医疗保险了，我们去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