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不是例外？

　　朋友聚會上聽到個小故事特別讓我這個老“知青”感興趣。好，咱們開講。

　　１９６０年代末開始“上山下鄉”，內蒙古農區達斡爾自治旗來了不少“知青”插隊。從北京來的有不少是家裡“黑”了的。所謂“黑”了，就是“文革”初期“受衝擊”的人們，另外再加上“地富反壞右”。“受衝擊”的無非是幹部、知識分子，其子女應該都是挺有“理想”的（之所以打引號是因為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那類），所以北京來的“知青”中頗有些“堅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紮根邊疆，保衛邊疆的”的熱血青年。這些人在農村還真是特積極，幹活玩兒命，一股子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勁頭，“左”得可悲，也可愛。北京小子大梁就是其中一位。

　　他父母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梁是主動報名“上山下鄉”的，目的之一是和“反動的父母劃清階級界限，堅決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頗有些走火入魔。到了村里一干就是好幾年，從來也不回家。按理說後來他在北京的父母都被“解放”，已沒什麼“問題”，可他還是要堅定“紮根邊疆”的決心，聲稱一定要把生產隊建設出個“大寨”的模樣來。他還是生產隊副隊長呢，專門負責“政治思想工作”。你問這位是不是在玩假招子呀？不像。他這樣傻得不輕，不僅僅因為從小被洗腦，還由於他執拗的性格。

　　這“火星人”（不識人間煙火）的勁頭在村子裡是有名的。那年頭“運動”多。不過甭管什麼“運動”，在城裡還能打打雷，到了農村也就是走走過場，宣傳、宣傳拉倒。“運動”一個接一個，人早疲了。可我們大梁特認真，上面一布置什麼“政治學習”的事，他就在大隊裡組織大家晚上開會。“抓革命，促生產”嘛。大夥兒干一天活了都有些累了，他在台上念報告沒完沒了，真夠煩人的。

　　最可氣的是他還充當“三青子”的角色。秋收一過，地里總還落下點苞米、大豆、穀子等糧食。或許那時吃“大鍋飯”，社員們幹活不認真吧，要不然就是有意地落下些糧食讓各家的孩子們撿撿吧，那時還不是年年如此。翻地前，村子裡的孩子都提着籃子在地里給自家撿糧食。可大梁來了說這是“挖社會主義的牆角”。隊幹部們聽了想，那就敷衍一下吧，派了兩個老頭兒“看地”，不讓孩子們撿糧食。兩個老人能看住那麼大的地嗎？所以孩子們照舊撿糧食。大梁一見急了，騎上生產隊的馬，手拿馬鞭把撿糧食的孩子們都趕跑。事後村裡的人們議論起大梁沒有不罵的。至此，他和村子的人們的關係越來越僵。

　　“上面”的人也不待見他。“推薦工農兵上大學”他根本沒份兒。縣裡、公社的人下來檢查工作，到了生產隊還不得好吃好喝招待一頓。可大梁硬是讓來檢查工作的幹部們吃大碴子飯，喝沒油水的菜湯。人家想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都想方設法挖門子送禮，巴結幹部，他這小“海瑞”那套都快把“上面”人們氣死了。還想被“選送”上大學？

　　看着“上面”來檢查工作的人吃了“憶苦飯”都綠着臉走人，隊裡的幹部們心裡更是彆扭。哎喲，媽呀，這以後“上面”給個小鞋穿誰受得了？趕緊“送（瘟）神”吧。找個機會推薦他去公社當了民辦教師。

　　其實大梁自己那會兒也覺得自己是“強弩之末”了。沒腦子的人才會走火入魔地越陷越深。多年的社會實踐已讓他有了幻滅之感。這也是“知青”們的共同感覺吧。既然大隊推薦他去當民辦教師，那就借坡下驢，灰溜溜地走吧。

　　大梁深深地苦悶着，情緒消沉，默默地教書，很是認真，以期從中得到某種解脫。偏偏這時有個達斡爾姑娘不知怎麼看中了他。這個健壯的女孩兒二十歲，也是民辦教師，是個公社小幹部的女兒。她外向、開朗，愛上大梁像一團火，馬上弄得人人皆知。大梁呢？人非草木，當然就順水推舟地接受了達斡爾姑娘的愛情。姑娘的家裡有想法，“你不能跟個漢人好。”她回答的乾脆，“我喜歡他，就是要和他生孩子。”很快，他們就真的結婚了，不結也不行啦，姑娘肚子大了。

　　那是在春節前，姑娘說應該去見公婆。大梁沉默了半晌便講述了自己這些年的經歷，他想讓妻子明白，他有點沒臉回家，再說也不清楚父母是否肯原諒他。他和父母之間很少寫信，明擺着心裡還是有疙瘩的嘛。他講到父母剛被“解放”時，他寫信還稱呼他們是ＸＸＸ同志、ＸＸＸ同志，說起來讓人難堪。大梁沒敢告訴妻子，他還沒有把結婚的事情告訴父母呢。達斡爾姑娘聽了半天似懂非懂，想想說：“我們結婚了，你爸爸、媽媽現在也是我的爹娘了，怎能不去見面呢？你要實在不敢回去，咱們就先送些東西給他們吧。眼看快過春節了，送些個東西孝敬老人呀。”可大梁還是搖頭，說自己也沒什麼東西好送，再說寄個郵包得半個多月才能到北京，那時春節早過了。

　　“我有辦法。”姑娘說。“什麼辦法？”“不告訴你。”說着她跑回娘家把壓箱底的兩個上等的狐皮筒子翻出來，又到外邊倉房裡把冰凍着的，父親、哥哥打到的“飛龍”（一種肉質鮮美的大鳥，重量一斤左右）拿了五、六隻，採集的猴頭（東北特有的蘑菇）裝了兩、三斤，父親炮製的人參酒也拎了一瓶。她把這些包成個包袱，第二天她也不和大梁說一聲（怕他阻攔），自己一個人興沖沖地從公社坐車來到鎮子上，然後直接跑到火車站。只要是有南下的火車進站，她就買張站台票進去，見着列車員就急切地讓人家把那個包袱－－給公婆的見面禮，帶到北京去。

　　能行嗎？夠嗆，她也不認識人家列車員呀。再說，途經鎮子上的火車也沒有直達北京的。眼見着一列列火車的列車員誰也不管，沒戲了，姑娘哭了起來。再見一列南下客車進站，她抹着眼淚直接找到列車長。“……我這新媳婦怎麼就孝敬不成公婆呢？求你們辦點子事情就這麼難？誰沒有爸爸、媽媽？你們在列車上幹活的認識的人多了，看見有去北京的車就把這事托給他們不就行了。只要你們想辦，這事情就能辦得成！”說着她拿出封信。“這是我寫給沒見過面的公公、婆婆的信，這上面有地址。北京交通多方便呀，眼看要過春節了，我應該給他們磕頭，叫爹媽的，現在就托你們帶點東西，你們……”

　　列車長是個老頭兒，被這位達斡爾姑娘一頓連珠炮轟得愣住了。半晌，朗聲道：“好姑娘，你是個好姑娘！你這孝心我不能不讓你盡了！這事情就托給我了。放心吧！”

　　真的假的？那麼多好東西能隨便托給個不認識的人？再說了，誰願意攬這麻煩活兒？這可真是人托人的事。嗨，那年月和今天這世道不太一樣。

　　當大梁的妻子興高采烈地趕回家時，大梁都急得有些六神無主了，怎麼媳婦大清早出門，天黑了還不見影子。妻子把送見面禮的事情一說，大梁傻了一樣，跟着緊緊地抱着妻子默默地哭了。

　　托列車長帶的東西當然帶到了。還真是不那麼容易。你想呀，列車長得先把東西託付給直達北京的列車上的工作人員。人家到了北京在找車站的認識人送到大梁父母家。那是個晚上，一個陌生人敲開老倆口家的門，口口聲聲地說“你們兒媳婦給二老送年貨來啦”。兩個老人接了東西直發傻，“兒子結婚了？”跟着看信：

　　“爸爸、媽媽：您們好！我是大梁的愛人。我倆先給父母大人拜年了。我們今年新年結的婚。大梁是好人，他對我可好啦。他十分想念您們，以後一定會回來看您們。他說他早先有些事情做得不對，對不起二老。我相信您們會原諒他的。快過春節了，我們這裡也沒什麼好東西，拿來的東西希望爸爸、媽媽見了能高興……”

　　老人們看着信，看着兒子和兒媳的結婚照（革命同志式的），看着那達斡爾族姑娘和兒子笑眯眯地看着他們，眼淚便流淌下來……

　　１９７７年大梁考上了大學，那時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１９８１年他分配到北京工作，已經是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的爹（還得羨慕人家少數民族，可以多生孩子）。跟着大梁的妻子也調進了北京。這個達斡爾姑娘，到哪兒都像開了鍋似的那麼熱鬧。現在是專門經營大興安嶺土特產的公司的頭兒。

　　聽說很多在農村找了當地人的“知青”回城後都離婚了。咱們大梁是不是個例外？嘿嘿，看怎麼說。“知青”回城和當地“原配”離異的原因是什麼呢？一般地說是“生活環境不一樣了，共同語言越來越少，感情漸漸有了隔閡”。可我們這位不一樣，她是個很富有感情色彩，熱愛生活的女性。另外，她很能開拓、豐富自己的生活，到哪兒都生氣勃勃。看，人家到了北京混成了貿易公司經理。大夥兒一誇她，大梁的妻子就假裝抱怨，“家裡有四個孩子(包括大梁)，快把我累死了。”咱們大梁可真有福氣。嗯，這裡面一定還有很多、很多動人的故事，讓我再打聽、打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