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

    1970年代我在“北大荒”一个农场当“知青”时，曾知道一件头皮发麻的事。某分场有上海女“知青”是姐妹俩，她们的母亲被作为“国民党特务”被处决了！我是从农场干部口中知道这件事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这两姐妹在农场给母亲写家信中时常诉苦，并讲述当地一些干部们对“知青”的种种跋扈和欺侮噢。其实这再正常不过，农村生活确实苦，很多农场基层干部水平本来如此嘛；他们根本没什么文化，好多是军队复员或专业的军人。

    可谁也没想到当时台湾当局对大陆广播中竟说到此事，目的当然是“揭露中共统治的残暴、黑暗（台湾电台语）”。大概是国民党当局出于真正“揭露”的目的，广播中讲述此事中竟提到是ＸＸ农场ＸＸ分场上海“知青”“提供”。

　　你知道，中共有关部门也不是“吃素的”，立即“顺藤摸瓜”，找到这上海“知青”两姐妹是“手到擒来”。两位女孩子很快承认确有此事，但信是写给妈妈的。那位“知青”母亲马上被捕，并很快被处决！罪名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不过我对这事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这位母亲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那国民党特务部门对她的利用也太傻，太得不偿失。怎么呢？就这样让一名很有价值的潜伏特务暴露吗？这简直是国民党特务部门的巨大损失嘛。但再一想，这位母亲很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但她会向亲朋好友诉说自己两个女儿的信，而亲朋好友可以再次传播这事情。在此事的传播过程中，真正的国民党潜伏特务会知道，并将此信息传递给台湾国民党特务部门。国民党特务部门为了体现此事的真实性，就说得很具体。其结果竟然导致上海“知青”两姐妹的母亲被杀！

　　可如果那位母亲根本不是特务……您别说下去了。那是什么岁月？如果当时认定她就是特务，她又有什么办法洗刷自己的冤屈？再讲个当年的荒唐事儿吧。1976年北京曾发生“四五”事件，北京市民为了表达对“四人帮”统治的强烈不满，借清明节纪念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广场“聚众闹事”，结果被严酷镇压。我所在农场有一北京“知青”曾到过现场，事后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感受，言谈中表露了对当时“四人帮”的不满。

    不幸的是他的日记被农场同宿舍的人偷看，那条世界上最糊涂的糊涂虫，或干脆是个极其狭隘的小人，把此日记上交农场保卫部门。农场的保卫部门立即将他关押（其实是私设公堂）。这还不说，干部们让这位青年的同宿舍二十来个人表态，问如何处理这位北京“知青”。谁都知道，当时对“四人帮”不满的言论大家都说过，但当众表态谁敢说心里话？

    大家只是沉默。这时那位主持开会的农场基层干部首先表态，“枪毙！”因为写日记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那小干部大施淫威，强迫开会的“知青”表态。没办法，所有在宿舍的人开始一个个战战兢兢地表态，都认为该“枪毙这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您会想，那会儿人怎么都胆小、麻木到了这个程度？嘿嘿，让您在一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境况下试试。

　　所幸的是，农场保卫部门还没那么胆大妄为，他们只是希望公安部门能把这倒霉的北京“知青”押走，同时告诉“上面”，“所有人的意见是枪毙”。不过当时县公安部门迟迟没有回音，这位北京“知青”才没有“斩立决”。“四人帮”倒台后又过了半年他才从农场的“小号”被放出来，那时他头发都白了好多，人的反应都显得迟钝。

　　我父亲当时也差点儿玩儿完。原因是他给朋友的一封信被公安部门查获，上面有“反革命言行”。当那张写着描述“四五”事件后北京恐怖气氛的信的影印件发到父亲所在机关后，单位的保卫干事找到父亲核对此事，不过那名干部并没有说要如何处理此事。父亲当时就觉得“闯了大祸”。当天回到家里和我母亲说，赶紧告诉亲朋好友都不要与他来往，并让她亲自通知可以通知到的人，如果以后再写给他们信时说“感冒了”，那就是我老爸被捕了，如果说“感冒好了”，那就是没事了。没想到，父亲所在单位迟迟没有进一步行动（我猜想父亲所在单位保卫部门的人也痛恨“四人帮”，所以就装聋作哑），很多亲朋好友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我老爸的消息，不知道是“感冒了”呢，还是“感冒好了”。现在想想父亲当年可是上海地下党的，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呵呵，那个荒唐的岁月。现在我们海外的人们说起中国大陆的腐败都没什么顾忌，有些人辱骂一番，调侃一下家常便饭一样。就是国内的人们也是私下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比起三十年前，中国政治上的残暴可是轻多了。当然，这并非“上边”有意识的“宽松”，而是没有了原来的能量。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我们是非常不满意的，特别是对各种的腐败。不过我们也许不必太悲观；这“上边”不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