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往事 其实我没资格谈论杭州人；因为我只是在1980年代很多次去那儿出差，此后一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去那个“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城市。不过我父系和母系家族的人很多都在杭州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的亲戚们就更多了），大家常来常往，我不由自主地觉得那是个熟知的城市。谈点儿往事吧。 先在网上查找其他地方的人对杭州人的评价。一到这时，人们的负面评价总会多些，夸张些，姑且一笑吧，总结起来有以下六条： 一、杭州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素质； 二、杭州人缺乏包容性； 三、杭州人缺少创业激情； 四、杭州人不够大气开放； 五、“杭儿风”是一种大众流行病； 六、文化气息浓郁的杭州。 下面是有关文章的链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04/114810328743.shtml 我对这六条除了第六条有点儿认同外，别的也就是那么一听。我说些自己在杭州的感觉吧。首先杭州这个地方的话我刚一去就能听懂一点。我这个人语言能力特差。来美国学英语，老伴儿说我“十年如一日”，意思是一点长进也没有。我祖籍浙江温州（咱可一点儿都做不了买卖），父母说温州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哥哥和妹妹不但能听懂，还能说几句。温州话，听过的人都知道是很难懂的。其实温州人应该是泉州的移民。几百年前温州发生了瘟疫，人死光了，于是清朝政府把一部分泉州人移民到了温州。所以温州话和闽南话有相似之处。闽南话，那和北方方言不是一种方言呀。我听起来像外国话。因为自己语言能力差，有浓重口音的人一说话我就觉得自己会听不懂（除了特土的东北话，因为我在那嘎达待了九年多），可刚到杭州我就能听懂一点点当地的话，还真有点喜出望外。 其实杭州话的基础应该是上海吴方言。但在北宋灭亡后，大量北方人南迁到了杭州，于是当时在杭州占统治地位的吴方言渐渐揉进了北方方言。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听懂一点杭州话。这种情况在南京话中也有体现。 1977年早春我第一次去杭州。在杭州的大舅知道我要来住些日子很是高兴。大舅妈想到要好好招待我，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好吃的，总去农贸市场看看有什么好买的。当时“文革”刚结束，政府对农民的控制稍稍放松，所以杭州有农贸市场了。大舅妈看中了一只很大的活鸭子。很重呀！买来提回家都有些拎不动。她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平日手无缚鸡之力，这只沉甸甸的鸭子拎得气喘吁吁。到了家往澡盆里一放，只听的“扑”的一声，鸭子屁股掉出一个塞子！而后就有很多水流出来。大舅妈叹气呀，没想到鸭子肚子里被卖主灌了水。认倒楣吧。小表弟回来听说此事苦笑一下，说这种事情也不能光怪卖鸭子的农民。有一次表弟在农贸市场看见一位卖鸡蛋的农妇在哭，一问得知，有一个“城里人”用香烟盒子上的封条冒充二十斤粮票换走了她的鸡蛋。谁让大家都这么穷？ 尽管鸭子肚子里都是水，但还是挺肥、挺大的。大舅妈收拾好了就用酱油泡了两天，然后挂在二楼阳台上晾。我大舅因“文革”初期在“牛棚”里干活弄伤了腰，后来就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他那时在天气好的下午总要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见挂在墙上的鸭子就说“幼河来了就有的吃了”。一日杭州下了场很大的春雪。大舅早上起来架着拐仗慢慢打开二楼阳台的门看雪景。忽然，他发现阳台的水泥栏杆上有一个硕大的脚印！糟糕！赶紧往墙上看，鸭子“飞了”。那大雪纷飞的夜晚，小偷爬上阳台边上的一棵树，然后顺着树枝冒险蹬上了我大舅家的阳台。我还记得大舅给我爸妈的信中说这件事；“梁上君子在雪夜爬上阳台，罄其所有”。大舅妈叫苦连天，想想，又去农贸市场。这回拎回一只大公鸡。鸡杀了之后做泡在了酒和盐里做成醉鸡。再也不能往阳台上放了。大舅妈说：“鸡偷走事小，如果爬阳台的人不慎摔了下去可怎么得了？” 我到了杭州大舅一家人热情得很。醉鸡拿了出来，还有酒。我老爸早就告诉他们，我喝酒像喝水一样。我当时也真不知好歹，“咕隆、咕隆”地灌白酒。大舅妈拿出的酒一下子就被我喝光。大舅也很高兴，来了一小杯。待他再倒了一小杯，大舅妈担心了，怕伤大舅的身体，但又不好直接劝阻，于是就说“我也想喝些”，便拿起酒杯把大舅倒的酒给喝了。大舅有点不高兴，可不好说什么，就趁大舅妈不注意，给自己又倒了一小杯酒。 大舅妈看见我很快地把桌面上的酒都喝光，就在厨房里找酒。找出来的酒又被我一下子喝光，不得已，干脆把一瓶“五加皮”拿了出来。那酒是露酒，味道很浓，可以说是“竹叶青”味道的好几倍。我喝得兴起，这瓶酒也干掉了。当时大舅妈因为喝了些酒已经头晕了，赶紧回屋去睡觉。大舅坐在餐桌边，看着我那“土匪”样子，微微摇了下头，什么也没说。现在想起这些往事，我有些脸红，我怎么显得那么没教养？我要是说到农场我的所作所为，我大舅和大舅妈非担心死不可。 过了一天，小表弟开始全力以赴，带我逛了好些天的杭州风景。这地方可谓风景如画，到处都是古迹。他小我两岁，那是二十出头，和我截然不同的是人家文质彬彬。李叔同先生剃度修行的虎跑寺，千古传唱的爱情故事“白蛇传”中的雷峰塔，钱塘江镇江的六和塔，传说有飞来峰的灵隐寺，久负盛名的西泠印社，千古为人所敬仰的抗金英雄岳飞的墓，还有什么秀丽的九溪十八涧，舞剧《白毛女》在北高峰拍电影的山洞；西湖边上的各个景点自然是都“报到”。他总是一边介绍一边摇头晃脑地背出一些古诗词来。我呢？傻听着。所以他现在是伦敦一所大学的教授，我在这里乱侃。您猜我在杭州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在一个饭馆吃的炒鱼片。呵呵，咱是土点儿。那炒的是青鱼片。味道怎么就那么好吃呢？表弟见我特爱吃，就又要了一大盘；我又是吃得精光。看我这德性。 1977年3月26日，中央乐团在北京公演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当时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当晚我看到《命运》的演奏，一下子热泪盈眶。第二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大院里小孩子们的喊叫吵醒，他们都高唱着《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第一小节跑来跑去。冲这，杭州也是有文化氛围的城市！ 表弟出生在杭州，算是真正的杭州人吧。我想他身上有着江南才子的气质，但又有北方人的某些特点，比如热情，也有点爱激动。 大舅住在任教的学院里，那里有很多表弟的哥们儿。我会下点围棋，表弟立即把他的哥们儿招来和我“车轮大战”。我当时在业余水平中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在农场干活的连队里有后来的围棋国手程晓流（聂卫平也在我所在的农场，但不在一个分场，他从别的分场过来和程晓流下棋时，我们就在边上看）。他成天和我们打打闹闹，见北京的小子们爱下棋，就义务教棋。因此我有点下棋的基础知识。表弟的哥们儿都是爱下棋，可没高人指点过。我就“猴子称大王”了。用了三天把他们都给平了。大舅讲，他来到楼下看着我们正在下棋的那间小房间，窗户完全打开，呼呼地往外冒烟！知道里面的小子们都在吸烟。每天大家走了以后，大舅妈打扫房间，数着每天那一百多个烟头直摇头。 我在学院的大院里旗开得胜，表弟的哥们儿招来了浙大的一位子弟。他和我大战两天，我被“零封”，连输两盘。看着表弟的哥们儿扼腕，我也有点遗憾，可惜棋力不行呀。这些杭州的小子们爱下围棋，也该是有文化的表现。嘿嘿，大概这点人群还不足以代表杭州人？ 如果我表弟是个典型的杭州人，如果他的哥们儿们是典型的杭州人，我认为杭州人和上海人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杭州人有着北方人的一些气质。 那时的杭州市区建设很糟糕，城市破烂，公共交通比北京混乱得多（后来我去上海，感到上海当时不管怎么说，城市建设也比中国的其他城市要好些）。我表姐人高马大，性格豪爽，还颇爱管闲事。一天她骑着车出去，一会儿就扛着自行车回来。车子撞坏了。原因是看到有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逆行，她竟然直接对着骑过去与其相撞！我表姐也太鲁啦！她也是从小在杭州长大的。杭州姑娘还真有如此厉害的。 顺便说一句，杭州美景我并不特别“感冒”，当时总觉得“北大荒”风景好。您看，一个人在某处生活的时间长了，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感情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