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的反证 网上看到几篇描述俄罗斯现状的帖子，有点意思，现摘编如下。俄国在1990年代初崩溃，当时的风云人物叶利钦先生大刀阔斧地将俄罗斯砍成“休克”，全面实施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从二十年走过来看，事与愿违。 现今俄罗斯的腐败 几个月前当我第二次来到莫斯科，两位警察过来要求检查我的证件。他们指出我的入境登记卡上少了一个章。根据俄罗斯联邦最新的某某法律，他们当晚必须把我扣留在车站上的警察值班室里，然后明天带我去某联邦税务机关支付6000卢布（估计是两百美元）的罚款，最后由该机关决定是否把我遣送出境。 这并不是我在莫斯科第一次被警察检查证件。俄罗斯内务部的警察有权随时对路人施行证件盘查。这样的法律本身无可挑剔，只是不少警察把这当成了敲竹杠、赚外快的好机会。警察经常能在他们的证件上找出这样那样的毛病，然后给你选择：是回警察局去接受进一步调查还是就地罚款了事。去年在莫斯科的三个半月时间里，我一共被检查了七次。 我和俄罗斯朋友聊起各国不同的兵役制度。这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拿出自己免服兵役的证明给我们看。“你确实是健康有问题，不能服兵役吗？”我看着证件上的文字说明问他。“当然不是。这是花钱买的健康证明。”“多少钱？”“我在卫生局里有认识的人，所以比较便宜，四百美元吧。”（“市场价”是一千美元） 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排名上俄罗斯和塞拉利昂、尼日尔、以及阿尔巴尼亚并列。 叶利钦时代国家基本功能的溃败使得普京一直把重建国家功能——包括提高司法、执法部门公务员队伍的质量、惩治腐败 —— 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2000来以来的不断中央集权本来期望可以遏制腐败的蔓延，可现实是：在缺乏有效政治竞争、媒体和民间组织监控的背景下，政治集权带来的更多的是国家机器的进一步官僚化和相应腐败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很多人恐怕没有预料到，现在俄罗斯各级政府中的官僚人数甚至超过了苏联后期。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俄公众把警察、政客与公务员列在所谓“最接近犯罪的职业”中的头两位 ，而真正的小偷、毒品贩子和恐怖分子反倒列在了第三。 俄国腐败已病入膏肓 俄国腐败已积重难返，无论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都无法在维护现行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在1990年代，商人贿赂法院时，双方尚知道彼此作为是错误的。霍尔科夫斯基案后，法官反而会因服从官僚指令而心安理得。俄国政府不仅为了自身利益而蔑视法律，而且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即当局容许违法行为。 莫斯科民意基金会主席、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奥斯隆认为，普京政权带来了一个新事物“官僚企业家”。这些人不具备90年代寡头的敏锐头脑、竞争力和成功故事，但却像后者一样，用奥斯陆的话说，沉迷于金钱。这种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倒台后的俄国占统治地位。90年代末，由于经济领域的制高点已被寡头占尽，官僚企业家们开始对一个尚未被利用的资产展开私有化：国家。 没人担心利益冲突，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想想苏联时期党内高层的特权）。正如美国外交官们所说，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和政府官员间的界限十分模糊，甚至不存在。 随着1999年油价上涨，石油美元滚滚流入，俄国统治阶层的想法发生改变。腐败行为不再被视作破坏游戏规则，它就是游戏本身。也难怪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就业问题上俄国年轻人更倾向政府部门、国企，而不是私人企业。近10年来，俄国官僚的数量增加了66%，从527000人上涨到878000人。而维持这样一个国家机器的费用所占GDP比重从15%上升到20%。与此同时，俄国在反腐败、财产权和商业自由方面的指数却急剧下降。当领导人们大谈用国家手段解决各种问题时，政府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方面的失败正日益触目惊心。 变小的蛋糕 腐败问题在2000年后依然猖獗，但被高速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所掩盖。再加上温馨的电视镜头，俄罗斯俨然一派稳定繁荣的景象。然而，在金融危机中，俄国遭受了比任何其他工业国都严重的损失，结构问题暴露无疑。经济学家Vladislav Inozemtsev近期指出，俄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为代价的。 为了维持高支持率（尤其在国企员工和领养老金者间），普京不得不将政府支出占GDP比例提升到40%。俄国经济年增长率不超过4%。换作其他西方国家，这一数字已足够漂亮；但该数字无法维持俄国政治现状。在财富蛋糕增加时，精英阶层的异见无关紧要。然而，随着财富日益稀缺，按某商人的话说，俄国分裂成“普京的党羽和其他人”，冲突已不可避免。 越来越多的群体对现实感到不公。腐败让所有人都受够了。越来越多的精英阶层觉得当前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枯竭，国家走进了死胡同。现政权的问题不在于专制，而在于不公、腐败和低效。 在一篇“中国与俄国的腐败有什么区别？”的文章中，作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中国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应有的监督制约机制。 在任何社会，绝对的好人和品质极其恶劣的坏人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有着从众心理、既可能弃恶从善也可能弃善从恶的普通人。体制完善，坏人有可能弃恶从善；体制不好，可能使好人弃善从恶成为腐败分子。在中国，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具体表现为：家长制、“一言堂”盛行；领导干部权力个人垄断化；干部队伍中的人身依附现象严重。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和难以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造成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权力过分集中并不受制约的干部领导体制，导致和引发了大量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的发生。 就俄罗斯而言，则表现为另一个极端，权力分散是腐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在叶利钦领导下进行了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市场化的制度转轨。虽然是强总统、弱议会，但是为了政治需要，曾赋予各联邦主体较大的自主权，导致各地政令不一，各行其是。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各地难以推行。加之，从上到下各级官僚多与腐败有染，反腐自然也就无法推行。到了普京时期，实行了"可控民主"，强化了中央权威，削弱了地方的权力，2003年开展一场反腐肃贪运动，清理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同时，俄国政府部门又相继出台了100个长期或短期的根除行贿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得俄罗斯在2001-2004年间，腐败问题略有好转，清廉指数尽管很低，但是处在上升中。然而，普京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普京拥有很大权力，但是社会对普京寄予的期望太高，无论如何普京也不可能把反腐放在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强总统下的政府处于两难境地，政府实际上处于无权或权力很少的境地，无法独立开展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以上摘编的文章中不难看出，经“休克”疗法后，“全盘西化”的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都出现体制无法良性运作的问题。中俄两国都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俄国在1990年以前的前苏联时代已出现严重的官僚腐败现象。“全盘西化”后，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并扩展到各个社会领域。您不能说后来的普京政权没有大力惩治腐败，但简直是杯水车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可政治上的改革停滞不前。全社会的腐败同样非常严重。 通过引进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机制抑制腐败？不少人，特别是国内的人们都还是这样认为的。希望他们看到上述综述，仔细想想自己是否太一厢情愿？也有人说，这些疾呼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人实际上心里比谁都明白，并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带路党”。这说明“带路党”人的宣传鼓动已经被质疑。 那中国的腐败问题该如何对应？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感觉不该是胡思乱想，那就是：对病很重的人上来就动大手术，那死亡的可能性太大了。如果保守治疗，看起来不解决问题，但或许能活得长久。我也知道这个举例不贴切。但恳请希望中国能消除腐败的人们记住因地制宜这个成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