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造反派”

     1966年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發表可以是“文革”的開始。此後全國大亂。當時我是北京市東城區寬街小學六年級的學生，正在準備初中考試。我是個好學生，記得那會兒只是認真學習、複習，準備考個北京的一流初中。1966年初，“文革”序幕的步伐便緊鑼密鼓起來，“五、一六”後學校基本就不上課了。我當時的想法嘛，有點發傻。

    那時班上有個男生叫劉長鳴。他平日孤傲，不苟言笑，功課一般。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從不參與班級之間男生的打群架。不知現在的孩子怎麼樣？那會兒同年級各個班的男孩子們總是相互尋釁，動不動就毆鬥，滾倒在地上拳打腳踢，塵土飛揚。大家都站在“自己這頭兒”喝五吆六，劉長鳴只是在一邊冷笑，從不上手，一臉憤世嫉俗的表情。這讓班上的男生們不快。

    沒想到“文革”一來他馬上嶄露頭角。真沒想到他有非凡的煽動力和組織能力，居然成功地組織高年級同學“護校”（大家夜裡不回家在校內巡邏，嚴防“階級敵人”破壞），還挑頭貼校長和教導主任的大字報，並組織了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批鬥，矛頭直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另外還有幾個老師陪斗。

    對劉長鳴的所作所為，我個人覺得詫異。我本人“出身”不好，父親是“摘帽子右派”，母親在歷史上有“問題”（作為一個孩子，有這種思想負擔，真是受殘害），所以後來漸漸地就不去學校了，當了所謂的“逍遙派”。

    再以後聽說劉長鳴成了寬街小學“造反派”的頭兒（他可才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並與其他學校（都是中學）組成跨校“造反派”組織。那些中學生參與了寬街小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夜批鬥校長和教導主任等人。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被批鬥不說，她的丈夫也被抓來批鬥、毆打。這漢子忍無可忍，奪過給他剃陰陽頭的女孩兒的剪子，照拿女孩兒連軋好幾剪子。這還了得？孩子們蜂擁而上，將郭文玉的丈夫當場打死。校長郭文玉也被毒打致死。教導主任呂貞先老太太雙手被繩子捆着，繩子另一頭拴在一輛平板車上，一個孩子使勁騎，拖着呂貞先跑。沒一會兒，已經被毆打折磨得有氣無力的老太太就倒地不支，很快死去。這一系列暴行應該都與劉長鳴的“指揮”有關。

    寬街小學的“造反派”還組織了“勞改大隊”，附近街道“罪大惡極”的“階級敵人”都被集中，進行“無產階級專政”。當時在校的中、小學“紅衛兵”，每天就是逼“階級敵人”賣苦力（寬街小學曾是清將僧格林沁的紀念祠堂，“文革”初期被“紅衛兵”驅趕“階級敵人”拆毀），動不動就毆打，當時有打死的，多少人不清楚。這一切一切仍與劉長鳴有密切關係。

    但到了1967年夏天，劉長鳴因為“出身”問題被“清除出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他有“出身問題”讓我吃驚，這小子膽子可真大）。“上面”也來追查寬街小學校長河主任被毒打致死事件，劉長鳴“受牽連”理所當然。可是他年紀尚小，被免予刑事處分（當時公檢法機構名存實亡）。記得有一天我到寬街小學去拿琉璃瓦（為養鴿子用），校門口遇上劉長鳴，他還是一臉憤世嫉俗的表情（說實話，他長得很帥，高個兒，濃眉大眼）。他問我是否看到教育局“革委會”的人到學校調查“打人致死事件”。那天我確實看到了，就給他一個肯定的回答。“等着吧，我可不是那麼好欺負的。”他咬牙切齒地來了一句，頭也不回的走了。

    此後我再也沒聽到他的消息。去年和一些小學同學相互聯繫上了。問到劉長鳴，有知情者說，劉長鳴沒有“上山下鄉”，而是回老家插隊去了。“改革開放”不久，他勾結當地上上下下的幹部弄個什麼公司，一下子成了“暴發戶”。可不兩年貪污賄賂罪案發，劉長鳴竟然潛逃，從此失蹤。九十年代初，在香港一次幫派的火併中有人死亡，經香港警方查明，死者正是大陸經濟大案要犯劉長鳴！當時他已經成為幫派小頭目。

真有些感嘆。咱這種老實人就是“出身”沒問題也肯定當不成“造反派頭頭”，腦後沒反骨。劉長鳴就有！性格和周圍的人就是不一樣。一到亂世，這種人就大顯神通啦。呵呵，這是我小學同班同學中最有名的人物。

為何感嘆？劉長鳴這類人只能在亂世中成為“英雄”，“無法無天”式的英雄，一“天下大亂”便有“英雄用武之地”，他們決不是法治下的傑出人才。這類人一旦成為“英雄”必惑眾，或惑眾後才能成為“英雄”。此類“英雄”高舉“革命”大旗，用燃起“革命激情”的人們的血，最終建立自己的集權統治，成為獨裁者。從古至今都是如此。這種“革命”的可怕之處就在於此。這種“英雄”甭管主觀上如何想，客觀上起的作用只能讓擁護他得天下的百姓們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