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什么人？

    官方消息说，重庆打黑英雄公安局长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公安局长，调任重庆市主管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环保、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副市长。网上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薄熙来玩的是“狡兔死，走狗烹”，更有人认为薄熙来已失势，十八大常委没戏。对此咱没什么感觉，因为根本不了解情况；同时也有些好笑，为什么不揣测王立军这位新副市长转换分管部门是“进一步培养”呢？但还有人叹息说王立军“得罪人太多”，我则一下子来了“精神头”，问他“得罪了什么人”？

    照我的理解，感叹的人认为王立军得罪的是官场上的人，因而影响了“仕途”。不过认为王立军“明升暗降”的主儿并没说他是否得罪了老百姓。王在接任文强当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后以“打黑”出名；前任文强被他深挖狠整，最终揭出其结党营私，并勾结黑势力搞腐败，极其令人发指；在铁证如山的罪行面前文强不得不认罪并伏法。按理说这应该是重庆百姓得济，由此推论，认为王立军“得罪人太多”不应该是得罪老百姓。当然，咱也就是看到表面现象，实际怎样情况不得而知，至少不了解内幕。我是这样猜测，如有不同意见者请批驳，我愿洗耳恭听。

    照认为王立军“得罪（官场上的）人太多”主儿的逻辑，他要“仕途”通畅就不能得罪官场上的人，那薄熙来调王立军当市公安局长干什么呀？其实薄就是要“干掉”文强的。好么，来个“和稀泥”的家伙，吃吃喝喝，吹吹拍拍，来个官官相护，上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是整文强呀，还是和这家伙同流合污？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王立军在整肃文强时必定要得罪另外许多官场上的人，所以就“如此这般”啦。好吧，这似乎有点合乎逻辑，但这“逻辑”肯定有这样的意思：要为官，百姓们得罪与否是不重要的。哎，您能当好官就是弄几个“形象工程”，走好“上层路线”就差不多啦。

    请不要认为我是冲着说王立军“得罪（官场上的）人太多”的主儿开炮。实际上他们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官场上的事情还不是一贯如此？我在看王立军简历时，发现他在辽宁当过二十多年的公安干部，我当时心里就很不舒服。为什么呢？我主观上认为，东三省的干部搞起腐败是“炉火纯青”，我在黑龙江“上山下乡”九年多，觉得所谓“好”干部就是得会结党营私。早在1970年代我就领教啦。或许我对东北人太有成见，孰不知中国大陆哪儿的干部，上上下下搞起腐败都是“各有千秋”。

    我看对王立军调任的事情咱还是放一放，甭跟这儿议论他个人的“仕途”，咱们也不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说说为什么为官不能得罪官场上的人？既然如此，是否百姓们就可以得罪？ 自古以来，官吏们总要说自己是他统治下的百姓的“父母官”，哎，既然是“父母官”啦，下面百姓的事情，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管好。真是这样吗？当然是嘴上说说，实际情况是“三年知县府，十万雪花银”――“父母官”的意思就是搜刮老百姓。个把清官恐怕是有，凤毛麟角，而且还有种说法，“清官酷吏”，越是所谓“清官”，就越是嗜杀成性。这“草民”的百姓怕“父母官”都怕死啦。因为官儿来了就是要捞钱。来个“清官”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人。人家有那样绝对的权力，为什么不“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为官之道最少考虑的就是百姓的疾苦。

    我父亲跟我说，他的爷爷当年是个进士，是大官僚张之洞的学生。当了进士就在京城清水衙门里混事，有一次张之洞的夫人说话了。“看你也太穷，放个外任吧。”张之洞便将我曾祖父做了个宜昌的盐道，结果那银子就哗哗的来啦。后来“辛亥革命”，我曾祖父弃官而逃，银子都来不及拿（据说库房里多极了），只拿了些金子和细软。他逃到老家顿时成为首富。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过去当官实际上就是要捞钱。当然，口头上还得冠冕堂皇一番。

    您觉得可悲？可谁让我们的官老爷总有着太多的，绝对的权力，而老百姓又总是认为自己是“草民”？当然，时代发展的今天，民众的思想素质正潜移默化地转变。什么时候，我们说到某个官员黯然下台，说他“得罪人太多”，而这个“人”不是官场上的人，是普通老百姓，那，当官之道就同以往有质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