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量

　　十六岁“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一个农场。最初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小子们最纠结（咱现在也用时髦词儿）的是吃不饱。农场粮食有的是，但“知青”定量，每月是42斤口粮。每月食堂都发粮票。这42斤算一算是每天一斤二两粮食；如果是三十一天的大月就更少，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二月份最好。

　　在到农场第一个冬天，每天食堂就是没有什么油水的冻洋白菜汤，这一斤二两馒头加大茬子饭是就吃不饱，特别我们还是个十六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上一个馒头、二两大茬子饭，中午三个馒头；这一天的定量到了晚上就剩二两了。这一个月42斤的口粮您也可以头半个月敞开吃，后半个月喝凉水；不过当时谁都不想这么干。想吃东西的感觉很折磨人，我们那会儿就有了什么都往嘴里塞的“毛病”。每天一斤二两粮食绝对够生存了，可肚子里的“馋虫”怎么打发？您说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守着农场的粮食堆还能饿着？是这么回事儿，可刚到农场时我们的胆子还没那么大。当然，我们在地里或场院上干活的时候可以“就地取材”，黄豆呀，老玉米棒子呀，都可以悄悄放在兜里带回来。但总得弄熟了吃吧？嘿嘿，我们有地方。

　　记得当时青年食堂的餐厅里为取暖加起个大柴油桶改装的烤火炉子。我们这些小子们就围坐在炉子上“加工”黄豆和玉米粒。很简单，就是放在炉子的平面上烤，不时地加把柴禾烧火。在食堂喝一碗没滋没味的冻菜汤，吃下一个馒头后，我们盼望的时刻到了。哥儿几个围坐在炉子边上，每个人常常是半兜黄豆，或七、八个冻得硬梆梆的苞米棒子，掏出来把黄豆和搓下来的苞米粒撒在炉面上烤。冰冻的黄豆和含有很多水分的苞米粒一烤会不断地爆起来。别害怕，不是爆炸，只是豆子和苞米粒在炉面上“噼噼啪啪”地跳。炉火熊熊，围坐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因为烤热了而泛出红色；一人一把铝制勺子，不时地把烤熟的苞米粒或黄豆舀起来，不顾滚烫，放进张大的嘴中。哎哟，真过瘾呀！这大概是一天情绪最高涨的时刻。小伙子们嘻嘻哈哈地吵嚷着，相互开着粗鲁的玩笑。豆子和苞米“外焦里嫩”，里面的有一种自己才能体会的，隐隐的，特有的香味儿。过瘾，每个人都吃得“满脸花”（因为苞米和豆子烤糊了，黑了吧叽的）。啊哈，“乐不思蜀”。吃饱了，肚子里饱饱的满足感的滋味使我留下“后遗症”，几十年后已快六十岁了，每次吃饭仍要不由自主地吃得肚子鼓鼓的。这晚饭吃了多少啊，足有一斤粮食。可我们当时的胃口有多大呀！

　　也许您会问，一个分场几百“知青”，食堂一个炉子怎么轮得上你用？是这样，1969年我们刚到农场那年，农场干部忽视“知青”生活，大冬天的大家都自作主张回家“猫冬”去了。那我们几个怎么没走？因为我们是“狗崽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父母都“黑了”。回北京也没家（我家是“四分五裂”，比刘少奇“罪名”都多的父亲下“干校”，母亲在远郊区教师，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哥哥在内蒙古“插队”，我在“北大荒”“上山下乡”）。这可好，一个几百“知青”的分场，只有极少数的人“坚守阵地”，我们很“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

　　不过这一切不妨碍我们吃饱肚子之后的快乐。带住一肚子的烤苞米粒和黄豆回到“水晶宫”宿舍后（太冷，宿舍里零下十度左右，墙上都是白霜），我们开始相互“拳击”取暖。打够了就玩儿“捆人”的游戏，几个人把极力反抗的一个家伙捆成一个“粽子”。晚上睡觉时，我们的褥子有五层，被子有四层；大部分是“借花献佛”，来自“逃跑”的“知青”被褥。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被子头上都是冰霜。

　　一天，连队干部让我们去科洛河割条子，说是编筐用。那天早上我们先来到青年食堂，每人不用粮票买了十张糖饼。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带队的分场干部说，中饭就是这十张糖饼。太高兴了，太高兴啦！

　　走了二十多里坑坑洼洼的冰雪路从分场来到了科洛河。割够了条子后，我们燃篝火烤怀里掏出来的，冻得硬梆梆的糖饼。用条子穿上一个糖饼放在火中烤，还没等完全化冻，就把糖饼拿在手里大口地啃。很快，十张糖饼（两斤粮食）吃光。哥儿几个说“再来十张糖饼也能吃光”。

　　饭后是把割下的条子都拖到指定地点后就回分场。我奋力地拖条子在冰河上走的时候，忽然看见同伴们都跳脚朝我喊叫，但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正在纳闷，忽然觉得脚下踩空，便一下子落入冰河。原来科洛河的急转弯处在数九严冬也不曾封冻，我拖着条子正好从急流涌动的冰缝经过，当然掉了进去。我拖的条子一下子卡在冰缝上，因而我爬了上来。不然我也许会“幸运”地进入太平洋――从冰封的科洛河到嫩江，从嫩江到松花江，从松花江到黑龙江，最终到河口进入太平洋。在那里我或许会变成一群非常贪吃的马哈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