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崩潰後的政治 ――東歐劇變後左翼政黨的演變 毋庸置疑，薄王事件表明，專制向民主的漸變無法由中共來完成。筆者想到1989年後東歐各國劇變的情況，特別是左翼政黨的演變。現通過網上有關資料摘編如下： ******************************************** 1989至1990年的蘇東劇變後，新政黨的組建有四種途徑；一是民間的反對派力量，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的公民民主黨、保加利亞的民主力量聯盟、烏克蘭的魯赫、立陶宛的祖國聯盟、阿爾巴尼亞民主黨、匈牙利的民主論壇等皆屬此類；二由共產黨內的派別演變而來；三是原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那些政黨，波蘭農民黨、民主黨、保加利亞農民聯盟、東德的四大參政黨；四則是歷史曾經有的政黨的重建。 通過以上四種途徑產生的這些政黨的政治色彩有傳統保守派（宗教保守派、民族主義保守派）、自由主義中間派和傳統左派以及新左派（新社會黨）。但它們都基本上建立了一種黨內和黨外的雙重多元化政治，也就是沒有法律上規定的領導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允許多黨競爭，黨內允許存在不同派別，甚至有時還會產生議會黨團，黨內自身也比較鬆散，沒有嚴格的紀律約束，即形成一種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政治格局。 東歐劇變後的第一階段是反共浪潮。1989年東歐劇變到1992年為第一階段。該階段政治鐘擺大幅度向右擺，出現反共大聯合的趨勢，各國出現多米諾骨牌向右倒的政治變動，社會主義體制完全崩潰，各國瀰漫着非理性的“清算共產黨”情緒。與此同時，小黨林立（截止到1992年，已註冊登記的政黨和組織在波蘭有200多個，在匈牙利有52個，羅馬尼亞有83個，俄國有100多個，捷克有153個，只有800萬人口的保加利亞竟有180多個）。當然，所有政黨中右派獨大，各國大都出現了舊體制的各種各樣的反對派大聯合陣營，包括波蘭團結工會，捷克公民論壇、羅馬尼亞救國陣線、保加利亞民主力量聯盟以及俄國反對1991年8.19政變的陣營，都是具有形形色色思想的人的反共大聯合。意識形態對於這種反共統一戰線內部各派反對舊體制的激進程度並沒有直接影響，也就是說，在這個陣營內有一些社會民主派有時會比保守派更加反共。 在捷克，“重建”的社會民主黨與奉行基督教保守主義的右派人民黨等聯合要求取締已宣布奉行民主社會主義並與過去決裂了的捷共，反而是向來與“左派”無緣的哈韋爾出面反對這種報復主義的主張。在前民主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些組織聲明他們與民主社會主義黨（社會黨化了的“前共產黨人”組織）是不共戴天的“敵人”！在羅馬尼亞，實際上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前共產黨人”領導的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在武力推翻齊奧塞斯庫政權的“十二月起義”中先是得到了包括右派在內的歐洲各國主要政治力量的大力支持。而不久之後“重建”的羅馬尼亞社民黨又與持右派立場的其他幾個“歷史黨”一起結盟向執政的救陣社民黨發難。除了執政黨的“前共產黨人”“出身”外，羅馬尼亞社民黨（歷史黨）並沒有為這次發難提出意識形態方面的理由。保加利亞的社民黨（歷史黨）也是不依不饒地要求“清算”保共“罪行”而遭到當時的總統、民盟主席團團長熱烈夫的反對。 整“前共產黨人”的做法往往源於自前共產黨內部，這些非民主傳統的國家裡，舊體制下的黨內鬥爭本來就比多黨制的黨際糾紛更殘酷，劇變後一些掌權的“前共產黨人”舊習未改，迫害起“前同志”來自然比自由派更“內行”。還有反對派有長期活動基礎的國家，太需要在劇變過程中用極端的作法來為自己樹立形象，而在共產黨一統天下反對派沒有資源積累的地方，人人帶着面具生活，無法真實地表現其信仰、思想和立場，而條件一具備就會出現譁眾取寵的局面，大家都爭先以極端行為來表現自己，就會在體制內湧現出大批體制的反對者。這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羅馬尼亞的十二月事件和羅共要員在左派執政下的遭遇。 這期間東歐各國都舉行了劇變後的第一次議會大選。前執政的共產黨全部敗北。其實羅、保、阿三國的左派在1990年5月至1991年3月的選舉中得票率較高，分別獲得67.02%、52.75%、67.2`%的比例。但是好景不長，很快被迫下野。 在這初次的自由選舉中，對立情緒嚴重，非理性的行為蔓延，街頭景觀猶如中國“文革”初期，動輒召開幾十萬人的群眾誓師大會，兩派群眾的街頭辯論、相互謾罵甚至衝突都時有發生。雙方都不擇手段地攻擊對方的候選人，街頭張貼的候選人照片或被亂塗亂畫肆意醜化，或打叉挖掉眼睛鼻子，至於要求從候選名單中劃掉某某人的宣傳車聲音更是不絕於耳。1990年在華沙最繁華的大街上就看到兩幅針鋒相對的大標語，一幅是“同左派聯盟在一起最牢靠”，另一幅是“讓我們永遠同團結工會在一起”。 但這種現象只維持了很短一個時期，劇變一旦成為現實，右翼浪漫主義很快就消退，這種反共的右翼統一戰線就解體，一時間各小黨林立，進入群雄爭霸的局面。因為沒有任何一個黨在政治生活中能取得優勢，於是就出現多黨聯盟，但聯盟內黨派很多，利益難以協調，一些小黨搖擺不定，一會兒合併，一會兒獨立，使這一階段的政治特別不穩定。這時東歐各國重建的“共產主義後”政黨，迫於當時形勢向右擺的幅度也很大，這裡面帶有為保全力量不得已而為之的妥協性、權宜性和過渡性。 1993年－1995年為左派政治政黨的復興第二階段。由立陶宛共產黨改名的勞動民主黨在大選中贏得141個席位中的80個，成為第一大黨上台執政。1993年9月波蘭社民黨與全波工協結成的左派聯盟，在兩院選舉中各得37%的席位。`團結工會”在眾議院未得一席，在叄議院僅獲九席。同年12月俄共在杜馬選舉中在450席位中得65席，成為僅次於俄羅斯選擇和自民黨的第三大黨。1994年3月，烏克蘭左派三黨共得450個席位中的118席，成為最大的議會黨團，烏社會黨主席莫羅茲任議長。5月匈牙利大選，社會黨獲得54.24%的選票，遙遙領先於其他各黨，由原來國會中排名第四位的反對黨一躍成為第一大黨。6`月德國民社黨在德國東部的議會選舉和地方選舉中得勢，得票率超過兩德統一後的任何一次選舉。12月保加利亞社會黨在大選中獲得44%的選票，組成了以社會黨主席維德諾夫為首的中左政府。而羅馬尼亞、新南斯拉夫與斯洛伐克的梅恰爾政府本來就屬於左翼。因此東歐大多數國家又處在“前共產黨人”統治下，一時有“向左倒的多米諾骨牌”之說。 進入1995年後東歐左派又取得新進展。3月6日波蘭左派政府易人，社會民主黨的奧萊克西接替農民黨的帕夫拉克出任總理，使該黨由“後台老闆”正式走上前台。11月19日，波蘭總統選舉，社民黨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又以微弱多數擊敗東歐劇變的明星人物瓦文薩，從而在波蘭形成了議會、政府、總統都由“前共產黨人”控制的“紅三角”。在東歐其他國家，左派也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甚至在中、右派勢力最大、左派歷史包袱最重的捷克和阿爾巴尼亞兩國、左派在野力量也在壯大。 其實東歐的“左派復興”主要是新社會黨的復興，正統派共產黨及其他類型左派並無明顯復興趨勢，而在這種復興中受打擊的又主要是右翼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而不是中派自由主義。因此“復興”的綜合結果就十分清楚；它趨向於形成一種多元化政治中以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二元為主的格局。而這樣一種格局無疑正是西方議會民主制中最典型的兩黨制格局。通過這種復興，劇變後出現極右專制的危險得以大減，而劇變前的舊體制復歸的可能性也並未增加多少。顯然，這樣的局面並不意味着劇變後東歐的轉軌方向有所改變，甚至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轉軌，而它給東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尤其是新社會黨人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左派復興”的主要原因是東歐轉軌不順利所造成的痛苦，然而這又形成了十分矛盾的局面，在轉軌緩慢、痛苦延長的情況下左派較容易上台，但上台後要承擔轉軌的責任，日子往往不好過（如匈牙利）。而在轉軌堅決、痛苦已經過去的那些國家，左派可能難以上台（如捷克），但是一旦上了台，日子就會比較好過（如波蘭）。在台上的左派又會同樣經歷反對派的強大挑戰，形成“上台容易執政難”的局面，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甚麼左派上台後的威望都比上台前有所下降。這是因為左派復興與其說是左派的成功，毋寧說是右派的失敗。雖然左派政黨的確不斷得到恢復壯大，並獲得選民信任，但這並不表明左派力量的成熟。因為從東歐上台的左派看，大多是在右翼力量的政策和實踐威信掃地的情況下，抓住民眾的求變心理以強有力的批評贏得選票，而不是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抉擇，在個別國家左派甚至還沒有作好接替政權的準備，更少從事思想和理論建設。在這種情況下，就為下一輪右派上台提供了基礎。 另外，從表面上看，似乎前東歐與前蘇聯地區都存在着“左派復興”現象，應該能拉近它們的距離，然而實際上東歐“回歸歐洲”的進程仍在繼續，而它們與俄羅斯和獨聯體其他國家的距離卻拉開了。所有東歐國家加緊努力向歐盟、北約靠攏，並對俄國阻撓北約東擴表示不滿。這無疑也會拉大東歐左派與俄國左派的距離。 第三階段是東歐向西方國家靠攏，右翼勢力再次成為國家的主導。另外從更廣的範圍說，是指東歐“歐洲化”，與西歐的距離縮短，變得更像西歐類型的國家。有人用“右派復興”來概括這一時期東歐政治進程的方向。的確，從選舉結果看，原來左派占優勢的地方，右派正捲土重來。 其實，在東歐風雲突變的政治組合中，意識形態色彩已大大削減。在這些國家裡，他們自己已經不再使用“左”“右”的概念，在他們看來，一個政黨執政幾年，積累些不滿情緒，換上另一個政黨對兩者都有好處，前者可以反省思過，調整策略以求東山再起，後者也嘗嘗“當家方知柴米貴”的滋味。這種輪換隻不過是東歐政治鐘擺的正常擺動，沒有任何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完全應該以平常心視之。何況就是在東歐前幾年的“左派復興”中，“興”的也不是昔日的“社會主義”。左派掌權既不說明懷念過去的革命和建設，也不是要偏離市場經濟和拋棄民主化進程，更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回潮”和“復辟”。 大致而言，選民投右派的票，並不一定是相信右派的思想，而是不滿足左派政府的政績，選民投左派的票也同樣如此。這些年的實踐表明，靠意識形態因素當選的候選人在職業素質上不如其他候選人。早在1993年波蘭社民黨在議會大選獲勝後當時的社民黨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就向記者表示；如果我們黨內有人認為，我們的勝利將意味着恢復“現實社會主義”，那麼應當將他們立即開除出黨，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人，而是因為他們如果不是白痴就是瘋子。從我們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無論在組織上，還是思想方法上，社民黨與原來的統一工人黨（共產黨）都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必須改變以往那種只看政治態度不計個人才能的做法。左派上台後也不對團結工會搞“報復”，而是應注意保持政策的延續性和一貫性。評論界也認為，看待現在的選擇結果“只用紅白兩種顏色是不對的”。選民們今天比任何政治家都英明，他們在選舉自己的領導人時首先想的是，這個人在領導崗位上能做些什麼。人們對政黨之間的冷戰已經厭惡，對國家的經濟狀況和問題已看清楚了，誰發展經濟就支持誰上台，老百姓更多關心的是過日子，而不是哪個政黨執政。 在轉制過程中，要變高度集權的計劃經體制為地方、部門、個人分權的市場經濟，就必須重新進行資源配置和社會財富再分配。在這個過程中，能否治理腐敗並與前體制營私舞弊的權貴私有化劃清界限，直接影響着左派執政黨的形象。許多左派政府雖然對此高度重視，不但出台了“陽光法”，還把“社會公正”問題列為頭等大事，但在掌握資源配置的權力機關和一些執法部門，依然不斷滋生腐敗現象，一些權力圈中或和他們有關係的人大獲其利，他們運用手中的權力在私有化浪潮中再次成為“特殊的受益者”。立陶宛的副總理阿·什萊扎維丘斯利用掌握的信息，趕在銀行宣布破產前提走了自己的存款；伊利埃斯庫的許多朋友是“貪贓枉法者”，保加利亞社會黨的官員利用經濟危機中飽私囊，被民眾稱為“沒有改過自新的共產黨人”；匈牙利社會黨陷入“托奇克醜聞”難以自拔。所有這些嚴重地刺激了民眾，使他們產生了不公正感，因此在1996年的選舉中，“把惡棍趕出去”的思想十分流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政府的腐敗就意味着另一個政府的誕生”，這句話就不難理解了。 ****************************************** 當然，東歐各國和前蘇聯各國情況不同。不同就不同在前蘇聯各國傳統上更專制。日後我將在網上查找前蘇聯各國專制崩潰後政黨演變的資料。也許很多人認為很枯燥，但至少我對之是很有興趣了解的。 有一點必須反覆重申，就是蘇東政治制度的巨變對經濟衝擊極大。現在這些國家中，有的仍未達到制度劇變前的水平；好在那裡原來的人均占有財富還是不錯的，至少比中國大陸要好得多，所以民眾生活還能對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