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太穷？

　　对于印度这个自称民主制度的国家人们议论颇多；最热议的应该是印度社会的极其腐败。我个人认为，印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制度无法有效运行。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不是与民众生活水平有关？附了图表，世界各国中，红色越深越腐败。从图表中看出，欧洲和世界其他生活水平高的国家的腐败程度都大大低于其他生活水平低的国家。下面是一组有关印度社会的文章。其实印度方方面面的腐败，很多您都在中国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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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已成印度生活方式 官员受贿肆无忌惮

　　“腐败或恐怖主义，哪个是印度在2011年更急需应对的问题？”2011年1月，印度的一份网络调查这样问道。

　　提问前的两个月间，印度曾接连曝出多起贪腐丑闻：

　　2010年11月9日，国大党发言人宣布接受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阿肖克·恰范(Ashok Chavan)的辞职，恰范在任期间，曾利用职权将该邦首府孟买市专为印军阵亡士兵及其家属建造的安居公寓，分给政府官员、军队将领和自己的亲属。就在宣布恰范辞职后不到半小时，国大党发言人告知公众，由于2010年10月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组织混乱，且80亿美元的最终支出远远超过7500万美元的初期预算，涉嫌贪污的运动会组委会主席苏莱什·卡尔马蒂(Suresh Kalmadi)宣布辞职。

　　11月14日，印度通讯与信息技术部长安迪穆图·拉贾(Andimuthu Raja)宣布辞职，这位来自平等党(DMK)的前部长，曾在2008年将2G手机运营牌照发给85个不具资质的企业并从中收受贿赂。

　　按照印度《今日印度》杂志(India Today)一篇社论的话说，“2010年，有一个单词统治了这个国家的词汇表，那就是‘腐败’。”于是，2011年初的那份网络调查，其调查结果便在预料之中——超过90%的参访者认为，在印度，腐败猛于恐怖主义。

　　印度贪腐高官在2010年底相继落马以及由此激发的民众肃贪诉求，显然说明印度的腐败问题已严重到相当程度。2011年1月17日，14位印度社会知名人士在致国家领导人的联名公开信中更是直言，腐败作为印度的“治理赤字”，正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印度必须以“紧迫感、决心和战时体制应对这种病症。”

　　只是，在这个腐败几乎是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的国家，腐败是否比恐怖主义更容易应对或许才是真正结果难料的问题。

　　小腐败，大腐败美国非盈利机构“追踪国际”(Trace International)是一家旨在为企业提供守法建议和培训的组织，该组织的总裁、反腐专家亚历桑德拉·瑞吉(Alexandra Wrage)女士曾将印度的腐败模式形容为“金字塔型”。“其主体是在基层易手的大量小额钱款，较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则对受贿持反感态度”，瑞吉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采访时说，“尽管并非全部，但一些官员在官僚体系中攀升时会脱离腐败。”

　　与瑞吉观点相类似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早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印度腐败研究2005——改善治理》(India Corruption Study 2005 —To improve Governance)中就指出，印度的公安、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农业小额贷款等公共服务部门，存在大量“小腐败”(petty corruption)问题。

　　比如，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市的道路交通办公室门外，有一群人常年守在那里，当地居民来此办事的时候，这些人会一窝蜂似地将其围住，“需要驾驶证吗？不用考试！”为了省去“繁琐”的过程，急于开上车的人往往愿意付给这些“中介”3000卢比(约合65美元)，然后买到一本如假包换的驾驶证。至于“中介”们如何与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交易，没人知道。通过这种不合法手段获得驾驶证的人时常会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不过只要违章司机懂事，贿赂交警的钱几乎就是对他们的唯一惩罚。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国家，从前行贿只是为了能做错事，而现在即便是为了做正确的事，人们也要破财。”“亚洲论坛”(Asian Tribune)网站在一篇题为《印度腐败年》(The Indian Year Of Corruption)的文章中说。

　　如此讽刺的事例包括，当一个农民想要从银行获得贷款时，他就不得不向所在村庄的会计行贿，因为银行需要农民提供与其生产和财务相关的记录，而这样的文件只能由本村的会计出具。这项工作可能3天完成，也可能需要30天，关键在于农民究竟给了会计2美元、50美元还是250美元。为了让银行批准贷款申请，申请人根据惯例要用贷款额的10%贿赂银行官员。又如当一个人到警察局报警时，如果他不向警察行贿，那么他的案件很可能就不被受理。

　　医院里的“小腐败”问题就更多。人们在向医院申请一份合法的出生证明或死亡证明时，行贿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在妇产医院，母亲们为了看一眼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也要花钱打点护士。对于印度人来说，这样的事并非个案，而是常识。“在印度某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参访者曾向公立医院行贿，而在小城镇的医院中，这个比例上升到近9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年发布的题为《应对腐败，改善生活》(Tackling Corruption, Transforming Lives)的报告中，有以上这样的调查数据为证。

　　真正与“小腐败”少有牵连的或许只能是离基层较远的印度高官，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如瑞吉所说的脱离了腐败，而是像2010年底去职的三位大员那样奔向了大腐败。

　　事实上，印度从来不乏高官腐败的记录。比如1987年，瑞典媒体就曾揭露印度高官在收受4620万美元贿赂后从瑞典一家军火公司购买了价值13亿美元劣质武器的丑闻，事发时任印度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因被认为涉嫌贪腐而在1989年的大选中惨败；2000年，印度前总理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因腐败问题被判入狱；2005年，印度外交部长纳特瓦尔·辛格(Natwar Singh)则由于涉嫌在与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交易中受贿而辞职。

　　与基层公务员相比，印度官员在受贿时甚至更加肆无忌惮。2004年初，印度ZEE电视台记者维贾伊·谢卡尔假扮成商人，向艾哈迈达巴德市地方法官巴拉姆·巴特行贿4万卢比(约合860美元)并提供了一份人名单，要求法官逮捕名单上列出的四个人。收了钱的法官巴特很可能根本没看名单就下达了逮捕令。几天后，记者谢卡尔将“交易”时偷拍的录像和逮捕令交给了印度首席大法官克雷。克雷看后怒不可遏，并呼吁严惩司法腐败，而那四张逮捕令上的名字则分别是大法官克雷、印度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

　　内损伤，外损伤大大小小的腐败问题使得印度国民和政府每年都要花大钱为之埋单。《印度腐败研究2005》的调查显示，印度国民每年向11个公共服务部门行贿的金额为2106.8亿卢比(约合46亿美元)；而据印度审计部门估计，仅2010年11月曝出的三起高官腐败案就给印度政府造成约450亿美元的损失。

对于印度来说，45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

　　“如果用来购买食品，能供印度所有穷人生活十年；连续五年资助印度最大的就业计划，通过这个计划，任何印度人都可获得100天、每天工资100卢比的就业机会；未来三年期间，保证印度所有女孩接受初等教育；建立十个空军飞行中队、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几百辆坦克；未来一年间，将所有印度人的税率降低15%。”《华尔街日报》网站的一篇文章如此计算。

　　2010年11月，美国非盈利机构“全球财政健全”(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ity)发布报告称，1948年至2008年间，印度因逃税漏税、行贿受贿、收受回扣和犯罪等行为流向国外的非法资产高达4620亿美元，约为目前印度外债的两倍，而这样的“黑钱”还在以每年增长11.5%的幅度加速外流。该机构的组织主管雷蒙德－贝克(Raymond Baker)表示，“这份报告清楚地显示了逃税、腐败和其他非法金融活动给印度造成了巨大损失。与此同时，非法资金外流还加剧了印度的贫困并扩大了贫富差距。”

　　“发展速度排名全球第二位的经济体正被其‘邪恶’的本性所阻碍”，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这样认为，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则直言，“腐败是国家经济繁荣的唯一且最大威胁。”

　　对于这样的“阻碍”和“威胁”，世界银行(World Bank)早在1999年就已做出量化分析。当年“世行”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印度的腐败能降至许多北欧国家的水平，那么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1.5%，外国直接投资则可增加12%。

　　不过直到今天，印度的腐败程度仍远甚于这些国家。“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2010”报告(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0)显示：2010年，印度的清廉水平在178个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7位，中国排名第78位，而北欧国家中的丹麦排名第一，即使成绩最不济的冰岛也排在第11位。

　　“博茨瓦纳(“清廉指数2010”排名第33位)，这个1960年代世界上最贫穷的小国，如今也领先印度约50个名次”，因而“亚洲论坛”的文章说道，“腐败损害了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而且使我们失去了外国的尊重和很多机会。”

　　事实如此。一家名为“印度之窗”(WindowIndia)的网站在题为《外国投资在印度：投资者的担忧》(Foreign investments in India: investor concerns)的文章中指出，印度的政治现状和植根于各级政府的腐败是阻碍外国投资者进入印度的主要因素。”

　　或许“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能够反映出人们究竟如何看待腐败与印度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份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1年，印度的竞争力在被评估的139个经济体中居于第51位；而在印度“对经营生意影响最大的消极因素”排行榜上，“腐败”位列第二。

　　“为保护印度健康的形象并使国家发展免受损害，我们迫切地需要能够遏止腐败的法规。”印度工商联合会在2010年12月9日，即联合国“国际反腐败日”当天郑重表示。

反也难，防也难其实印度并不缺少反腐法规。目前，印度拥有包括《防止腐败法1988》、《反洗钱法2002》、《中央文官行为准则》、《全印度文官行为准则》等在内的一系列反腐法规，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Central Vigilance Commission)、中央调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等反腐机构。然而问题在于，印度与反腐相关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

　　比如作为印度的最高监察机构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需通过各层级的监控官对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和国有企业等进行反腐监控。监控官虽然在业务上向上级监控官负责，但在行政上却需要服从本部门首长的领导。事实上，印度的监控官通常就是由其所在部门的人员，甚至是部门首长兼任。如是，由各级监控官组成的印度反腐监控体系虽非形同虚设，但在解决腐败问题时显然效率不高。

　　与官方监察相比，印度的反腐舆论监督和民间行为似乎更具活力。事实上，如ZEE电视台记者那样设圈套取证的事例在印度并不少见，印度民众则大多对这种“钓鱼反腐”持支持态度，因为通过偷拍的录像，他们得以知晓官场中的大人物其实和街上的交通警一样热衷索贿这个真相。

　　为了对付几乎无处不在的“小腐败”，2007年，一家总部位于印度钦奈市的非政府组织“第五支柱”(5th Pillar)别出心裁地印制了零面值的卢比钞票。这种钞票看上去与50卢比的钞票差不多，只是面额为“0”，而且用“根除所有层面的腐败”和“我承诺绝不受贿行贿”代替了50卢比钞票上“印度储备银行”和“我承诺付给持票人50卢比”的字样。

0卢比钞票推出后颇有些效果。据说泰米尔纳德邦一位负责供电服务的官员在收到这样的钞票后极为震惊，然后他把从一个村子里索取的贿赂全部退了回去。另有一位银行职员，在审核一位女士的贷款申请时试图索贿，结果接到了0卢比钞票。这位银行职员最终批准了贷款，而且还为那位女士献茶一杯。

　　不过，若要有效解决印度的腐败问题，0卢比钞票及类似措施的力量显然不够。事实上，腐败之所以成为印度的社会顽疾，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印度的反腐机制重“治”不重“防”；而若要有效预防腐败问题，印度无疑还需找到促成腐败的深层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莫顿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强调经济成就，但又使人们获得经济成就的机会受到严格限制，比如许多人因种族、缺乏技能或资金等难以接近社会的机会结构，那么这个国家的腐败就会比较严重。莫顿的理论，无疑有助于理解印度的问题。

　　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于2005年发布的《反腐败指导手册》则认为，印度的腐败之所以难以根除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的社会结构有关。事实上，由于家族关系和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所以印度人通常更忠诚于其所在的集团而非整个社会，官员利用职权为集团成员谋利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此外，印度的民主政治也被认为对腐败长期存在负有责任——如果前通讯与信息技术部长拉贾所在的平等党不是国大党执政联盟中的重要成员，那么总理辛格很可能在2008年拉贾刚被举报时就对其下手了。换句话说，在印度民主政治的语境中，廉洁者的成功并非源于对腐败者的打击，而是妥协。

　　当这些复杂的原因交织纠缠着这个国家时，想要反腐的印度，究竟能有多少胜算？

印度反腐网站“我行贿了”蹿红

　　想一想吧，如果维修水管要行贿，考取驾照也要塞钱的话，你会是什么心情？在不少印度人看来，这是稀松平常的小事。不过，总有人不甘向腐败低头。在印度网民中很红的“我行贿了”网站就是其中一例。

　　两名不堪国内腐败横行的印度“海龟”创办该网站，希望通过现代科技的力量，抑制国内腐败。如今，“我行贿了”网站已经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印度卡纳塔克邦交通部长根据网站的“举报”，惩处了20名手下的官员。

案例：领结婚证也要行贿

　　打开“我行贿了”网站，一眼便会看到上面的横幅式广告，广告上写着：“揭开腐败的市价。”点击下面的链接，可以填写自己的“行贿”故事，就像写博客一样，非常简单；也可以看别人怎么“行贿”，就像看网页一样。

　　这里有人抱怨领结婚证竟然也被索贿。“我去了3次，每次他们都找不同的借口，最后向我要了1000卢比。”还有人说，公立医院的服务尽管名义上免费，但是有些医生会额外索要3000-5000卢比。有个人为了买房子注册登记，多付了3500卢比，他说“我很羞愧，但是没办法”。

　　目前，大约有1万个腐败案例记录在“我行贿了”网站中，涉及印度全国19个部门，347个城市。回帖和留言有10多万条。

网站创始人之一斯瓦提说：“他们的信息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有发帖的人都是匿名，而且能确认身份的信息，诸如所在地、电子邮件地址、职业、兴趣爱好等都不会被公开。”

目的：“用人民的力量遏制腐败”

　　这个网站成立于去年8月，创始人是两名印度“海龟”拉马什和斯瓦提。两人在美国和英国生活多年。回到印度后，他们对“办什么事都得花钱”的风气越来越不满，便在印度IT产业基地班加罗尔组建了这个网站。

　　“我们也要为此（腐败）负责，我们也曾行过贿，否则根本不能办成任何事。”斯瓦提觉得，腐败太多，印度民众也有责任。民众的不自觉助长了坏风气。

　　因此，斯瓦提的团队称，他们创办这一网站，是想考察一下印度的腐败到底有多严重，是什么规模。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贿故事，让人们体会到腐败的代价，形成规模和声势之后，能推动政府改进办事流程，同时遏制腐败问题发生的根源。

“我们相信用人民的力量可以遏制腐败的蔓延。”网站的创办人拉马什和斯瓦提在接受采访时说。

影响：20名官员被罚

　　网站创办至今，也确实达到了警醒政府的目的，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交通部长就成了该网站的“粉丝”。网站创始地班加罗尔是卡纳塔克邦首府。

　　当印度卡纳塔克邦交通部部长巴哈斯科尔·拉奥得知该邦交通部经常在“我行贿了”网站上被网友举报后，决定亲自邀请网站的团队来座谈。当着所有职员的面，展示网友的留言。“我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我的部门。如果我只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我可能会遇到很严酷的局面……但是网站证据确凿，这无疑为我的部门改革提供了支持。”目前，已经有20名官员受到警告处分。

　　拉奥说，座谈之后，该部门的腐败投诉减少了很多。因为很多官员意识到，如果再行贿，这种丑事会走出办公室，甚至传遍全世界。

　　不仅如此，拉奥管辖的交通部还推出一些新的技术手段，防止受贿现象发生。比如，考驾照是人们最为诟病的腐败高发地，今年，世界首家全自动驾照中心在班加罗尔开张了。这将大大减少行贿的可能性。拉奥现在成了“我行贿了”网站最忠实的粉丝之一。

“我行贿了”为何印度有效中国难行

　　印度有两个“海龟”，回国后对本国社会生活的适应性差了，出于对腐败的不满和“抑制国内腐败”的考虑，他们创办了一个叫“我行贿了”的网站，专门搜集各种行贿故事，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留言，跟网友分享行贿经验，比如为什么要行贿、具体金额、结果怎样等。这家网站在印度“蹿红”了。该网站蹿红的证据倒也踏实：目前大约有1万多腐败案例记录在“我行贿了”网站中，涉及印度全国19个部门，347个城市。回帖和留言有10多万条。更重要的是“达到了警醒政府的目的”，印度交通部长甚至表示“我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我的部门”——这还不是说着玩的，已经有20名官员受到警告处分，该部门的腐败投诉减少了很多。

　　看来“网络反腐”有较强的普适性，或许也各有特色国情。印度式的网络反腐，叫唤“我行贿了”就有效。

　　在中国，可以确证栽倒在网络上的贪腐官员，其实屈指可数。然而，仅从恶官“落网数”看网络反腐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客观。网络反腐的特点之一即“雷声大”——对官员来说，一挂上就名满天下，因而特别吓人；对网民来讲，于虚拟空间、千里之外射恶官落马，因而特别鼓舞人心。所以说，网络反腐于中国，其可见实效不多，而“无形资产”之丰厚却难以估价。

　　中国式的网络反腐，多半基于侵权控诉、涉私爆料和“窝里斗”式的举报，如周久耕“天价烟”那种诱发落马的因素，可称之为“疑点发现”，其实这属于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以公开“我行贿了”的这种方式反腐或控诉，中国网民亦可一试，但我预计蹿红不了。主要原因在于：虽然理性判断中的行贿行为是被迫的，也是大恶的，但我们社会中的行贿却是心甘情愿的、积极争取的，我们是热情行贿，甚至是狂热行贿。行贿领域的竞争异常惨烈，大家怕的是“烧香找不到庙门”。

　　我过去总结过：贿赂才是硬道理；小贿小发展，大贿大发展，不贿不发展。经济与社会权利、利益的竞争规则，即官员决断、大官独裁。人家受贿就是给机会、给面子或默默认可、伺机支持，起码是不挺身而出坏行贿者的好事。

　　行贿有人接受，有权力、权贵做靠山，几乎等于事业成功、人生命运转折，等于有钱有势，这实际上也被世俗大众所羡慕。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之人生追求的“初级阶段”，就是争取到行贿罪的犯罪资格。换成难听一点的话，争取犯下行贿、受贿罪，就是普通中国人的“事业定位”与“人生追求”。

　　中国官方鼓励说出“我受贿了”，并设立有退贿账号；中国国民揭发“他受贿了”，全部希望寄予上级权力查处。若是喊出“我受贿了”，一般那是打算“同归于尽”的决然之举，这还不一定给“对手”造成实际伤害，白白搭上自家性命的可能性还不小。

　　与印度乃至各国对比，我们对腐败的容忍度最高。举个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为例：安徽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刑，何帮喜和徐顶峰曾涉嫌因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分别向周行贿的事实，写入周案判决书；但是今年两会上，何、徐的名字仍出现在安徽团代表名单内，即便媒体反复质疑、网声为此大哗，还是对其无可奈何。

　　“我行贿了”在印度有效，是因为有很多官员意识到，“如果再行贿，那就不仅仅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事情了，这种丑事会走出办公室，甚至传遍全世界”。如果像巢湖行贿事件一样，丑闻“传遍世界”和写入判决书都听之任之，也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看着“我行贿了”上面的反腐留言，我们可能会发笑或纳闷。不仅贿款额显示穷酸无比，行贿对象的身份也莫名其妙。“维修水管要行贿”，纯属市场机制问题，竞争到位，给劳动付出市场价即可解决，在我们这里，这是给民工一挣钱机会呢。考驾照环节竟然“是人们最为诟病的腐败高发地”，所谓行贿不过给人家区区一盒烟钱。有的印度医生会额外索要3000-5000卢比，我们这里不享受公费医疗、交过天价医疗费的人还得拿几千人民币的红包给医生呢。索贿，没出息！太低级、太失败了，我们这里行贿需要千方百计、排队加塞呢！

　　正如著名的反腐专家瑞吉所说，印度的腐败，好的一面在于它是金字塔型的，即主要由最基层的大量小额钱款往来构成，但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不（太）愿意收受贿赂。我看，这种腐败的“群众基础”虽好，但实际上不足为虑。怕的是我们这里的“倒金字塔”式的腐败——越往上捞钱越多，反腐败成功的希望就越加渺茫。

　　这还不是让人绝望的。“屁股决定”与逻辑混乱更可怕。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这是共识；腐败的根子在于制度——仍然还是共识，然而，有人推出来的结论竟然是“制度不能变”……利益决定，鸡同鸭讲，如此，夫复何言！

印度民主制度下的腐败

    “大口袋”与“逮总统”

　　 斋普尔城，为拉贾斯坦邦的首府，建于1727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根据记载，古代爱好艺术的国王杰耶·辛哈为使城市更加美丽，下令将全城房屋建筑涂成浅红色，“玫瑰城”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4月30日，我们到达斋普尔的第二天，赶上下大雨。雨停之后，往上看，公路两旁重楼叠阁，庙宇林立，四周环以高大的城墙，窥见其雄伟气势。但是往脚下一看，整个城市街道上积水半尺深，骆驼、牛、马、羊的粪便漂浮在雨水上面，真是惨不忍睹。所有的行人、汽车、摩托、牛都在半尺深的脏水中行走。尽管印度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也要在这种环境中走路、买东西、生活。据说其中有一些人搬到开发区居住，那里的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在斋普尔开发区所看到的是，那里私人投资建设了大楼，里面非常现代化，只要一出门，情况依然如此。

　　 在印度负责接待我们的扎胡说：“1727年城市设计就是如此，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

　　 记者：“独立之后，政府为什么没有提供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

　　 扎胡：“虽然政府收了很多的税，但是政府并没有在基础设施方面做任何事情。”

　　 记者：“为什么？他们不需要政绩吗？”

　　 扎胡：“原因很简单，比如修建一条公路立项100元钱，经过层层贪污腐败，最后只剩下5元钱，修不成了就不修了。正如你看到的选举，竞选者会讲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旦执政之后，前两年在干些事情，之后就开始忙着为自己挣钱，因为政府官员们都有很大的‘Big Pocket’(大口袋)。在印度50年以来，很少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虽然总理也可以到法院听证，看起来非常的民主。但事实是，小偷偷了1000美元会被马上处置，但是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拿了100万是不能够受到处置的，因为印度的司法系统也是非常腐败的。所以出现像斋普尔城这样的旅游城市基础设想相当的不足。”

　　 记者：“天呀！中国的修路官员们首先还是要用95元来修路的，他们贪污的是那5元。”

　　 与我同行的一位来自美国的男士插话说：“这可真是让小巫见了大巫。”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正在治理中。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日前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中国有关部门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把行贿犯罪单位或个人列入“黑名单”的做法。声明说，“在招标和项目管理过程中，中国在引进国际反腐败先进经验方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声明还援引透明国际公共采购项目主任欧莱雅的话说：“中国政府禁止腐败的建筑业者承揽工程是一个积极的步骤，表明了政府打击和制约腐败的决心。此举为其他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也应该采取更加有效、透明的‘黑名单’制度。”

　　 依我理解，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有完善的监督体系，为什么民主制度会如此失效？为什么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系统腐败？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当我们听完另一个印度司法腐败的“故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印度，商人们为了相互报复，经常贿赂法官或律师，扰乱司法程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不久，在一名记者的4万卢比(约850美元)的“金钱贿赂”下，古吉拉特邦的一名法官竟然开出了四张逮捕令，捉拿包括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的4名政界要人。不过，由于逮捕令是通过“设局”签发的，而且罪名也是莫须有的，所以逮捕令最终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这一“金钱换逮捕令”的案件可谓印度独立以来司法界的一大丑闻，使司法界颜面尽失。克雷在主持召开的一次司法界高层会议上愤怒地指责说：“连法院的受贿现象都这么严重，其他部门的腐败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一些司法人员为什么执法犯法？一位通讯业内人士说：“被人买通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制度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在印度有钱是可以办成任何事情的。虽然这是一条潜规则，但是在印度表现得如此直白、如此淋漓尽致，还是难以令人置信。

　　 在斋普尔机场，同行者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印度女孩喜爱无比。扎胡告诉记者说：“只要有钱，这个孩子就是你的，甚至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生的，这就是印度”；在新德里的自由市场中，当问到卖水果的小商贩是否交税时，回答：“当然交税，但不是交给税务部门，而是交给警察”；“在印度没有驾驶执照也可开车，当警察盘问时，100卢比就可以OK”。一位叫大雷(Dalee)的印度朋友介绍他的经验。

　　 优势的民主体制、悠久的法律传统，健全的法律体系，他们在哪里？王绍光认为，讨论印度能否追上中国，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给一点激励，这样说也不是坏事。但要说印度因为民主、法制这些原因能够赶上中国，我觉得没有说服力。我不知道说印度法制优势的人到底想要说什么，印度有法制，但它的法院和警察其实非常Corrupt(腐败)。菲律宾也有民主、法制，也说英文，50年前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当时所有人都看好它的“软件”———美式民主制度。然而它在过去50年的表现如何？现在有谁会说菲律宾是下一个中国？

请别拿印度的民主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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