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与政治（摘编）

　　一、社会结构影响政治格局的基本脉络

　　政治格局其核心内容是权力格局。具体到实行了“三权分立”或民主议会制的俄罗斯来说，其权力格局中所包括的权力，广义地看大概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还应包括“民众权力”和“舆论权力”。

　　二、俄罗斯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一个基本的看法是：起始于上世纪末的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使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社会结构的单一性走向多元化，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本质是社会由“利益一致”走向利益多元，从而使“政治多元”获得了稳定的社会支持。

　　在这个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中，最初的征兆是居民收入差别的出现和扩大。由苏联时期的差别微小(3:1)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5:1，是使原“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分别归属于不同阶级的经济上的始基因素。差别走向极端，则是“两极分化”。最早的两极是：通过投机或使用权力暴富起来的人群以及在物价飞涨、卢布暴跌过程中受损害最深的人群。与收入差别出现和扩大同时发生的是收入手段的变更。居民的收入手段由单一地从国家方面领取工薪而变为多种手段。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一些人开始拥有“资产”并以“资产”去获得更大的收入。

　　这种根本性变化的第二个事实是：阶层和阶级的出现。激进改革伊始，大多数人受挫，少数人暴富，前者成为“穷人”，后者成为“富人”(“新俄罗斯人”)。逐渐地，又有人从“穷人”群体脱颖而出，通过“小本经营”获得了中等收入，从而跻身所谓的“中间阶级”。这样，俄罗斯的阶级概念就从“穷”与“富”的两极概念逐渐扩展为三个基本层次。虽然俄罗斯所有制改革的事实并未兑现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所预言的财产所有者的庞大规模，但几个阶段的私有化过后毕竟造成了俄罗斯社会的“新阶级”——“企业主”。而“企业主”的大部分——中小企业主则成了“给俄罗斯未来带来希望”的“中间阶级”的主干。只是，“中间阶级”的另一个支脉——“专业技术和管理阶层”由于经济和生产的萎缩尚不够壮大。

　　这种根本性变化的第三个事实是：社会结构呈现出新的态势。

　　应该指出，俄罗斯目前社会的结构尚未形成稳定形态，仍是过渡性的。还应该指出，延续近十年的经济危机并未造成社会结构健康化的条件，相反却给社会结构带来诸多病态特征。

　　目前俄罗斯社会结构的独特性：

　　1．从总体看，更新了的俄罗斯社会结构形式尚不具备适应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性。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不同，用几何图形表示的俄罗斯社会结构外形不是“菱形”而是“正三角形”。所谓菱形，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发达国家的中间阶级占人口总数的50%-70%，其余为大资产阶级和贫困阶层，即是这种状况的表现。俄罗斯的中间阶级充其量仅占总人口的20%-30%，贫困人口则占40%以上，“塔尖”上的“新权贵阶层”只有6%-7%，这种“上头小，中间不大，下头最大”的结构显然是一种“正三角形”。

　　2．仍从总体看，这样的社会结构格局具有内部冲突性。

　　3．从社会结构的各层面看，尚缺乏现代化社会结构的某些应有的特征并带有苏联时期的明显的承袭性。

　　4．仍从社会结构的具体层面看，鉴于俄罗斯处于社会转型期，又鉴于社会结构的更新受累于经济变革的失误与迟缓，俄罗斯目前社会居民的分层还常常呈现出一种模糊状态。

　　三 社会结构影响政治格局的具体途径

　　1．间接途径：从“阶层意识”到政治格局

　　这个途径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阶层意识的形成。代表特定人群的阶层意识融会为全民族意识的总体，从而成为左右国家政治局面的“物质力量”。这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然而在苏联时期并不存在或曰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政治意识的三大派别——“激进派”、“保守派”和“主流派”，基本上不代表不同的居民阶层，而只体现“苏维埃人”思想认识的不同倾向。俄罗斯激进改革的头一、二年，当私有化尚未全面展开、阶级与阶层轮廓尚未明晰形成的时候，全民意识与阶层意识(初期阶层意识)处于混杂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与人们阶级地位关系不大的“全民意识”。只有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全民意识”才逐渐被阶层意识所分解，前者愈发空乏，后者愈发凸现，最终使受阶级地位支配的“多元化”政治意识形态主宰了全社会并对国家政治生活起到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这种变化首先可以从俄罗斯学者的社会调查方法中看出来。90年代中期以前，俄罗斯学者在社会心理调查中多对居民采用按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分类方式。90年代中期以后则加入了“富人”、“穷人”、“有保障阶层”，甚至“中间阶级”、“工人阶级”的概念。一位学者讲到社会政治意识在不同年龄的人们中间的差异时所提出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当按照所有标准(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居住地)将一部分选民归入‘强力’集团而将另一部分人归入‘弱势’集团的时候，他们在社会政治取向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如果单按社会人口尺度使他们分属于‘强力’等级或‘弱势’等级的话，那么，这些集团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就变得很小。”

　　俄罗斯专家对俄公众政治心理的调查向我们提供了如下两个重要的线索。其一是，在若干政治取向命题上的态度的一致性。例如，对个人处境和经济状况估价偏低者则反对现行改革政策，接着是一连串的政治态度——反对现政府；支持反对党；参加抗议活动的意向明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经济模式上倾向于前者而否定后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上倾向于前者而否定后者等等。反之，对目前物质生活状况“满意程度”偏高者则表现出与如上相反的倾向。其二是，在重要的政治选择上，通常显示出某种人群的固定性。以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个最重要的政治态度为例，最明显的情况是，“穷人”多选择前者，“富人”多选择后者。此外，就是这样一种人群的组合：年龄愈高、受教育程度愈低、生活地域愈偏远者愈较多地选择社会主义；年龄愈轻、受教育程度愈高、生活地域愈靠近大城市或中心地区者愈较多地选择资本主义。假如单以地区比较，则支持社会主义的依照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与村的次序而递增。这种显示在多种类型居民中的政治态度的差异，除了某种文化的要素之外，实际上仍是不同人群经济地位的一种折射。

　　事实表明，支持俄罗斯现行改革政策和发展道路的最稳定人群是苏联解体后才产生的一个新阶级——“企业主”群体。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曾期望私有化带来某种政治契机即造成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虽然其期望的“资本家”数量不免过于乐观，但心理测试显示，在各种人群中，这个尚未成熟壮大的企业主群体的确是现行体制的最忠实拥护者。比如，在1997年的调查中，对“现行经济改革方针”持“基本赞成”态度的在企业主中占57％，这个数量远远高于其他阶层(工人——10％；农民——9％；公职人员——18％；非政府部门的知识分子——33％；企事业单位领导人——40％；大学生——27％；退休人员——11％)。俄罗斯1998年金融危机后社会各阶层利益均受到损害，以上各阶层对现行经济改革方针的支持率均下降至10％以下，惟独企业主阶层的支持率保持在32％的水平。总之，虽然企业主阶层在现实发展中处境艰难且对政府政策有诸多不满，但始终是现行体制的稳定支持者。

　　俄罗斯有一个很广大的知识阶层。他们对于改革的态度处于一种复杂状况。苏联后期及俄罗斯激进改革初期，他们曾是改革的理性支持者。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发生分化后，他们当中“资产阶级化”的一部分坚定地支持改革，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的大部分除比其他阶层仍保持一些理性色彩外，其政治态度一般取决于自身的经济状况，而生活水平极度下降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俄罗斯抗议人群的主力军。一个重要事实是，1997年后，俄罗斯产业工人在历年罢工斗争后工资待遇都有所改善，相应地，收入状况仅比农民稍好的文教卫生部门的普通职工成了罢工运动的基干。

　　2．直接途径：从政党组合到政权结构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在首届(1993年)及第二届(1995年)两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俄罗斯的政党、运动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潮上的差异并按思潮倾向明显分为“左”“中”“右”。尔后，虽然按思潮倾向仍可分为左中右，但左中右的政治价值取向已发生某种“中和”(例如，均将“法律与秩序”推向首位)，相应地，各政党后面所潜藏的属于各社会集团的利益要素却逐渐分明地显露出来，换言之，各政党的阶级背景和阶级倾向已有所表现。

　　(1)具有“上层阶级”背景和倾向的政党

　　在西方的社会结构理论中，通常是“上层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并用。正好，在俄罗斯，“新资产阶级”、“新官僚”、“新权贵”也差不多是同等概念。这是因为，俄罗斯“新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旧官僚与新官僚的资产阶级化的过程。 “具有上层阶级背景和倾向”的党主要是“政权党”，也就是当前的“统一的俄罗斯”党。

　　(2)具有“中间阶级”背景和倾向的政党

　　在俄罗斯中间阶级尚比较弱小且其特征尚不够典型的情况下，相对来说，具有较多中间阶级色彩的政党应视为“亚博卢”。从社会支持率说，与其他政党相比较，它在“小康”人群中的支持者最多。

　　应当认为，俄罗斯的中间阶级不够强大，这个阶级也没有自己的强大的党。同时，还有一些中间阶级成员分散在其他政党中。

　　(3)具有“下层阶级”背景和倾向的政党

　　“下层阶级”中主要是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低收入层。“下层阶级”具有明显代表性的党是俄联邦共产党。

　　四 几点思考

　　其一，俄罗斯绵延十年的激烈的党派斗争及上层权力机构斗争正是社会结构内部冲突性的表现。1993年年末“左派”与“右派”的决定性较量之后俄共与激进改革势力能够长期分庭抗礼，几成均势，除意识形态延续性的要素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居民分层和分布的畸形状态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内部冲突性和动荡性。由不成功的经济改革的后果带来的大面积贫困是造成强大反对党(主要是俄共)的社会背景条件。居高不下的贫困阶层数量和比例是反对党获得强大社会支撑的社会结构原因。

　　其二，强大的“政权党”现象是俄罗斯社会结构传统延续性的表现。在俄罗斯更新了的社会结构中，只有商人和企业主阶层是新的结构要素。被称为“精英”的“上层阶级”中，其主体部分由苏联时期的旧官僚转化而来，因而与其说目前的“上层阶级”是新的结构要素，还不如说是旧结构要素的变体。这样就造成政治格局中“政权党”过于强大的现象。事实是，三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后两届均是“政权党”取胜。当然无可否认，近期的俄罗斯“政权党”的第二次“称雄”是俄罗斯精英阶层中健康要素滋长的反映。

　　其三，仅从社会结构与政治格局互动关系的角度预测，今后俄罗斯将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应是代表中间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政党。代表下层阶级利益的政党有可能逐渐失去其强大阵容。即使“政权党”在一个相当时期仍起重要作用，它亦应向中间阶级和下层阶级的政治意识靠拢。鉴于俄罗斯新的社会结构尚未完全真正形成，应认为其政党政治成熟发展阶段尚未到来，较大的政党分化组合仍将继续。

　　其四，俄罗斯真正的政局稳定有赖于新社会结构的真正合理化和健康化，而这一切均与俄罗斯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只有俄罗斯经济真正走向复苏与振兴，并在全球经济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它的中间阶级才能真正强大起来，下层阶级才能摆脱贫困，上层阶级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垄断才能被打破。